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正道-市場經濟全球化史話》內容提要 作者：鄧海桐


第九章 跨國公司


第一節 AIG 美國國際集團 (序號090102）

2008年9月15日，跟所有股市崩盤一樣，崩盤都選在星期一。上帝創造萬物的第一天，也創造了股市崩盤。早上9：30，全世界都在注視着美國紐約股市和上市的3個公司：美林證劵，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和AIG 美國國際集團。這三個公司正面臨破產。尤其是AIG 美國國際集團，股價從年初的68美元一股已經掉到了12美元一股。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問題。它跟其他兩個有問題的投資銀行不同，它是一個實業金融公司，業務包括了金融業的所有方面，生意做到了世界的每個角落，也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國保險公司。如果它垮了的話，全世界的金融業都得勒緊褲腰帶，今後兩年大家都不用想有好日子過。

股市一開盤，股價一下子就跌到了4.5美元一股。AIG 美國國際集團在拼命掙扎，拼命喊“救命”。旁邊的高盛投資銀行聽到了，實在不忍心，就要過去拉一把；便問，“怎麼救？”

AIG 美國國際集團說，“大哥，我有的是財產，您是知道的，就是今天缺現錢，能不能先借點現錢給我，就算我借來救命的‘搭橋貸款’，趕明兒，我把物業賣了拿錢還您。”

高盛說，“您老哥，財大氣粗，華爾街誰不知道呀！沒問題，你要借多少？”

AIG 美國國際集團說，“不多，我只要400億美元。”

高盛說，“我這有200億美元，您先拿去用，另外200億，咱們一塊想辦法。”

高盛剛要掏錢給AIG 美國國際集團，美國國際集團另外想辦法的那哥們發話了，“如果能再借給我們750億美元，我們就有救了。”高盛一聽，心想：“今天美聯儲為救市投放的總現金量才是700億美元；得了，我這200個億也別借了，看來你老哥是個無底洞呀!”

以這樣的方式借錢，美國國際集團真的喪失了信譽。這個世界保險業的龍頭老大，那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呀？

1919年，正當中國人共和意識開始傳播，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開始興起，“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一個叫斯達爾（Cornelius Vander Starr 1892-1968）的美國加州人來到了中國，在上海開了一家保險公司，成為第一個向中國人和在中國的外國人提供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公司名叫“美國亞洲保險承托公司”。

像當今於世大多數成功人士一樣，斯達爾出身微寒，2歲時在一家木材公司做鐵道運輸工作的父親去世，母親在他們家鄉的小鎮上開一家賣酒的小店鋪養活着他們一家4口。店鋪的顧客主要是伐木工人。12歲，斯達爾就開始打工幫補家裡的日常開銷。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卷雪茄煙，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個俱樂部里掃地，第三份工作是在教堂里當清潔工。斯達爾性子比較急，做事勤快，好像總有很多事催着要做那樣子。

他沒有大學文憑。據他自己說，1910年曾經註冊就讀於加州伯克萊大學法律系，靠在餐館打工交的學費，讀了一年就放棄了，說是花不起4年的時間為搞一個文憑。1914年在舊金山業餘時間跟一個律師學法律，學了幾個月便去考加州的律師執照，以最高分奪榜，取得了在美國聯邦和加州法庭執業的資格。

取得了律師資格的他，回到了家鄉的小鎮開了個小店賣冰琪琳和汽水。汽水是自動售貨。在他的家鄉這是一個首創。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斯達爾的生意頭腦：專做冷門獨家生意。不久，他就把店給賣了，賣得1000美元。

把店賣了以後，他改行做了房地產保險，雖然是幫別人打工，但這一段的打工經歷使他受益終生，他學會了保險業務。業餘時間，他客串他們家鄉的小報做一名編輯，文筆生動活潑，很受父老鄉親們歡迎。

後來他在舊金山開了一家推銷汽車保險的經紀行。

1918年他應徵入伍，入伍前他把汽車保險經紀行給賣了。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到了尾聲。他沒有被派到歐洲戰場，這成為他的終身遺憾。在部隊裡，他被派出去搞後勤，主要是洗衣服。這一沒出息的工作也充分體現了他企業家的天才。他搞了一輛車，把部隊的髒衣服拉出去承包給營房外的洗衣店洗。這樣每個月為部隊省下了400美金。很快，他以少尉軍階復員。
一復員，他立馬乘船去了日本的橫濱，在一家船務公司當了一名小職員。他的日本老闆老支他做這支他做那的，他很煩便辭職跑到了中國上海，據他說在上海上岸的時候身上只帶了300日元。在日本公司的一段受氣的經歷，時間雖短，但影響了他的一生：第一，他說他從此死活要自己當老闆；第二，當老闆一定要對手下的員工客客氣氣，給員工有當老闆的感覺。後來他給他們公司的員工發股票，連公司里餐廳的打雜也發，讓員工共享公司的成功。

當年的上海是西方冒險家的天堂。帝國主義租界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和“治外法權”一樣臭名昭著。租界是大英帝國殖民的第三種模式。如前文所述，第一種是殖民者自己管理自己的美國模式，第二種是殖民者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印度模式，第三種是河水不犯井水的租界模式。殖民者在一個軟弱無能的國度，圈起一塊肥沃的港口土地是為租界。租界上行使殖民者的語言，道德，價值觀和法律，被殖民國的政府卻不得干預。它通過鴉片戰爭後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了中國人民，也強加給了上海。

斯達爾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如魚得水。他善於交朋友，從不誇誇其談，多數場合沉默寡言，寡言數語卻能向任何人推銷任何產品。來上海不久，他攀上了法蘭克雷范。雷范是當時英租界的房地產大亨，1904年來到上海，10年後就暴發到了7000萬。雷范把他旗下的保險業務交給斯達爾管理。但很快，斯達爾便自己開了一家自己的小保險經銷公司，請雷范當公司的董事。就是那家名叫“美國亞洲保險承托”的公司。公司地址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界的那座樓的8樓。租了兩個房間，雇了兩個員工。那一年是1919年，斯達爾27歲。

斯達爾做的是“再保險”（Reinsurance）業務。他的公司作為第一承保人向客戶下保單並收取客戶的保險費。然後，他回紐約找一撥大的保險公司再承保他公司攬下來的保單，並把保險費按風險承擔比例讓渡給那些大公司。有錢大家一塊賺，有風險大家一塊承擔。這是保險行業一種常規的業務，如何和上家公司分攤風險分享收成是精算師的事。當時美國的大保險公司都是唯英國公司馬首是瞻，只再承保英國攬回來的客戶的保單。斯達爾告訴他們，遠東的生意跟斯達爾的公司一塊做更有賺頭。的確，斯達爾開展的業務有很多英國公司不敢做。舉一個例子，在上海，若是一家中國人的公司經營虧本了，過年之前中國公司老闆自己放一把火把它給燒了，報保險公司說是火災損失，要保險公司賠。“自己縱火”在解放前上海香港這些地方特別常見。英國的保險公司沒有深入中國人的社會，不知裡面的貓膩就賠了。斯達爾的公司雇的多是中國人，派中國雇員去調查事故原因，查明是客戶自己縱火的，就不賠了。

在異國他鄉開展生意的確不易。特別是在租界以外的純中國人的社會裡做保險生意。公司有一個職員C.J.史密斯回憶當年在中國做生意，說是就像跟黑社會打交道差不多：

“斯達爾跟我倆老出差。到了那些小城鎮住在髒不拉羈的小旅館。城市的地圖也是自己畫的。到處都聽說黑社會專門綁架外國人的事。我們隨身帶一把槍，我們約好了，被綁架了的話，死了算了，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那年，我出差去蘇州，寫信回來告訴斯達爾，這鬼地方什麼都不保險，自己都保不了，就別保別人了。斯達爾回信讓我釘在那裡，生意會有的。結果還真讓他說對了，我賣了幾份保單，生意也賺了錢。”

“公司的第一個分行開在杭州。當年的杭州被稱為遠東的芝加哥，可從上海去沒有鐵路也沒有公路，車開不通，只好坐船。船要開三天半才到。”

“我們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干，到處開分號，幾年下來，在中國開了14家分公司。之後，開到香港，菲律賓，曼谷和西貢。”

一個世紀以後，斯達爾的公司改名叫美國國際集團，它併購了大多數再保險生意的上家-那些曾經支持過它的大保險公司。2007年擁有資產2265億美元，營業額916億美元，純利115億美元，擁有10萬員工，成為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今天公司在中國的上海，蘇州和杭州等7個城市有分公司，2006年在中國的營業額為15億美元。

在公司發展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網羅人才。如何識馬用人是公司成敗的關鍵。

斯達爾在上海草創初期主要依靠兩類人，一類是當地的中國人，另一類是當時流浪在上海的白俄；而在公司大規模發展的時候，斯達爾依靠的是美國名校畢業的精英。

中國人聽話這是舉世聞名的。因此，舉世認為中國人做買辦是最好不過的了。“買辦”最早的時候是葡萄牙人對中國人在生意上的合作夥伴的稱呼。英語借用過去叫“Compradore”。而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想：“我們怎麼才能不再當買辦？”當買辦沒有什麼不好，當買辦也能混飯吃，也能賺大錢，加上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但總不能當今於世混的好的中國人都是當買辦混出來的，對吧？我們能不能換一種活法，讓別人幫我們做買辦？

AIG 里有幾個中國人是幫助斯達爾打開中國市場的功臣。例如：謝光楷，徐保和。謝光楷於上世紀30年代參加AIG的工作。作為斯達爾的總會計師，他一直追隨斯達爾左右。在上海公司草創初期，他和斯達爾共用一個辦公室，辦公桌面對面地擺着。他們無話不談，包括拉家常，閒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攻占上海西方國家的租界。上海的公司總部只好關門。謝光楷把公司的資料，包括客戶保單，會計帳本全部帶回家裡埋入地下，以備為“變天賬”之用。1945年戰爭結束，果然變天。由於公司的資料保存完備，公司能夠立馬重新開張。1949年上海解放，市場經濟被計劃經濟所取代，遊戲規則變了，在市場經濟遊戲規則下建立起來的外資公司全部撤出上海，謝光楷又把公司的資料裝箱運到香港，使公司得以在香港繼續經營其亞洲業務。斯達爾看重中國人的這種對公司的忠誠和對工作的盡忠職守；在維護和鞏固公司的職能方面，如會計部門，他大量啟用中國人。

而在市場開拓方面，斯達爾起用當時流浪在上海的白俄。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大批俄國舊政權的官僚政客和知識分子逃亡到中國，流浪在上海的租界。他們沒有法律身份。今天我們到別的國家留學或工作還能辦一個身份，留學簽證，勞工簽證，或者辦綠卡。當年流浪在上海的白俄連身份都沒處辦，說得不好聽叫“國際人球”，說得好聽一點叫“國際難民”。沒有法律身份困擾了斯達爾公司的許多白俄。AIG撤出中國大陸的時候，有一位公司駐上海的高級職員要調到菲律賓，他的丈母娘沒有身份，菲律賓海關不讓入境，他花5000美元為他丈母娘搞假結婚。假結婚搞身份一事，我以為在美國今天才有，想不到幾十年前在中國就已經有了。但是沒有身份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智慧，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學識，並不代表他們沒有生存能力。

白俄阿特米斯祖科斯基原來是俄國駐中國哈爾濱領事館的外交官，會說中國普通話；因參加白匪高察克在西伯利亞的叛亂，被蘇聯紅軍擊敗後，流浪上海，住在上海的難民營，身無分文。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有人告訴他斯達爾在招工，要招會說普通話的外國人。他說他不會說英語。那人告訴他，“那你見工的時候就什麼都別說，反正你也不用說什麼，應聘時帶耳朵聽斯達爾說就是了。”他惡補了一個星期的英語，然後就去應聘了。應聘的那天，他用繃帶包着頭，說是牙痛說不出話。斯達爾用英語訓了一頓話，他就算是被錄取了。但是他為什麼被錄取，他自己真的一點都不知道，可斯達爾知道。斯達爾看上了他的那股蠻勁，認為他是一個開拓型的企業家人才。

事實上，斯達爾沒有看錯人。祖科斯基在舊俄時期在聖彼得堡受過良好教育，精通俄語，法語和普通話，後來又精通了英語。他先後為公司開拓了中國市場和中東市場市場。開拓中東市場的成功，祖科斯基被提升為財務總監兼公司副總裁。作為俄國人，後期他還為公司開發東歐市場出過力。30年以後，他還兼任了美國8個長青藤大學之一的布朗大學的董事會主席。祖科斯基於1986年去世。他的葬禮按俄國東正教的儀式舉辦，極備哀榮。公司在世的高級官員全部出席了葬禮。其時斯達爾已經先他而逝，新任公司總裁格林伯格被告知要按東正教規矩吻祖科斯基死人的臉，格林伯格說了，“他生前我都沒有吻過他，他媽的！他死了，我倒要去吻他了。”（第28頁 《跌倒的巨人：漢克格林伯格的傳奇故事》；作者：朗納德謝爾普；約翰威利出版社，2006年版。）

是啊！一個跨國公司，有多少不同的文化習俗，不同的風土人情，不同的人情世故需要包容。
做生意，開拓市場，也不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怎麼開就怎麼開的，要對客觀條件，市場等看得准。

保險行業分兩大類，一類叫“財產和災害保險”，另一類叫“人壽和醫療保險”。1921年，在上海開發財產和災害保險市場嘗到甜頭以後，斯達爾成立了“亞洲人壽保險公司”。他的經營理念很簡單，第一，中國是一個新的市場，已經成型的歐洲大公司不想在這個新市場上冒風險，所以他沒有受到競爭的壓力；第二，新市場上還沒有定型的遊戲規則，遊戲規則可以由他的公司來定，譬如，制定中國人的壽命的統計數據和收保險費的價格；第三，當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40歲左右，但平均壽命正在延長，如果按40歲平均壽命收保險費，但一個人的壽命延長，有60歲生命的話，他的保險公司就賺大了。

他同樣以“再保險”的經營手法向他美國國內的大保險公司分銷他在中國賣出的保單。作為那些美國大保險公司在中國的馬前卒和橋頭堡，斯達爾賺了大把的錢，卻冒了相對少的風險。
眾所周知，我們所交付的保險費是保我們今後一年或數年的險的。也就是說，我們交給保險公司的錢，保險公司要存起來，以防日後我們出事了，保險公司要賠我們的。因此，保險公司會用我們投保的錢去投資。今天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保險委員會都制定了法律，規定了投資方向和比例，以防投資虧了，沒錢應付索賠，例如規定保險公司投資房地產不得超過總投資的5%。而當年斯達爾在沒有遊戲規則的情況下，大量投資房地產及其他物業。上海解放的時候，公司在上海的產業有一家銀行，一家英文報社，一家房地產公司，一棟出租的公寓樓和一家汽車經銷代理行。在日本東京，今天公司的總部坐落在日本皇宮對面。當年斯達爾為了搶得這塊地皮，不惜用極端的手段趕走那些“釘子戶”。他不但花大錢買下了地皮上的所有房子，還雇用了黑社會的人去把“釘子戶”的房頂給扒了，把“釘子戶”趕走。

1926年，為了遊說更多的美國大保險公司投保他從中國攬回來的保單，斯達爾在紐約註冊成立了美國國際承保公司，即美國國際集團前身。最初的想法是讓它作為公司駐美國的辦事處，處理公司的“再保險”業務，把公司在國外的風險向美國各大保險公司分包，使美國國際承保公司本身成為保險承包商，同時專門承保美國人和美國公司在亞洲的業務。幸虧斯達爾生意上的這一招。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國際大環境的變化誰也猜不着。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把亞洲和東南亞地區的美國公司一掃而光，靠着在紐約的美國國際承保公司，斯達爾公司的生意得以回到美國安家。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達爾開始收購美國的大保險公司，包括當時的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全球臘特傑斯公司等。

二戰期間，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有拉丁美洲沒有打仗。公司便着力開發拉丁美洲市場。那年頭，美國人和美國公司在拉丁美洲國家可受歡迎了，做生意不用政府批文，招工人又便宜又方便。斯達爾他們開發完了一個國家，接着又開發另一個國家。幾年下來，生意一下子就在拉丁美洲全面鋪開了。這一市場開發的成果在亞洲可是花了20年啊（1919年至1939年）。要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要開發拉丁美洲市場，問題就複雜多了。雖然今天拉丁美洲已經成為美國的後院，但仇美情緒卻與日俱增。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就巴拿馬運河區問題把口口聲聲要徹底收回運河區的巴拿馬反美總統洛里埃加抓到了美國邁阿密的縣的監獄。近年來，委內瑞拉又出了一位仇美總統查偉爾斯。用在邁阿密的美國人的話來說：整個拉丁美洲除了巴哈馬小島沒有一個國家不恨美國的。今天要開發市場，首先國家元首得去訪問一下某個要開發的國家，政府首腦得去簽一份意向書，然後向世界貿易組織備案，看一看要開發的行業是否在入世貿時的文件上註明。金融行業如銀行，保險公司等肯定沒戲。舉美國公司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1978年以後）重新進入中國市場為例，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批准美國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中國經營的不超過10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眼看就要成了，美國政府死活卡着一點：美國保險業一定要打入中國保險零售市場。美國國務院把這一指令交給了美國國際集團。當時公司總裁格林伯格按美國政府的這一指令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總理朱鎔基。朱鎔基一看信就火了：中國入世貿談判前前後後談了15年，美國卡來卡去，雞蛋裡挑骨頭，到處壓中國讓步，壓中國全面開放市場，到這會兒還要讓美國國際集團來這麼一下。朱鎔基說了：“我再也不要見到這位老人了（指格林伯格）。”（第111頁）後來還是派了中國入世貿談判的首席代表龍永圖去跟格林伯格再談，並保證讓美國國際集團在中國獨資經營。

二戰以後，美國國際集團借着美國政府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打進了歐洲和日本市場。開始的時候是為美國在歐洲和日本的駐軍人員提供人壽保險。後來越做越大，什麼亂七八糟的險都保。大的保政治險，擔保某一國家的某一黨派當選總統；小的保歌星的嗓子。從此奠定了它跨國保險業的雄厚基業。

每個企業都有一個接班人的問題。一個跨國企業的接班人問題絕不比一個國家的接班人問題要來得簡單。

漢克•格林伯格1925年在紐約出生，17歲參軍，1944年參加了二戰盟軍對歐洲大陸納粹的大反攻，和所在的部隊一起搶占著名的法國諾曼底奧馬哈海灘；1953年復員，到斯達爾旗下的一個分公司工作，年薪3750美元。1959年升任該分公司的副總裁。

1960年，斯達爾找人負責美國國內的事故和醫療保險這一攤子事的時候，經人推薦，找到了他。

格林伯格第一天到紐約總部上班，恰逢公司開董事會，斯達爾把他帶進了董事會會場，把他介紹給了各位董事。當時主持會議的是總公司的第二把手揚曼，他十分不高興地嚷着：“他（格林伯格）這是幹嘛了？他不屬於這裡。我們這是開董事會，不是介紹新雇員的社交聚會。”從此，公司就接班人問題，進入了斯達爾，揚曼和格林伯格勾心鬥角的戰國時代。格林伯格總是刻意遠離權力中心，避開揚曼。

1963年揚曼和格林伯格在公司的美國國內零售保險業的問題上出現了白熱化的短兵相接。斯達爾旗下有一個叫美國家庭保險的分公司出現了嚴重的虧損。總公司領導層就這個問題召開會議。大多數負責人主張把這個經營美國國內零售保險市場的分公司關了，放棄美國國內保險市場，把總公司的精力集中在國際保險市場。格林伯格獨持異議。他認為這是本末倒置。他站出來十分不耐煩地打斷大夥的議論說，“如果你們都不他媽的那麼傻的話，我們肯定能搞好美國家庭保險公司。你們這撥人沒有一個理解保險業的基本點是什麼。”

是啊！美國保險業的基本點是什麼呢？我個人認為：

第一是美國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各樣的保險倍率的數據和由這些數據通過複雜的精算程序計算得出保險費收費標準。

第二是美國法律對保險業的保護，包括對承保人，投保人和投資保險業的人的法律保護。美國每個州的州政府都有一個與我們工商局，稅局平級的保險委員會。州的保險委員會立法規定保險公司至少要做到：1。在州的保險委員會註冊；2。按月按季度按年申報經營情況；3。把收到的保險費封存一定比例的現金在州政府指定的銀行帳戶，以備大災難出現時，賠給投保人；4。規定所收取的保險費的投資比例，例如：所收取的保險費只能有5%投資到房地產。以保證保險公司不會因為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波動而倒閉，到災難來時拿不出錢來賠。因此理論上說，在美國，就算是銀行倒閉了，保險公司還能抗着。

第三是美國保險業的信用。美國民眾對保險公司的信賴：只要你投保了，出事了的話，你一定會得到補償。1992年安德魯颱風襲擊邁阿密，各大保險公司的人手提裝滿現金的麻袋，站在颱風掀翻的廢墟上，向民眾發放現金鈔票，每人100塊200塊，見者有份。

這一套基本的保險體系在國際保險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是不具備的。在美國要搞到一個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是不容易的。我們所說的是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而不是保險經紀行或者是賣保險的執照。因此，就算是在21世紀的今天，放棄美國國內成熟的保險市場，而單單搞國際保險是不明智的。

主持會議的總公司的第二把手揚曼聽格林伯格這麼挺身而出，覺得給格林伯格小鞋子穿的機會來了。揚曼接着格林伯格的茬說，“是啊！我們都他媽的傻，就你聰明。從今天起，你就是美國家庭保險公司的總裁。從下月起，別再讓我們這撥傻人再看到你的公司像今天這樣的虧損。散會。”

《跌倒的巨人：漢克格林伯格的傳奇故事》一書的作者朗納德謝爾普在他的書中說，“揚曼肯定為他的這一時衝動後悔過一千次。他的這一決定把自己（作為斯達爾的接班人）的路給封了。”（第97頁）

格林伯格臨危受命，新官上任首先把美國家庭保險公司降格成經紀行，把原來的經紀人都炒了魷魚，從而能直接為別的公司攬保單，把風險分攤。再就是把生意集中到工商業上來，減少家庭保險。最主要的一招是擴大“再保險”業務，做大風險保單，而把風險分包，只保證自己的公司能控制保險費價格。兩年之內，美國家庭保險公司鹹魚翻生，扭虧增盈。這一業績受到了斯達爾的青睞。

格林伯格一方面可以遠離權力中心，避免了人事爭鬥；另一方面可以隨心所欲地實現自己對保險業的理想。

與此同時，揚曼伴君如伴虎。他作為公司的第二把手，作出的決定常常跟斯達爾的會有不同；雖然沒有嚴重分歧，但是往往作出的決定會被斯達爾做些小修改，例如，他把分公司的經理的工資定為4萬，斯達爾會改成5萬。一來二去，互相之間就產生了矛盾和不信任。其中一個令斯達爾反感的是揚曼的好近女色。斯達爾終身潔身自愛，不近女色。揚曼有妻有包二奶，還成天跟女秘書鬼混。

揚曼與斯達爾-格林伯格兩人最大的分歧是在公司的發展方向上面。揚曼主張全面繼承斯達爾的事業，把公司搞盈利就行了；而斯達爾和格林伯格，特別是格林伯格，主張兼併其他公司，擴大經營範圍，把公司搞上市。

1968年，斯達爾退休，同時把幾個公司元老也一塊勸退。揚曼也被斯達爾勸退了。斯達爾把公司交給了格林伯格。一個美國人，跨國到中國來開一個公司，又把公司跨回到美國去，再跨到全世界的其他國家，這對意味着什麼呢？

一年以後，格林伯格帶領公司上市，在紐約股票市場掛牌。一下子，公司增長了上百倍。

在美國國際集團面臨破產的今天（2008年9月16日），它還有128億美元的股票市場價值，企業總價還值661億美元，年營業額估算還有822億美元，它缺什麼呢？除了周轉不靈以外，它缺了“信譽”。它不單投保的房地產次級貸款，還直接投資房地產次級貸款， 而這些房地產次級貸款很多都成了爛帳，它把自己也賠了進去。

金融公司就講一個“信”字。美國國際集團的信譽從世紀之交就出了問題。格林伯格因為侵吞和挪用公款被紐約檢察官斯皮策起訴，2004年黯然下台。公司從此開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