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市场经济全球化史话》内容提要 作者：邓海桐


第九章 跨国公司


第一节 AIG 美国国际集团 (序号090102）

2008年9月15日，跟所有股市崩盘一样，崩盘都选在星期一。上帝创造万物的第一天，也创造了股市崩盘。早上9：30，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国纽约股市和上市的3个公司：美林证劵，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和AIG 美国国际集团。这三个公司正面临破产。尤其是AIG 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从年初的68美元一股已经掉到了12美元一股。资金周转出现严重问题。它跟其他两个有问题的投资银行不同，它是一个实业金融公司，业务包括了金融业的所有方面，生意做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保险公司。如果它垮了的话，全世界的金融业都得勒紧裤腰带，今后两年大家都不用想有好日子过。

股市一开盘，股价一下子就跌到了4.5美元一股。AIG 美国国际集团在拼命挣扎，拼命喊“救命”。旁边的高盛投资银行听到了，实在不忍心，就要过去拉一把；便问，“怎么救？”

AIG 美国国际集团说，“大哥，我有的是财产，您是知道的，就是今天缺现钱，能不能先借点现钱给我，就算我借来救命的‘搭桥贷款’，赶明儿，我把物业卖了拿钱还您。”

高盛说，“您老哥，财大气粗，华尔街谁不知道呀！没问题，你要借多少？”

AIG 美国国际集团说，“不多，我只要400亿美元。”

高盛说，“我这有200亿美元，您先拿去用，另外200亿，咱们一块想办法。”

高盛刚要掏钱给AIG 美国国际集团，美国国际集团另外想办法的那哥们发话了，“如果能再借给我们750亿美元，我们就有救了。”高盛一听，心想：“今天美联储为救市投放的总现金量才是700亿美元；得了，我这200个亿也别借了，看来你老哥是个无底洞呀!”

以这样的方式借钱，美国国际集团真的丧失了信誉。这个世界保险业的龙头老大，那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呀？

1919年，正当中国人共和意识开始传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开始兴起，“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个叫斯达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 1892-1968）的美国加州人来到了中国，在上海开了一家保险公司，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人和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公司名叫“美国亚洲保险承托公司”。

像当今于世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斯达尔出身微寒，2岁时在一家木材公司做铁道运输工作的父亲去世，母亲在他们家乡的小镇上开一家卖酒的小店铺养活着他们一家4口。店铺的顾客主要是伐木工人。12岁，斯达尔就开始打工帮补家里的日常开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卷雪茄烟，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俱乐部里扫地，第三份工作是在教堂里当清洁工。斯达尔性子比较急，做事勤快，好像总有很多事催着要做那样子。

他没有大学文凭。据他自己说，1910年曾经注册就读于加州伯克莱大学法律系，靠在餐馆打工交的学费，读了一年就放弃了，说是花不起4年的时间为搞一个文凭。1914年在旧金山业余时间跟一个律师学法律，学了几个月便去考加州的律师执照，以最高分夺榜，取得了在美国联邦和加州法庭执业的资格。

取得了律师资格的他，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开了个小店卖冰琪琳和汽水。汽水是自动售货。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首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达尔的生意头脑：专做冷门独家生意。不久，他就把店给卖了，卖得1000美元。

把店卖了以后，他改行做了房地产保险，虽然是帮别人打工，但这一段的打工经历使他受益终生，他学会了保险业务。业余时间，他客串他们家乡的小报做一名编辑，文笔生动活泼，很受父老乡亲们欢迎。

后来他在旧金山开了一家推销汽车保险的经纪行。

1918年他应征入伍，入伍前他把汽车保险经纪行给卖了。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尾声。他没有被派到欧洲战场，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在部队里，他被派出去搞后勤，主要是洗衣服。这一没出息的工作也充分体现了他企业家的天才。他搞了一辆车，把部队的脏衣服拉出去承包给营房外的洗衣店洗。这样每个月为部队省下了400美金。很快，他以少尉军阶复员。
一复员，他立马乘船去了日本的横滨，在一家船务公司当了一名小职员。他的日本老板老支他做这支他做那的，他很烦便辞职跑到了中国上海，据他说在上海上岸的时候身上只带了300日元。在日本公司的一段受气的经历，时间虽短，但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他说他从此死活要自己当老板；第二，当老板一定要对手下的员工客客气气，给员工有当老板的感觉。后来他给他们公司的员工发股票，连公司里餐厅的打杂也发，让员工共享公司的成功。

当年的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帝国主义租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和“治外法权”一样臭名昭著。租界是大英帝国殖民的第三种模式。如前文所述，第一种是殖民者自己管理自己的美国模式，第二种是殖民者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印度模式，第三种是河水不犯井水的租界模式。殖民者在一个软弱无能的国度，圈起一块肥沃的港口土地是为租界。租界上行使殖民者的语言，道德，价值观和法律，被殖民国的政府却不得干预。它通过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人民，也强加给了上海。

斯达尔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如鱼得水。他善于交朋友，从不夸夸其谈，多数场合沉默寡言，寡言数语却能向任何人推销任何产品。来上海不久，他攀上了法兰克雷范。雷范是当时英租界的房地产大亨，1904年来到上海，10年后就暴发到了7000万。雷范把他旗下的保险业务交给斯达尔管理。但很快，斯达尔便自己开了一家自己的小保险经销公司，请雷范当公司的董事。就是那家名叫“美国亚洲保险承托”的公司。公司地址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界的那座楼的8楼。租了两个房间，雇了两个员工。那一年是1919年，斯达尔27岁。

斯达尔做的是“再保险”（Reinsurance）业务。他的公司作为第一承保人向客户下保单并收取客户的保险费。然后，他回纽约找一拨大的保险公司再承保他公司揽下来的保单，并把保险费按风险承担比例让渡给那些大公司。有钱大家一块赚，有风险大家一块承担。这是保险行业一种常规的业务，如何和上家公司分摊风险分享收成是精算师的事。当时美国的大保险公司都是唯英国公司马首是瞻，只再承保英国揽回来的客户的保单。斯达尔告诉他们，远东的生意跟斯达尔的公司一块做更有赚头。的确，斯达尔开展的业务有很多英国公司不敢做。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若是一家中国人的公司经营亏本了，过年之前中国公司老板自己放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报保险公司说是火灾损失，要保险公司赔。“自己纵火”在解放前上海香港这些地方特别常见。英国的保险公司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社会，不知里面的猫腻就赔了。斯达尔的公司雇的多是中国人，派中国雇员去调查事故原因，查明是客户自己纵火的，就不赔了。

在异国他乡开展生意的确不易。特别是在租界以外的纯中国人的社会里做保险生意。公司有一个职员C.J.史密斯回忆当年在中国做生意，说是就像跟黑社会打交道差不多：

“斯达尔跟我俩老出差。到了那些小城镇住在脏不拉羁的小旅馆。城市的地图也是自己画的。到处都听说黑社会专门绑架外国人的事。我们随身带一把枪，我们约好了，被绑架了的话，死了算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那年，我出差去苏州，写信回来告诉斯达尔，这鬼地方什么都不保险，自己都保不了，就别保别人了。斯达尔回信让我钉在那里，生意会有的。结果还真让他说对了，我卖了几份保单，生意也赚了钱。”

“公司的第一个分行开在杭州。当年的杭州被称为远东的芝加哥，可从上海去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车开不通，只好坐船。船要开三天半才到。”

“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干，到处开分号，几年下来，在中国开了14家分公司。之后，开到香港，菲律宾，曼谷和西贡。”

一个世纪以后，斯达尔的公司改名叫美国国际集团，它并购了大多数再保险生意的上家-那些曾经支持过它的大保险公司。2007年拥有资产2265亿美元，营业额916亿美元，纯利115亿美元，拥有10万员工，成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今天公司在中国的上海，苏州和杭州等7个城市有分公司，2006年在中国的营业额为15亿美元。

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网罗人才。如何识马用人是公司成败的关键。

斯达尔在上海草创初期主要依靠两类人，一类是当地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当时流浪在上海的白俄；而在公司大规模发展的时候，斯达尔依靠的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精英。

中国人听话这是举世闻名的。因此，举世认为中国人做买办是最好不过的了。“买办”最早的时候是葡萄牙人对中国人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称呼。英语借用过去叫“Compradore”。而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我们怎么才能不再当买办？”当买办没有什么不好，当买办也能混饭吃，也能赚大钱，加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但总不能当今于世混的好的中国人都是当买办混出来的，对吧？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活法，让别人帮我们做买办？

AIG 里有几个中国人是帮助斯达尔打开中国市场的功臣。例如：谢光楷，徐保和。谢光楷于上世纪30年代参加AIG的工作。作为斯达尔的总会计师，他一直追随斯达尔左右。在上海公司草创初期，他和斯达尔共用一个办公室，办公桌面对面地摆着。他们无话不谈，包括拉家常，闲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上海西方国家的租界。上海的公司总部只好关门。谢光楷把公司的资料，包括客户保单，会计帐本全部带回家里埋入地下，以备为“变天账”之用。1945年战争结束，果然变天。由于公司的资料保存完备，公司能够立马重新开张。1949年上海解放，市场经济被计划经济所取代，游戏规则变了，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建立起来的外资公司全部撤出上海，谢光楷又把公司的资料装箱运到香港，使公司得以在香港继续经营其亚洲业务。斯达尔看重中国人的这种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工作的尽忠职守；在维护和巩固公司的职能方面，如会计部门，他大量启用中国人。

而在市场开拓方面，斯达尔起用当时流浪在上海的白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大批俄国旧政权的官僚政客和知识分子逃亡到中国，流浪在上海的租界。他们没有法律身份。今天我们到别的国家留学或工作还能办一个身份，留学签证，劳工签证，或者办绿卡。当年流浪在上海的白俄连身份都没处办，说得不好听叫“国际人球”，说得好听一点叫“国际难民”。没有法律身份困扰了斯达尔公司的许多白俄。AIG撤出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位公司驻上海的高级职员要调到菲律宾，他的丈母娘没有身份，菲律宾海关不让入境，他花5000美元为他丈母娘搞假结婚。假结婚搞身份一事，我以为在美国今天才有，想不到几十年前在中国就已经有了。但是没有身份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智慧，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学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生存能力。

白俄阿特米斯祖科斯基原来是俄国驻中国哈尔滨领事馆的外交官，会说中国普通话；因参加白匪高察克在西伯利亚的叛乱，被苏联红军击败后，流浪上海，住在上海的难民营，身无分文。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告诉他斯达尔在招工，要招会说普通话的外国人。他说他不会说英语。那人告诉他，“那你见工的时候就什么都别说，反正你也不用说什么，应聘时带耳朵听斯达尔说就是了。”他恶补了一个星期的英语，然后就去应聘了。应聘的那天，他用绷带包着头，说是牙痛说不出话。斯达尔用英语训了一顿话，他就算是被录取了。但是他为什么被录取，他自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可斯达尔知道。斯达尔看上了他的那股蛮劲，认为他是一个开拓型的企业家人才。

事实上，斯达尔没有看错人。祖科斯基在旧俄时期在圣彼得堡受过良好教育，精通俄语，法语和普通话，后来又精通了英语。他先后为公司开拓了中国市场和中东市场市场。开拓中东市场的成功，祖科斯基被提升为财务总监兼公司副总裁。作为俄国人，后期他还为公司开发东欧市场出过力。30年以后，他还兼任了美国8个长青藤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的董事会主席。祖科斯基于1986年去世。他的葬礼按俄国东正教的仪式举办，极备哀荣。公司在世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了葬礼。其时斯达尔已经先他而逝，新任公司总裁格林伯格被告知要按东正教规矩吻祖科斯基死人的脸，格林伯格说了，“他生前我都没有吻过他，他妈的！他死了，我倒要去吻他了。”（第28页 《跌倒的巨人：汉克格林伯格的传奇故事》；作者：朗纳德谢尔普；约翰威利出版社，2006年版。）

是啊！一个跨国公司，有多少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人情世故需要包容。
做生意，开拓市场，也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要对客观条件，市场等看得准。

保险行业分两大类，一类叫“财产和灾害保险”，另一类叫“人寿和医疗保险”。1921年，在上海开发财产和灾害保险市场尝到甜头以后，斯达尔成立了“亚洲人寿保险公司”。他的经营理念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一个新的市场，已经成型的欧洲大公司不想在这个新市场上冒风险，所以他没有受到竞争的压力；第二，新市场上还没有定型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可以由他的公司来定，譬如，制定中国人的寿命的统计数据和收保险费的价格；第三，当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左右，但平均寿命正在延长，如果按40岁平均寿命收保险费，但一个人的寿命延长，有60岁生命的话，他的保险公司就赚大了。

他同样以“再保险”的经营手法向他美国国内的大保险公司分销他在中国卖出的保单。作为那些美国大保险公司在中国的马前卒和桥头堡，斯达尔赚了大把的钱，却冒了相对少的风险。
众所周知，我们所交付的保险费是保我们今后一年或数年的险的。也就是说，我们交给保险公司的钱，保险公司要存起来，以防日后我们出事了，保险公司要赔我们的。因此，保险公司会用我们投保的钱去投资。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保险委员会都制定了法律，规定了投资方向和比例，以防投资亏了，没钱应付索赔，例如规定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不得超过总投资的5%。而当年斯达尔在没有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大量投资房地产及其他物业。上海解放的时候，公司在上海的产业有一家银行，一家英文报社，一家房地产公司，一栋出租的公寓楼和一家汽车经销代理行。在日本东京，今天公司的总部坐落在日本皇宫对面。当年斯达尔为了抢得这块地皮，不惜用极端的手段赶走那些“钉子户”。他不但花大钱买下了地皮上的所有房子，还雇用了黑社会的人去把“钉子户”的房顶给扒了，把“钉子户”赶走。

1926年，为了游说更多的美国大保险公司投保他从中国揽回来的保单，斯达尔在纽约注册成立了美国国际承保公司，即美国国际集团前身。最初的想法是让它作为公司驻美国的办事处，处理公司的“再保险”业务，把公司在国外的风险向美国各大保险公司分包，使美国国际承保公司本身成为保险承包商，同时专门承保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在亚洲的业务。幸亏斯达尔生意上的这一招。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谁也猜不着。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把亚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美国公司一扫而光，靠着在纽约的美国国际承保公司，斯达尔公司的生意得以回到美国安家。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达尔开始收购美国的大保险公司，包括当时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全球腊特杰斯公司等。

二战期间，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有拉丁美洲没有打仗。公司便着力开发拉丁美洲市场。那年头，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可受欢迎了，做生意不用政府批文，招工人又便宜又方便。斯达尔他们开发完了一个国家，接着又开发另一个国家。几年下来，生意一下子就在拉丁美洲全面铺开了。这一市场开发的成果在亚洲可是花了20年啊（1919年至1939年）。要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要开发拉丁美洲市场，问题就复杂多了。虽然今天拉丁美洲已经成为美国的后院，但仇美情绪却与日俱增。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就巴拿马运河区问题把口口声声要彻底收回运河区的巴拿马反美总统洛里埃加抓到了美国迈阿密的县的监狱。近年来，委内瑞拉又出了一位仇美总统查伟尔斯。用在迈阿密的美国人的话来说：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巴哈马小岛没有一个国家不恨美国的。今天要开发市场，首先国家元首得去访问一下某个要开发的国家，政府首脑得去签一份意向书，然后向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看一看要开发的行业是否在入世贸时的文件上注明。金融行业如银行，保险公司等肯定没戏。举美国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以后）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为例，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批准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不超过10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眼看就要成了，美国政府死活卡着一点：美国保险业一定要打入中国保险零售市场。美国国务院把这一指令交给了美国国际集团。当时公司总裁格林伯格按美国政府的这一指令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总理朱镕基。朱镕基一看信就火了：中国入世贸谈判前前后后谈了15年，美国卡来卡去，鸡蛋里挑骨头，到处压中国让步，压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到这会儿还要让美国国际集团来这么一下。朱镕基说了：“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位老人了（指格林伯格）。”（第111页）后来还是派了中国入世贸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去跟格林伯格再谈，并保证让美国国际集团在中国独资经营。

二战以后，美国国际集团借着美国政府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打进了欧洲和日本市场。开始的时候是为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驻军人员提供人寿保险。后来越做越大，什么乱七八糟的险都保。大的保政治险，担保某一国家的某一党派当选总统；小的保歌星的嗓子。从此奠定了它跨国保险业的雄厚基业。

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一个跨国企业的接班人问题绝不比一个国家的接班人问题要来得简单。

汉克•格林伯格1925年在纽约出生，17岁参军，1944年参加了二战盟军对欧洲大陆纳粹的大反攻，和所在的部队一起抢占著名的法国诺曼底奥马哈海滩；1953年复员，到斯达尔旗下的一个分公司工作，年薪3750美元。1959年升任该分公司的副总裁。

1960年，斯达尔找人负责美国国内的事故和医疗保险这一摊子事的时候，经人推荐，找到了他。

格林伯格第一天到纽约总部上班，恰逢公司开董事会，斯达尔把他带进了董事会会场，把他介绍给了各位董事。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总公司的第二把手扬曼，他十分不高兴地嚷着：“他（格林伯格）这是干嘛了？他不属于这里。我们这是开董事会，不是介绍新雇员的社交聚会。”从此，公司就接班人问题，进入了斯达尔，扬曼和格林伯格勾心斗角的战国时代。格林伯格总是刻意远离权力中心，避开扬曼。

1963年扬曼和格林伯格在公司的美国国内零售保险业的问题上出现了白热化的短兵相接。斯达尔旗下有一个叫美国家庭保险的分公司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总公司领导层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大多数负责人主张把这个经营美国国内零售保险市场的分公司关了，放弃美国国内保险市场，把总公司的精力集中在国际保险市场。格林伯格独持异议。他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他站出来十分不耐烦地打断大伙的议论说，“如果你们都不他妈的那么傻的话，我们肯定能搞好美国家庭保险公司。你们这拨人没有一个理解保险业的基本点是什么。”

是啊！美国保险业的基本点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

第一是美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保险倍率的数据和由这些数据通过复杂的精算程序计算得出保险费收费标准。

第二是美国法律对保险业的保护，包括对承保人，投保人和投资保险业的人的法律保护。美国每个州的州政府都有一个与我们工商局，税局平级的保险委员会。州的保险委员会立法规定保险公司至少要做到：1。在州的保险委员会注册；2。按月按季度按年申报经营情况；3。把收到的保险费封存一定比例的现金在州政府指定的银行帐户，以备大灾难出现时，赔给投保人；4。规定所收取的保险费的投资比例，例如：所收取的保险费只能有5%投资到房地产。以保证保险公司不会因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而倒闭，到灾难来时拿不出钱来赔。因此理论上说，在美国，就算是银行倒闭了，保险公司还能抗着。

第三是美国保险业的信用。美国民众对保险公司的信赖：只要你投保了，出事了的话，你一定会得到补偿。1992年安德鲁台风袭击迈阿密，各大保险公司的人手提装满现金的麻袋，站在台风掀翻的废墟上，向民众发放现金钞票，每人100块200块，见者有份。

这一套基本的保险体系在国际保险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的。在美国要搞到一个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是不容易的。我们所说的是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而不是保险经纪行或者是卖保险的执照。因此，就算是在21世纪的今天，放弃美国国内成熟的保险市场，而单单搞国际保险是不明智的。

主持会议的总公司的第二把手扬曼听格林伯格这么挺身而出，觉得给格林伯格小鞋子穿的机会来了。扬曼接着格林伯格的茬说，“是啊！我们都他妈的傻，就你聪明。从今天起，你就是美国家庭保险公司的总裁。从下月起，别再让我们这拨傻人再看到你的公司像今天这样的亏损。散会。”

《跌倒的巨人：汉克格林伯格的传奇故事》一书的作者朗纳德谢尔普在他的书中说，“扬曼肯定为他的这一时冲动后悔过一千次。他的这一决定把自己（作为斯达尔的接班人）的路给封了。”（第97页）

格林伯格临危受命，新官上任首先把美国家庭保险公司降格成经纪行，把原来的经纪人都炒了鱿鱼，从而能直接为别的公司揽保单，把风险分摊。再就是把生意集中到工商业上来，减少家庭保险。最主要的一招是扩大“再保险”业务，做大风险保单，而把风险分包，只保证自己的公司能控制保险费价格。两年之内，美国家庭保险公司咸鱼翻生，扭亏增盈。这一业绩受到了斯达尔的青睐。

格林伯格一方面可以远离权力中心，避免了人事争斗；另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对保险业的理想。

与此同时，扬曼伴君如伴虎。他作为公司的第二把手，作出的决定常常跟斯达尔的会有不同；虽然没有严重分歧，但是往往作出的决定会被斯达尔做些小修改，例如，他把分公司的经理的工资定为4万，斯达尔会改成5万。一来二去，互相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和不信任。其中一个令斯达尔反感的是扬曼的好近女色。斯达尔终身洁身自爱，不近女色。扬曼有妻有包二奶，还成天跟女秘书鬼混。

扬曼与斯达尔-格林伯格两人最大的分歧是在公司的发展方向上面。扬曼主张全面继承斯达尔的事业，把公司搞盈利就行了；而斯达尔和格林伯格，特别是格林伯格，主张兼并其他公司，扩大经营范围，把公司搞上市。

1968年，斯达尔退休，同时把几个公司元老也一块劝退。扬曼也被斯达尔劝退了。斯达尔把公司交给了格林伯格。一个美国人，跨国到中国来开一个公司，又把公司跨回到美国去，再跨到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这对意味着什么呢？

一年以后，格林伯格带领公司上市，在纽约股票市场挂牌。一下子，公司增长了上百倍。

在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破产的今天（2008年9月16日），它还有128亿美元的股票市场价值，企业总价还值661亿美元，年营业额估算还有822亿美元，它缺什么呢？除了周转不灵以外，它缺了“信誉”。它不单投保的房地产次级贷款，还直接投资房地产次级贷款， 而这些房地产次级贷款很多都成了烂帐，它把自己也赔了进去。

金融公司就讲一个“信”字。美国国际集团的信誉从世纪之交就出了问题。格林伯格因为侵吞和挪用公款被纽约检察官斯皮策起诉，2004年黯然下台。公司从此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