中外的不平等條約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為開端。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鴉片戰爭的失敗，是中國「第一個國恥」。南京條約就是這第一個國恥所造成的。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國際關係，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
    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可以說是「第一個時期」，天津條約又是這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這個時期，列強在中國開闢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為基點，設立各種的特權。他們最初開闢的通商口岸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就是所謂「五口通商」。他們取得的權利是他們的人民在領事裁判權之下，居住貿易，反客為主，並在協議關稅之下通商往來，漫無限制。其後英法等國，在他們各自企圖擴張商業勢力的地點，增開商埠，又利用滿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權。每一國在他和中國訂立的條約裡面設定一個新特權，其餘各國便援引「最惠國條款」的惡例，同享這個新特權所給予的利益。條約里明白規定的特權，又可以由他們在文字上的解釋，加以擴充，或由他們造成「既成事實」，強迫中國承認，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權。即如租界，在中外條約上本沒有什麼特權的明文規定，後來變成了喧賓奪主的怪象，卻是由領事裁判權擴充而發生出來的。
    何以說天津條約是這一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呢？南京條約訂立之後，列強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對中國通商，以廣州一口為最繁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經濟上思想上的影響，以兩廣為最深，民眾的反響，亦以兩廣為最烈。廣州的民眾，反抗開闢商埠，反抗外輪進口，情緒至為激昂。南京條約訂立後九年，為道光三十年（公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廣西的金田起事，由廣西發展到長江流域，幾至於顛覆滿清。正在這個時期，英法聯軍，襲擊廣州、攻略天津，進擾北平。清室昏憒，在聯軍強制之下，而訂立了這個天津條約。在此以前，清廷對外來的壓迫，一本其傳統的自大心理，藐視外國，以反抗洋人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這個時期，清廷在國內民族革命，與列強的壓迫之間，加以權量，乃漸趨媚外，於是與列強所訂的條約，多已含有自動讓與的作用在內。而漢族的士大夫對於列強的認識，於此也有重大的變遷。在此以前，他們對於列強抱有自大的心理，亦與清廷相同。到了此時，其大多數還在浮誇蒙昧之中，鄙視洋務，不值一顧。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槍炮輪船的厲害，漸懷戒懼之心，乃主張模仿西洋，盛倡「格致」。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就是此後清廷新政的先驅。然而所謂洋務，初不過設工廠來仿造西洋槍炮與交通的工具，設學校來教習西洋的語言文字。而通曉語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無整個計劃之製造輪船以至修海防，築鐵路，亦不過震於西洋之「船堅炮利」，並非為全部國防計劃與國民經濟打算。但是他們所籌的新政經費，多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窮奢極侈之私慾。所有官員亦相率視新政為肥缺，舞弊營私，以圖自飽，「海軍衙門」在實際上忙於頤和園的內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掛名分肥的處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戰，竟至一敗塗地。於是李鴻章奉命親赴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加重了一個國恥。二百餘年來滿清上下積累而成的衰風敝習，遂暴露於天下。而日本軍閥對中國的蔑視，對亞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之後的各約共為一期，英法聯軍之後的各約又為一期。前一期的各約，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謂虎門條約，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條約，咸豐元年中俄塔爾巴哈台通商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取得各種的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子）純粹外國人案件，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丑）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由外國領事館先行調處，調處不成，則由中國地方官與外國領事官「會同審理」，公平訊斷。
    （寅）中國與外國人之間的刑事案件，中國人由中國地方官按中國法律審斷，外國人由其各本國領事官按其各本國法律審斷。
    列強既在中國設定領事裁判權，則中國的司法權為之破壞，國家主權亦因而毀損；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之間，交易往來，更不復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國計民生兩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擊。
    乙、關稅協議權
    （子）進出口之外國貨物，除茶葉木材金屬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餘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國商船進口，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征船鈔五錢，百五十噸以下者每噸一錢。
    自關稅協議之後，中國的經濟財政權於有形無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計為之凋敝，而國家的命脈亦因而斷絕了。
    後一期的不平等條約，重要的有咸豐八年（公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咸豐十年中俄續約，咸豐十一年中德天津條約，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條約，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條約，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條約，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條約，同治五年中義北京條約，同治八年中奧北京條約，同治十三年中秘華盛頓條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煙臺條約，光緒六年中美條約。光緒七年中巴天津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增闢了沿海沿江多數的商埠，並增取各種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列強在這些條約裡面，除重申前述之領事裁判權各點之外，更確定下面兩種特權：
    （子）觀審權
    南京條約以後各約所謂「會同審訊」的一句話，原由於滿清官員翻譯約文的誤譯。到了天津條約訂立之時，列強即憑此誤譯，確定其觀審權：凡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案件，外國使領官派員觀審。
    （丑）會審權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與英美領事議定「洋涇設官會審章程」。自此以後，不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民刑案件由「會審公廨」會審，即租界內純粹中國人之間的民刑案件亦歸「會審公廨」會審，以後各國紛紛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漢口「洋務公所」，哈爾濱「鐵路交涉總局」，鼓浪嶼「會審公堂」，都是這樣的畸形的機關。自列強駐在中國的領事官員取得了觀審會審特權，於是外人不獨消極的迴避中國的法律的管轄，亦且積極的干涉中國的司法；不獨消極的不受中國法院的審判，且積極的審判中國的人民了。
    乙、租界
    在這個時期，各地的租界先後劃定。除上海公共租界於道光二十五年劃定，上海法租界於道光二十九年劃定外，如光緒八年劃定營口英國租界，咸豐十一年劃定漢口英國租界，九江英國租界，鎮江英國租界，廈門英國租界，廣州沙面英國租界和法國租界，同治五年劃定煙臺公共租界。
    領事裁判權本來是對人的，不是對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後，外國的領事裁判權乃適用於其所劃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國領土之內，設立了多數的國家。
    丙、軍艦行駛停泊權
    外國軍艦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口岸，以前的條約原無明文，然而強曲解條約文字，已有行駛停泊的事實。天津條約以後的條約則有定為明文。
    自外國軍艦自由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之後，中國不復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無不在帝國主義者「炮艦政策」之下了。
    丁、海關稅務管理權
    天津條約之前，上海海關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實。天津條約以明文規定中國海關得邀請英人幫辦稅務，由此中國海關以英人為總稅務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布「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許總稅務司募用外國人，於是各口的稅務司都用外國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們中國的海關，不獨稅率受列強的支配，即稅款亦受他們的支配；不獨進口的外貨受其庇護，即出口的國貨亦受其檢查和限制了。
    戊、協議關稅權
    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重訂中國的關稅制，其要點如左：
    （子）修改稅率，實行值百抽五。
    （丑）規定子口稅為正稅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減船鈔為每噸四錢。
    （卯）定十年修約一次。
    此次修約的用意，在使外貨進口的關稅，依照實價徵收，貨價跌落，則稅價亦相隨減少，而子口稅的規定，更使外貨在中國各埠之間，可以自由轉口，而不致加重負擔。總之，中外不平等條約關於關稅的規定，每有一次修改，則其對外貨的保護，即必更加一層嚴密！
    己、沿海貿易權、內河航行權
    南京條約以後之各約所開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強的輪船有沿我國海岸航行的事實，而未明訂於條約。至天津條約訂立的時期，條約上面始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增開長江一帶各口，於是列強更取得內河航行權。
    列強在中國既有沿海貿易權，及內河航行權，不獨外貨可以遍銷中國各地，並且中國航業的經營權，亦落在外人手裡；不獨外貨由外輪運輸各地，即國貨亦倚賴外輪為我運輸了。
    自光緒二十年甲午之戰（公曆一八九四年）至八國聯軍，為中國國際關係「第二個時期」。列強乘日寇欺我之餘，競取中國的領土為租借地，畫分勢力範圍，或修蓋兵營，或建築軍港，或取得鐵路建築權，或取得礦山開採權。琉球、香港、台灣、澎湖、安南、緬甸、朝鮮淪亡的慘劇，尚在眼前；領土全部瓜分的大禍，復迫於眉睫。於此雪恥圖強的運動，奮起於中國國民之間。在此時期，士大夫亦漸知中國之所以衰敝，不單由槍炮輪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政治的積習腐敗，而君主專制又為政治積弊的本源。要怎樣才可以改革政治？見到這一個問題 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國父順應時代與民族的要求，主張革命，乃組織興中會於檀香山，招集同志，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積極進行革命。其它各黨各派都見不及此。即如康有為就維護君權的地位，組織「保皇黨」，主張立憲，造成光緒二十四年之「戊戍政變」。戊戍政變的失敗，更激起清廷的反動。以滿洲皇族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諱談洋務，排斥新政。其愚昧頑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強的武器，提倡愚民惑眾的所謂「義和團」，以招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公曆一九○○年）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和約（公曆一九○一年）的國恥。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之中，中日馬關條約，實為改變中日過去平等關係為不平等關係的樞紐。這個時期的特點，則為滿清與列強之間的各租借地的租約，各鐵路借款合同，列強單獨發表有關於「勢力範圍」的宣言，以及列強彼此之間訂立有關「勢力範圍」的條約。今舉其要目如左：
    甲、勢力範圍、租借地、鐵路建築權、鐵路附屬地、礦山開採權
    （子）英國
    在甲午之前，列強已有在中國領土上劃分勢力範圍的先例。英國於割取香港之後，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還舟山條約，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的字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緬界務及商務專約亦明定清廷「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甲午之後，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威海衛租借條約劃威海衛為英國租借地，九龍租借條約劃九龍為英國租借地。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長江流域為英國建築鐵路範圍。這時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丑）法國
    法國占據越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光緒二十四年又取得「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在這個時候，他先後取得延長龍州鐵路，建築滇越鐵路及開採兩廣雲南礦山之權。光緒二十五年，他又與清廷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劃廣州灣為其租借地。
    （寅）德國
    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膠澳條約，劃膠州灣為德國租借地，並允德國建築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的礦產。
    （卯）帝俄
    帝俄於光緒二十二年與清廷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合同與東三省鐵路合同，劃東三省為其勢力範圍。復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旅大租借條約，租借旅順大連灣，並以續約取得旅大一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分長城以北，為帝俄建築鐵路範圍。
    （辰）日本
    日寇於占領我澎湖台灣以後，於光緒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讓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帶與他國」的保證。
    列強劃分中國各地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亦即為瓜分中國的準備。瓜分的慘劇，雖未實現，而路礦工商等權已經被列強分割淨盡了。
    乙、租界
    這個時期續劃的租界，光緒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國租界，漢口德國租界，光緒二十二年有漢口俄國租界，漢口法國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三年有蘇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漢口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五年有廈門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國軍隊駐紮權
    在這個時期，帝俄在中東鐵路一帶強制駐紮所謂「中東鐵路隊」。
    從此以後，列強在中國就有了駐兵權。
    丁、郵政洋員任用權及外國郵局
    法國於光緒二十四年強迫清廷在郵局內任用洋員，而列強復各在中國自設郵局。從此以後，中國的通訊，就受了列強的控制。
    戊、設廠製造權
    日寇在馬關條約裡面，規定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繳納所訂進口稅」。其在中國各口所設工廠出品，依進口貨減免各項稅捐。其它各國援用「最惠國條款」，就都享有這個特權了。
    中國的國際關係至辛丑和約遂入於「第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作平行的競爭；在「第二個時期」，他們由平行轉入對峙，英日同盟與俄法同盟就是國際對峙的產物。八國聯軍之役，國際對峙的形勢，更盤旋於門戶開放與共同瓜分的兩種政策之間，而門戶開放政策，首倡者為美國，而英國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遼東半島的退讓。而帝俄在東北亦繼續其獨占的企圖。於是光緒三十年（公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國領土之內的東三省鏖戰以劃分其勢力範圍的國恥。而日寇亦從此遂樹立他的大陸政策的初基，以為今日為禍於亞洲和世界的起點。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如辛丑和約，光緒二十八年中英馬凱條約，光緒二十九年中美商約，中日行船續約，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光緒三十四年中國瑞典條約，均增設特權。其要目如左：
    甲、使館界
    辛丑和約規定，在當時的首都北京，劃定各國使館境界，由各使館共同管理和防守，這就是「東交民巷使館界」。在界內，有外國兵常川駐守，有特設的警察常川戒備，儼然成了「國家之內的國家」。
    乙、外國軍隊駐紮權
    依辛丑和約，除使館界由外國軍隊駐紮外，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亦駐紮外國軍隊，來保護他們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線。並撤除我國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帶炮台，剝奪中國建設海防的權利。
    丙、日本的「勢力範圍」
    日俄之戰以後，日寇占據旅順大連和中東路的南部及其支線。清廷以所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承認這種事實，致東三省南部所謂「遼東半島」，乃成為日寇的「勢力範圍」，而旅順大連亦成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這個時期增闢的租界，光緒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國租界，天津比國租界，重慶日本租界，光緒廿八年有天津義國租界，鼓浪嶼公共租界，光緒二十九年有天津奧國租界。
    戊、海關稅務管理權光緒卅三年，日寇取得大連海關稅務司的管理權。
    己、關稅協議權
    辛丑和約與馬凱條約對於關稅制度有所變更，其重要的項目是：
    （子）將進口貨從價稅實行值百抽五，併兼用從量稅。
    （丑）各口岸之常關收入，由海關管理。
    （寅）規定裁厘加稅的辦法，即厘金裁撤後，進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這些規定，仍以減免外貨對中國政府應繳的稅厘為宗旨。辛丑和約既榨取中國巨額的賠款，中國要付賠款，自必加重稅捐，然而外貨則享有減免稅厘的特權，因此賠款的負擔，皆加於國貨之上。從此國貨更無法與外貨競爭於中國境土以內了。
    庚、關稅的支配權、關余的保管權
    關稅為庚子賠款的抵押，故關稅由外人充任的總稅務司支配，即每年關稅攤還庚款之外的餘款，亦存入外國銀行，而由其管理。從此以後，不獨中國經濟的精華，為帝國主義者所吸收，即帝國主義者的餕餘，亦為其所並蓄兼收，點滴無餘了。
    辛、整理內河及使用外國引水人建造燈塔浮標等項之權
    辛丑和約以北河（即由大沽進口之河）黃浦（即由吳淞進口之內）兩內河的修浚權，給與外國，並將通商各口使用外國引水人，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之權，給與外國。從此以後，中國重要的海港及內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實情，險要的真相，皆為帝國主義者所熟知，亦且為其所控制，還說什麼海防呢？
    在此時期，初則辛丑條約，賠款議和，清廷之威信固從此掃地，而人民的生計亦從此日蹙一日。中國在此險惡的瓜分潮流之中，雖因列強國際政策的轉變，徼幸於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懼外的心理，已達於極點，且因之進而發展其媚外的心理。繼則日俄之戰，日本竟勝帝俄，實予中國朝野以深切的影響。清廷既感於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強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於是廢科舉，立學堂，練新軍，設兵工廠，開造幣廠，修造船廠，並進而準備頒憲法，開國會，以粉飾其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屈辱，而欺騙國民。國民看了國家外患如此迫切，滿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憒無能，所謂立憲運動實際所得者不過清廷欺民的誥諭。於是國父所倡導的革命主義，纔在矇昧無知的無民族思想之社會中植其根柢。君主立憲派與保皇黨的信念日墜，革命排滿的怒潮日益趨於澎湃。舉凡清廷所設施的新政，學堂則為革命思想傳播之處，新軍乃為革命運動發源之地。一般國民對於國父的革命主張，更加強信仰。國內的實際行動，以會黨為首；海外的聲援，以僑胞為主。內外情勢的激盪至此，革命風潮遂不可遏制。但因為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寧贈朋友，不給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國民認識帝國主義與專制政治兩重的壓迫，已融會為一體，而民有與民治的要求，事實證明其決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圖強，倒滿即所以雪恥。中經我國父所創造的同盟會諸先烈提義兵，舉義旗，灑熱血，擲頭顱，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從此革命的目標，愈益鮮明，國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於是辛亥年（公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之後，全國響應，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其間外患內憂，相因迭乘，經過的波折雖多，而歷史的教訓惟有一個：非國民奮發不足以雪恥圖強，非國民革命不足以適應民心，齊一民志，以從事於雪恥圖強的工作。自太平天國舉義以來九十三年的歷史證明：惟有我們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為我民族復興的惟一正確的路線。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戰建國，皆依此路線，不徘徊，不退轉，勇往邁進，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中外的不平等條約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為開端。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鴉片戰爭的失敗，是中國「第一個國恥」。南京條約就是這第一個國恥所造成的。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國際關係，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
    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可以說是「第一個時期」，天津條約又是這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這個時期，列強在中國開闢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為基點，設立各種的特權。他們最初開闢的通商口岸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就是所謂「五口通商」。他們取得的權利是他們的人民在領事裁判權之下，居住貿易，反客為主，並在協議關稅之下通商往來，漫無限制。其後英法等國，在他們各自企圖擴張商業勢力的地點，增開商埠，又利用滿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權。每一國在他和中國訂立的條約裡面設定一個新特權，其餘各國便援引「最惠國條款」的惡例，同享這個新特權所給予的利益。條約里明白規定的特權，又可以由他們在文字上的解釋，加以擴充，或由他們造成「既成事實」，強迫中國承認，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權。即如租界，在中外條約上本沒有什麼特權的明文規定，後來變成了喧賓奪主的怪象，卻是由領事裁判權擴充而發生出來的。
    何以說天津條約是這一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呢？南京條約訂立之後，列強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對中國通商，以廣州一口為最繁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經濟上思想上的影響，以兩廣為最深，民眾的反響，亦以兩廣為最烈。廣州的民眾，反抗開闢商埠，反抗外輪進口，情緒至為激昂。南京條約訂立後九年，為道光三十年（公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廣西的金田起事，由廣西發展到長江流域，幾至於顛覆滿清。正在這個時期，英法聯軍，襲擊廣州、攻略天津，進擾北平。清室昏憒，在聯軍強制之下，而訂立了這個天津條約。在此以前，清廷對外來的壓迫，一本其傳統的自大心理，藐視外國，以反抗洋人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這個時期，清廷在國內民族革命，與列強的壓迫之間，加以權量，乃漸趨媚外，於是與列強所訂的條約，多已含有自動讓與的作用在內。而漢族的士大夫對於列強的認識，於此也有重大的變遷。在此以前，他們對於列強抱有自大的心理，亦與清廷相同。到了此時，其大多數還在浮誇蒙昧之中，鄙視洋務，不值一顧。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槍炮輪船的厲害，漸懷戒懼之心，乃主張模仿西洋，盛倡「格致」。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就是此後清廷新政的先驅。然而所謂洋務，初不過設工廠來仿造西洋槍炮與交通的工具，設學校來教習西洋的語言文字。而通曉語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無整個計劃之製造輪船以至修海防，築鐵路，亦不過震於西洋之「船堅炮利」，並非為全部國防計劃與國民經濟打算。但是他們所籌的新政經費，多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窮奢極侈之私慾。所有官員亦相率視新政為肥缺，舞弊營私，以圖自飽，「海軍衙門」在實際上忙於頤和園的內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掛名分肥的處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戰，竟至一敗塗地。於是李鴻章奉命親赴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加重了一個國恥。二百餘年來滿清上下積累而成的衰風敝習，遂暴露於天下。而日本軍閥對中國的蔑視，對亞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之後的各約共為一期，英法聯軍之後的各約又為一期。前一期的各約，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謂虎門條約，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條約，咸豐元年中俄塔爾巴哈台通商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取得各種的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子）純粹外國人案件，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丑）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由外國領事館先行調處，調處不成，則由中國地方官與外國領事官「會同審理」，公平訊斷。
    （寅）中國與外國人之間的刑事案件，中國人由中國地方官按中國法律審斷，外國人由其各本國領事官按其各本國法律審斷。
    列強既在中國設定領事裁判權，則中國的司法權為之破壞，國家主權亦因而毀損；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之間，交易往來，更不復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國計民生兩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擊。
    乙、關稅協議權
    （子）進出口之外國貨物，除茶葉木材金屬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餘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國商船進口，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征船鈔五錢，百五十噸以下者每噸一錢。
    自關稅協議之後，中國的經濟財政權於有形無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計為之凋敝，而國家的命脈亦因而斷絕了。
    後一期的不平等條約，重要的有咸豐八年（公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咸豐十年中俄續約，咸豐十一年中德天津條約，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條約，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條約，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條約，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條約，同治五年中義北京條約，同治八年中奧北京條約，同治十三年中秘華盛頓條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煙臺條約，光緒六年中美條約。光緒七年中巴天津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增闢了沿海沿江多數的商埠，並增取各種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列強在這些條約裡面，除重申前述之領事裁判權各點之外，更確定下面兩種特權：
    （子）觀審權
    南京條約以後各約所謂「會同審訊」的一句話，原由於滿清官員翻譯約文的誤譯。到了天津條約訂立之時，列強即憑此誤譯，確定其觀審權：凡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案件，外國使領官派員觀審。
    （丑）會審權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與英美領事議定「洋涇設官會審章程」。自此以後，不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民刑案件由「會審公廨」會審，即租界內純粹中國人之間的民刑案件亦歸「會審公廨」會審，以後各國紛紛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漢口「洋務公所」，哈爾濱「鐵路交涉總局」，鼓浪嶼「會審公堂」，都是這樣的畸形的機關。自列強駐在中國的領事官員取得了觀審會審特權，於是外人不獨消極的迴避中國的法律的管轄，亦且積極的干涉中國的司法；不獨消極的不受中國法院的審判，且積極的審判中國的人民了。
    乙、租界
    在這個時期，各地的租界先後劃定。除上海公共租界於道光二十五年劃定，上海法租界於道光二十九年劃定外，如光緒八年劃定營口英國租界，咸豐十一年劃定漢口英國租界，九江英國租界，鎮江英國租界，廈門英國租界，廣州沙面英國租界和法國租界，同治五年劃定煙臺公共租界。
    領事裁判權本來是對人的，不是對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後，外國的領事裁判權乃適用於其所劃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國領土之內，設立了多數的國家。
    丙、軍艦行駛停泊權
    外國軍艦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口岸，以前的條約原無明文，然而強曲解條約文字，已有行駛停泊的事實。天津條約以後的條約則有定為明文。
    自外國軍艦自由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之後，中國不復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無不在帝國主義者「炮艦政策」之下了。
    丁、海關稅務管理權
    天津條約之前，上海海關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實。天津條約以明文規定中國海關得邀請英人幫辦稅務，由此中國海關以英人為總稅務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布「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許總稅務司募用外國人，於是各口的稅務司都用外國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們中國的海關，不獨稅率受列強的支配，即稅款亦受他們的支配；不獨進口的外貨受其庇護，即出口的國貨亦受其檢查和限制了。
    戊、協議關稅權
    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重訂中國的關稅制，其要點如左：
    （子）修改稅率，實行值百抽五。
    （丑）規定子口稅為正稅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減船鈔為每噸四錢。
    （卯）定十年修約一次。
    此次修約的用意，在使外貨進口的關稅，依照實價徵收，貨價跌落，則稅價亦相隨減少，而子口稅的規定，更使外貨在中國各埠之間，可以自由轉口，而不致加重負擔。總之，中外不平等條約關於關稅的規定，每有一次修改，則其對外貨的保護，即必更加一層嚴密！
    己、沿海貿易權、內河航行權
    南京條約以後之各約所開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強的輪船有沿我國海岸航行的事實，而未明訂於條約。至天津條約訂立的時期，條約上面始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增開長江一帶各口，於是列強更取得內河航行權。
    列強在中國既有沿海貿易權，及內河航行權，不獨外貨可以遍銷中國各地，並且中國航業的經營權，亦落在外人手裡；不獨外貨由外輪運輸各地，即國貨亦倚賴外輪為我運輸了。
    自光緒二十年甲午之戰（公曆一八九四年）至八國聯軍，為中國國際關係「第二個時期」。列強乘日寇欺我之餘，競取中國的領土為租借地，畫分勢力範圍，或修蓋兵營，或建築軍港，或取得鐵路建築權，或取得礦山開採權。琉球、香港、台灣、澎湖、安南、緬甸、朝鮮淪亡的慘劇，尚在眼前；領土全部瓜分的大禍，復迫於眉睫。於此雪恥圖強的運動，奮起於中國國民之間。在此時期，士大夫亦漸知中國之所以衰敝，不單由槍炮輪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政治的積習腐敗，而君主專制又為政治積弊的本源。要怎樣才可以改革政治？見到這一個問題 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國父順應時代與民族的要求，主張革命，乃組織興中會於檀香山，招集同志，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積極進行革命。其它各黨各派都見不及此。即如康有為就維護君權的地位，組織「保皇黨」，主張立憲，造成光緒二十四年之「戊戍政變」。戊戍政變的失敗，更激起清廷的反動。以滿洲皇族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諱談洋務，排斥新政。其愚昧頑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強的武器，提倡愚民惑眾的所謂「義和團」，以招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公曆一九○○年）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和約（公曆一九○一年）的國恥。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之中，中日馬關條約，實為改變中日過去平等關係為不平等關係的樞紐。這個時期的特點，則為滿清與列強之間的各租借地的租約，各鐵路借款合同，列強單獨發表有關於「勢力範圍」的宣言，以及列強彼此之間訂立有關「勢力範圍」的條約。今舉其要目如左：
    甲、勢力範圍、租借地、鐵路建築權、鐵路附屬地、礦山開採權
    （子）英國
    在甲午之前，列強已有在中國領土上劃分勢力範圍的先例。英國於割取香港之後，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還舟山條約，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的字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緬界務及商務專約亦明定清廷「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甲午之後，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威海衛租借條約劃威海衛為英國租借地，九龍租借條約劃九龍為英國租借地。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長江流域為英國建築鐵路範圍。這時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丑）法國
    法國占據越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光緒二十四年又取得「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在這個時候，他先後取得延長龍州鐵路，建築滇越鐵路及開採兩廣雲南礦山之權。光緒二十五年，他又與清廷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劃廣州灣為其租借地。
    （寅）德國
    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膠澳條約，劃膠州灣為德國租借地，並允德國建築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的礦產。
    （卯）帝俄
    帝俄於光緒二十二年與清廷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合同與東三省鐵路合同，劃東三省為其勢力範圍。復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旅大租借條約，租借旅順大連灣，並以續約取得旅大一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分長城以北，為帝俄建築鐵路範圍。
    （辰）日本
    日寇於占領我澎湖台灣以後，於光緒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讓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帶與他國」的保證。
    列強劃分中國各地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亦即為瓜分中國的準備。瓜分的慘劇，雖未實現，而路礦工商等權已經被列強分割淨盡了。
    乙、租界
    這個時期續劃的租界，光緒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國租界，漢口德國租界，光緒二十二年有漢口俄國租界，漢口法國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三年有蘇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漢口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五年有廈門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國軍隊駐紮權
    在這個時期，帝俄在中東鐵路一帶強制駐紮所謂「中東鐵路隊」。
    從此以後，列強在中國就有了駐兵權。
    丁、郵政洋員任用權及外國郵局
    法國於光緒二十四年強迫清廷在郵局內任用洋員，而列強復各在中國自設郵局。從此以後，中國的通訊，就受了列強的控制。
    戊、設廠製造權
    日寇在馬關條約裡面，規定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繳納所訂進口稅」。其在中國各口所設工廠出品，依進口貨減免各項稅捐。其它各國援用「最惠國條款」，就都享有這個特權了。
    中國的國際關係至辛丑和約遂入於「第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作平行的競爭；在「第二個時期」，他們由平行轉入對峙，英日同盟與俄法同盟就是國際對峙的產物。八國聯軍之役，國際對峙的形勢，更盤旋於門戶開放與共同瓜分的兩種政策之間，而門戶開放政策，首倡者為美國，而英國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遼東半島的退讓。而帝俄在東北亦繼續其獨占的企圖。於是光緒三十年（公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國領土之內的東三省鏖戰以劃分其勢力範圍的國恥。而日寇亦從此遂樹立他的大陸政策的初基，以為今日為禍於亞洲和世界的起點。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如辛丑和約，光緒二十八年中英馬凱條約，光緒二十九年中美商約，中日行船續約，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光緒三十四年中國瑞典條約，均增設特權。其要目如左：
    甲、使館界
    辛丑和約規定，在當時的首都北京，劃定各國使館境界，由各使館共同管理和防守，這就是「東交民巷使館界」。在界內，有外國兵常川駐守，有特設的警察常川戒備，儼然成了「國家之內的國家」。
    乙、外國軍隊駐紮權
    依辛丑和約，除使館界由外國軍隊駐紮外，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亦駐紮外國軍隊，來保護他們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線。並撤除我國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帶炮台，剝奪中國建設海防的權利。
    丙、日本的「勢力範圍」
    日俄之戰以後，日寇占據旅順大連和中東路的南部及其支線。清廷以所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承認這種事實，致東三省南部所謂「遼東半島」，乃成為日寇的「勢力範圍」，而旅順大連亦成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這個時期增闢的租界，光緒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國租界，天津比國租界，重慶日本租界，光緒廿八年有天津義國租界，鼓浪嶼公共租界，光緒二十九年有天津奧國租界。
    戊、海關稅務管理權光緒卅三年，日寇取得大連海關稅務司的管理權。
    己、關稅協議權
    辛丑和約與馬凱條約對於關稅制度有所變更，其重要的項目是：
    （子）將進口貨從價稅實行值百抽五，併兼用從量稅。
    （丑）各口岸之常關收入，由海關管理。
    （寅）規定裁厘加稅的辦法，即厘金裁撤後，進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這些規定，仍以減免外貨對中國政府應繳的稅厘為宗旨。辛丑和約既榨取中國巨額的賠款，中國要付賠款，自必加重稅捐，然而外貨則享有減免稅厘的特權，因此賠款的負擔，皆加於國貨之上。從此國貨更無法與外貨競爭於中國境土以內了。
    庚、關稅的支配權、關余的保管權
    關稅為庚子賠款的抵押，故關稅由外人充任的總稅務司支配，即每年關稅攤還庚款之外的餘款，亦存入外國銀行，而由其管理。從此以後，不獨中國經濟的精華，為帝國主義者所吸收，即帝國主義者的餕餘，亦為其所並蓄兼收，點滴無餘了。
    辛、整理內河及使用外國引水人建造燈塔浮標等項之權
    辛丑和約以北河（即由大沽進口之河）黃浦（即由吳淞進口之內）兩內河的修浚權，給與外國，並將通商各口使用外國引水人，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之權，給與外國。從此以後，中國重要的海港及內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實情，險要的真相，皆為帝國主義者所熟知，亦且為其所控制，還說什麼海防呢？
    在此時期，初則辛丑條約，賠款議和，清廷之威信固從此掃地，而人民的生計亦從此日蹙一日。中國在此險惡的瓜分潮流之中，雖因列強國際政策的轉變，徼幸於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懼外的心理，已達於極點，且因之進而發展其媚外的心理。繼則日俄之戰，日本竟勝帝俄，實予中國朝野以深切的影響。清廷既感於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強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於是廢科舉，立學堂，練新軍，設兵工廠，開造幣廠，修造船廠，並進而準備頒憲法，開國會，以粉飾其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屈辱，而欺騙國民。國民看了國家外患如此迫切，滿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憒無能，所謂立憲運動實際所得者不過清廷欺民的誥諭。於是國父所倡導的革命主義，纔在矇昧無知的無民族思想之社會中植其根柢。君主立憲派與保皇黨的信念日墜，革命排滿的怒潮日益趨於澎湃。舉凡清廷所設施的新政，學堂則為革命思想傳播之處，新軍乃為革命運動發源之地。一般國民對於國父的革命主張，更加強信仰。國內的實際行動，以會黨為首；海外的聲援，以僑胞為主。內外情勢的激盪至此，革命風潮遂不可遏制。但因為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寧贈朋友，不給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國民認識帝國主義與專制政治兩重的壓迫，已融會為一體，而民有與民治的要求，事實證明其決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圖強，倒滿即所以雪恥。中經我國父所創造的同盟會諸先烈提義兵，舉義旗，灑熱血，擲頭顱，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從此革命的目標，愈益鮮明，國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於是辛亥年（公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之後，全國響應，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其間外患內憂，相因迭乘，經過的波折雖多，而歷史的教訓惟有一個：非國民奮發不足以雪恥圖強，非國民革命不足以適應民心，齊一民志，以從事於雪恥圖強的工作。自太平天國舉義以來九十三年的歷史證明：惟有我們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為我民族復興的惟一正確的路線。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戰建國，皆依此路線，不徘徊，不退轉，勇往邁進，不達目的決不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