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將中國國民政府當時的軍政領袖蔣介石扣押。該事 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它不僅使中共獲得了喘息、壯大的時間,並將中國在未來幾十年中拖入深重的災難,而且使日本侵華時間表提前,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蹂躪。可以說,發動政變的張、楊是歷史的罪人,幕後的策劃者中共更是罪孽滔天。 理所當然,中共自然是對張學良、楊虎城褒揚有加。周恩來在1956年北京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時,稱張學良是“千古功臣”。而毛則說過這樣一句話,可以看出西安事變對中共的重要:“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裡解放了出來。”
不過,對於西安軍事叛變,中共官方宣傳一直故意忽略的一個重要史實是:很多積極策劃和實行兵變的東北軍軍官後來都當了漢奸。這些漢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偽那裡做官,後來又在中共治下安享榮華富貴。他們的人生軌跡清楚地描畫出了日本侵華和中共成功之間的關係。
根據學者的研究披露,這些漢奸中最為出名的是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孫銘九,正是他執行了張的捉蔣命令。史料記載,孫銘九是張學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軟禁後,東北軍的主要將領主張和平解決,但孫銘九卻一意孤行,要和中央軍武力相見。
1937 年2月2日,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指使部份軍隊再次發動兵變,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釀成又一次震 動全國的“二二”血案。為避免東北軍全面內戰的慘劇發生,經過各方勢力的調解。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委員長要東北軍調駐安徽的方案,東 北軍遂東調,分住豫南、皖北、蘇北地區,各部均直接歸南京軍政部管轄,其東調中原東北軍軍官呂正操、萬毅等部後來加入了中共武裝。
東北軍的 內亂不但直接導致了東北軍的解體,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慘遭兵火之焚。1937年2月4日,周恩來命人將孫銘九等送入紅軍蘇區,後來國共合作後,孫銘九不得不 離開蘇區,前往天津、上海租界暫避。1943年春,孫銘九在汪偽政府參贊武官公署任參贊武官,年中任日偽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又擔任了日偽山東 省保安副司令。
此外,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擔任了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等。抗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被國民政府處決。積極參與捉蔣的東北軍騎兵六師師長白鳳翔後來擔任偽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而被毒死。
一再鼓動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的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曾經告誡其不要替國民黨打內戰,但西安軍事叛變後,他卻順利出境到了日本,當了漢奸。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後來也投靠了汪偽政權,當上了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而 參與了西安軍事叛變的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亦在1943年加入了汪偽政權,得了個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曾任天津市人民公園主 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長、民革天津市委員會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等職。文革期間,張學銘被關進監獄,此後身體一直不好,直至80年代初死去。
曾做過漢奸的孫銘九則在中共建政後成功躲過“鎮反”、文革等運動,還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等許多社會職務,2000年死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所謂這些“愛國義士”在西安華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蔣委員長,卻在抗戰爆發後,始終領導中國人民與日軍戰鬥,並最後贏得抗戰勝利,成為一名偉大的民族英雄。而這些所謂“愛國義士”卻成為了地地道道的漢奸。
不 過,在中共官方公開的資料中,上述這些人當過漢奸的那段歷史常常被刻意隱瞞或淡化。不但如此,他們還舞文弄墨,美化自己,醜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尤其是把 那些被孫銘九殺害的東北軍將領說成是蔣介石的特務,從而把自己的殺人罪一筆抹掉。他們關於西安事變的文字是1949年以後偽造和篡改的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 部分。
歷史是公正的,無論這些人再如何隱瞞、篡改,歷史終將還原其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