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记载的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8年时间里中日两国爆发的全面战争。其实，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整整持续了14年之久，而不是8年。

漫长的14年抗战史中的前6年，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就是少帅张学良。这位以不到而立之年而执掌中国一方军政大权的一代军阀强人，曾经是那个时代，新闻的热点、花边的头条和国人口中的卖国贼后来又是爱国英雄，围绕在他身上的绯闻与争论，不时激荡与困扰着时人的心。

张学良，字汉卿，生于1901，卒于2001，整整活了101岁，是20世纪中国政坛人物中，罕见的长寿明星。学良同学的长寿，不知道是否得益于其父系遗传，这一个谜底，大概是永远也揭不开了，因为他的父亲张作霖没有活到自然死亡，而是横死于日军的暗杀。那一年是1928年，学良同学刚刚27岁，父业子承，接过了奉系军阀这杆大旗。

奉系的开山鼻祖是张作霖，老爷子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清兵，甲午战后遣散还乡，无所事事，于是做了土匪，后来被满清朝廷招了安，做了统领一类的中级军官。如此看来，乱世做良民是没有出息的，正如水浒人物叫嚷的那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再后来，在清末民初的混沌局面中，作霖同学左右逢源，扶摇直上，最后居然成为了独霸东北一方的大大军阀。其所辖军事集团称为奉系，源自于其最初辖地奉天（辽宁）。另外一个与之比肩齐名的是吴佩孚的直系，源自于其最初辖地直隶（河北）。同样，阎锡山称为晋军，源自于山西（古称晋），桂系是因为其辖地为广西（八桂之地）。至于另外一个榜上有名的实力军阀派系西北军，因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就以冯玉祥曾经做过西北边防督办，而命名为西北军。

不要小瞧这位胡子出身的张大帅，他手下的奉系在最辉煌的时候，做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曾经取代北洋大佬吴佩孚的直系，堂而皇之地入驻北京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权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大帅下令强行从苏联使馆中搜出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将其绞死。此后，红朝史书为尊者讳，语焉不详地说是李大钊死于北洋政府，细节一笔带过。

学良同学接手时的奉系，虽然已经过了最风光的顶峰时期，但仍然是当时中国境内第二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作为张大帅之子，学良同学被时人称为少帅。年少而多金，总是为青年女子所青睐，更何况还要加上多权二字，况且学良同学风度翩翩，是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其余的三位是周恩来、汪精卫和梅兰芳），于是，燕语莺声，花边不断。以至于九旬高龄的张学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沾沾自喜地自嘲与自诩：“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身为二世祖，学良同学并非完全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纨绔子弟，他在张大帅身后还是很做了几件大事：1）夺权。老帅的胡子弟兄，被他杀的杀，贬的贬，直至将奉系大权真正拿到手。当机立断，很有魄力。2）易帜。奉老蒋的南京政府为正朔，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明智的选择，功在社稷。3）中东路事件。东北军为了收回中东铁路路权对苏军开战，完败。自不量力，勇气可嘉。4）“九一八”放弃东北。5）西安事变。与中共合作，囚禁蒋介石。

对于学良同学的最后两件大事，本文尝试展开扯扯。

首先说说“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的少数下级军官，擅自带领300士兵，在沈阳进攻东北军北大营。12万东北军除了极少部分违抗命令自行抵抗之外，其余的军队奉少帅指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枪不放，撤到锦州。一时间，舆论大哗，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而闻名于世，以至于少帅痛苦不堪，又是出国避风，又是玩命戒毒，闹了个不亦乐乎。其后，世人对于“九一八”的解读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东北丢失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是因为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造成的，少帅不过是为其把兄背了黑锅，所以后来才有了学良同学羞愤之下的西安兵谏，逼蒋抗日。这种说法，其后又得到了红朝史界的背书。

那么，究竟是谁丟了东北？

其实，丢失东北的责任者有两个，一个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个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当然是张副总，因为他不仅是直接责任者，而且是抵抗与否的最后决策者。

这一论点的依据是，1931年的中国，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仅仅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真正能够行使有效行政管理权的区域不过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数省而已，东北和华北北部是奉军，中原是蒋、阎、冯杂处，西北有金树仁（盛世才的前任老板）和马家军，山西是阎锡山，西南是川军和滇军，广西是桂军，湖南是湘军，就连国民政府北伐的根据地广东，也成为陈济棠的天下。此时此刻的中国，倒是很象周天子时代的分封格局，老蒋是为天下共主。周天子是九州与天对话的唯一人选，南京政府则是中华民国对外交涉的法理代表。

因此，对于奉系东北的大政方针，南京政府只有建议权和指导权，遵循与否，完全取决于张少帅的心理活动。

那么，张少帅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他心目中，以东北军一系独抗日军，不仅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而且极不划算，即使顶住了，也是消耗了实力，为他人做嫁衣裳。要打，可以，全中国要绑在一起打，谁也别想在背后看笑话。在当时，学良同学的想法一点也不龌龊，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朝秦暮楚的事情多了去了，落井下石，柿子总是捡软的捏，因此，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

学良同学要看中央的态度，那么中央的老蒋是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战与和？

揣摩老蒋的心理，首先就要回顾一下日本的发迹史。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其国力蒸蒸日上，吞琉球，占朝鲜，败中国，挫沙俄。。。势力沿西太平洋的边缘，渐次伸展至东南亚一带。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资源与领土，都不足以长久支撑其暴涨的扩张企图，在东亚大陆夺取一块稳定的领土，一直是左右日本朝野的一个长期课题。因此，在并吞朝鲜、击败沙俄之后，中国的东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的下一个战略目标之一。为此，日本在东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全力经营。截至到“九一八”前，日本在南满已经取代苏俄成为最大的后台老板，数百万的日韩移民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扎下了根。东北军在30年代初期，是全中国武器装备最优良的军队，光是飞机就有300多架。这除了有东北优良的经济环境作为支撑之外，与日本的大力扶持不无关系。因此，当张老帅在进军关内，在当时的北洋政府大展身手，对于日本老板的无度索求渐渐不耐之后，性急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把老帅给做了。等到少帅公然倒向南京政府，与日本日渐离心离德，性急的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直接军事占领了东北地区。

此时摆在老蒋面前的难题，非常的难解。老蒋自己心里很清楚，中日之间难免一战，横亘在日本上升之路上的中国纸老虎，是最容易被干掉的一个目标。此时此刻的中华民国，甚至连甲午之战前的满清都有不如，至少那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必然完败。在这一点上，老蒋与张少帅的观点基本一致：硬扛是不行的。张少帅没有信心与日军开战，老蒋则希望事变局部化，给中国以足够的时间拖延，一来编练军队，增强实力，二来希望日本的行动触动列强的利益，引发国际干预，甲午战后，日本在列强干预下被迫吐出了辽东半岛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老蒋给学良的建议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现在不能翻脸。

既然中央也没有信心，少帅就给“九一八”中的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此时的老蒋和少帅都以为“九一八”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国联（当时的准联合国组织）出面一调停，日军还是要退让的。谁知道，日本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根本一步不退让，谈到后来干脆退出了国联。所以，暮年的张学良很有些懊恼，如果当时知道日本人的野心是如此之大，我是不会下那个不抵抗的命令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如果“九一八”中东北军奋起反抗，或许中日之间的战争进程会出现一个拐点，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其论据是，1）关东军只有2万人，东北军在关外有十几万，关内还有十几万人可以随时出关支援，兵力对比有利；2）“九一八”是激进的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私自所为，事前并不为日本军界和政界高层所知，只是当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出东北之后，方始得到日方高层的追认。因为“九一八”的激进策略大获成功，进一步鼓舞起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随后就是相对温和的文人政府垮台，军人独裁政权的建立，从此，中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来解决。反过来，如果东北军坚决抗击，顶住少数关东军人的妄自挑衅，那么日本国内的稳重派就会占上风，中日之战可能就打不起来了。

俺个人非常怀疑这种观点。日本不是一个恢弘宽广的民族，历来都是斤斤计较睚毗必报的主。如果东北军把进攻北大营的几百日军给灭了，日本人从此就夹起尾巴做人了？不可能，丫第一反应就是反击回去，找回面子！除非是对手强大到根本没有办法对抗的程度，如二战结束前手持核子武器的山姆大叔。说句老实话，日本民族在很多方面都有为人称道之处，但是胸襟是忒窄了点，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极其短视。

“九一八”造成了另外一个副产品，日军下级军官 “以下克上” 的自行其是的行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把中日两国拖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这场战争，对于中日双方而言，后果都是很严重的：日本在错误的战略方向上走的太远，中国则付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的代价。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回去，中方对于“九一八”的应对极为棘手：既要让日军知难而退，又不能把日军打的太疼。以东北军的素质，张少帅的智慧，实在是一个难以达成的任务。说到底，两国交锋还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62年的中印之战，中国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依然能够震慑阿三后全身而退，就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实战经验和作战精神远在当时的印军之上，两军的软实力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无论如何，“九一八”上，南京政府与奉系首脑观点基本一致，不抵抗而撤出沈阳，马马虎虎也说的过去，反正国联还在调查取证，没准明天还能从日本人嘴里吐出来。但是对于锦州、热河及其背后的长城防线的确保，中央却是命令坚守的。为此，行政院长汪精卫还亲自飞到北平与学良同学面谈（此时老蒋因为内外交困，已经下野），督促东北军要坚守阵地，确保防线不失。但是张少帅王顾左右而言其它，什么军饷问题，华北治安问题等等，就是不给汪院长准信。最后干脆放弃锦州，全军撤回关内，老汪一气之下辞了职。紧接著，热河又是一枪不放，日军以128骑轻取省会承德，中日两军沿长城一线对峙。

随后，日军沿长城线继续压迫东北军，并且在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这是东北军第一次在战场上与日军真枪实弹地正面对抗，纸老虎的面目顿时暴露无遗，地形有利，兵员占优，步兵装备相差不大，可就是顶不住日军的进攻，于是中央军与西北军紧急开赴长城前线助战，再加上日本政府与军方当时没有全面武力攻占华北的计划，战役最后以日军攻克长城防线各个要点而结束。中日随后签署了“塘沽协定”，华北特殊化，中日双方都不能在这一地区驻扎大量军队，日军扩充了原有的华北驻屯军，达到5000人规模，中国方面是原西北军的二十九路军近10万人驻守平津一带。东北军在失去东北地盘之后，再次失去华北地盘，撤往西北剿共。

此后，截至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双方在京津一带都是以少量兵力混杂相处，大抵是消极防御姿态。

回顾“九一八”到长城抗战，张少帅先是私心作祟，注意力放在经营关内上面，不愿也不敢与日军在东北硬抗，与南京政府一起做春秋大梦，希望国际社会的公理能够阻挡日军的前进脚步；随后在日军全面进攻长城防线时，瞻前顾后，举止失措，在南京政府三番五次严令坚守的情况下，依然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譬如说在战斗最激烈的古北口战斗中，左翼的东北军112师因为伤亡过重，没有通报其右翼的中央军25师，便擅自于晚间撤退了， 25师于暗夜中仓促调整防线，导致全线兵力薄弱，遂于次日崩溃。俺曾经驾车走过古北口、司马台和涝洼一带，沿路地形险要，公路大多数时间蜿蜒在狭窄的山谷之间，很难想象日军一个不满员的师团是如何在几天时间里，以行军姿态沿路攻击前进，一口气击破东北军和中央军三个主力师的防线的。

无论晚年张学良如何辩解，什么他不愿意看到战争死人，没有想到日军真的是想灭亡中国，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奋起反抗的。。。但是，长城抗战时，在中央的决心与日军的企图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东北军的抵抗意志依旧不够坚强。华北是少帅的最后地盘，看家护院的决心和勇气都没有，还扯什么扯。

西北贫瘠，从东北和华北撤往此地的东北军，军心不稳。更加倒霉的是，其后与经过长征的疲惫之师--红军作战时，屡战屡败。（有时候想想，这东北军真的是太面了。怪不得有人说，东北军的老底子是胡子队伍，装备再好也扶不上台面。）中共乘机对其施以统战工作，于是东北军与红军火线停战，形成了事实上的结盟关系。当时中共与苏共的信使往来，红军的军火药品供应，大多是东北军提供的方便。

老蒋对于张少帅与中共的拉拉扯扯，心知肚明，遂亲自前往西安逼迫东北军：再不打红军，就撤往福建，中央军开进西北接着打！少帅在内外交困之下，头脑一热，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老蒋。红朝史书的说法是，逼蒋抗日。这实在是美化了少帅同学，他要打日本不在东北打，也不在华北打，跑到西北却要死要活的去打日本，谁信？

俺个人之见，西安事变基本上是二世祖作风的一个大发作。发动前，学良同学曾经召集手下军官会议，说要兵谏老蒋，其手下大将王以哲问：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张说：先抓起来再说！

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大概可以用“懊悔万分彷惶失措”几个字来形容。忍辱负重也好，顾全大局也罢，保存实力也行，结果事情演变到了今天这一步：不仅丢失了奉系的所有地盘，而且30万军队变成了十几万，并且一天一天地继续萎缩。。。（此事老蒋做的不仗义，东北军被红军歼灭的2个师，番号被丫给取消了）。曾几何时，那个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职成为了剿匪专业户总司令，日渐边缘化。可怜的张学良可能没有想到，当初剿共是他小哥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不想自堕名头去清剿土匪刘黑七，于是选择了名声大些的红军。

时局的艰难，舆论的指责，部下的压力，是张学良冲动行为的主观动机。而隐藏在这一莽撞行为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动机：走盛世才在新疆的路子，背靠苏联做西北王。这一动机的产生，不乏周恩来的诱导暗示与杨虎城的阴险鼓动：以张学良为首，成立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政府。等到老蒋被抓，少帅通过中共与苏共一接触，准备递交投名状的时候，却发现自已会错了意，斯大林根本就没有倒蒋的意思，他需要的是一个反日的稳定的中国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老蒋领导的南京政府正是这一需求的不二人选。于是立马给中共下死命令：西安事变一定要和平解决，任何可能导致中国陷入内战状态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并不知情，事后则欣喜若狂，延安已经搭起了公审老蒋的台子，只等枪声一响，用老蒋的鲜血为千千万万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了。苏共的指令，犹如当头棒喝，无奈之下，周恩来前往西安极力斡旋，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中共的临时抽脚，苏共的严厉态度，让学良同学立马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西北王的成立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老蒋也没有与日本妥协的念头，在他未来的对日抗战计划中，学良同学也是安排了一席之地的，反倒是学良本人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最要命的是，此时此刻，做为事变的主角，东北军已经事实上被边缘化了，老蒋通过中共直接与苏联搭上了关系，谈判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如果苏联军援中国，中共的地位怎么办？

在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日益明朗化的时刻，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却对于处理结果大为不满，认为退让太多，没有得到老蒋对于肇事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任何赦免的书面承诺。杨虎城甚至与少帅翻脸：今天你放了老蒋，明天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虎城同学俺不大喜欢，不识大体，宁愿杀掉老蒋浑水摸鱼，拿共产党说事的小军阀，私心忒重。当然，丫对于老蒋的见解独到，最后的确是死于老蒋之手，此是后话。

西安事变的结局，中共绝处逢生，党和军队合法化，为12年后夺取天下政权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小蒋从苏联被放了回来，40年后接过老蒋的旗帜，开创了台湾经济奇迹的新局面；老蒋的南京政府获得了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摆脱了“九一八”以来，独自面对日本侵略的孤立局面。只有始作俑者的张少帅，心灰意冷之下，爬上老蒋的飞机去南京请罪去了，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开始了长达53年之久的软禁生活。

没有了少帅的东北军，暂时由军长王以哲率领。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活动逐渐展开，王以哲等也开始执行来自南京方面的指令，不再追求独立自主的军阀地位，但是却为主要由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抗日同志会所不满，再次发动兵变，枪杀了王以哲军长。二次西安事变后果很严重，东北军从此离心离德，投共的投共，投蒋的投蒋，甚至还有当时主持抓蒋的少帅卫队营长孙铭九，二次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在中共不敢收留之后，居然投了南京的汪伪！总之，当时中国排名第二的武装，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所以世人就有张学良糊涂死了的说法。

西安事变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老蒋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开始对于日本人咄咄逼人的嘴脸还以颜色。至此，中国朝野内外完成了初步的政治整合，达成了大致一致的共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战至最后一人方止。从此，中日两国关系陷入高度对立的紧张状态，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两军阵前，严重对峙。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南郊的宛平城，一次极其偶然的擦枪走火，最终将中日两国拖入了全面战争的血海之中。

历史上有很多人物，因为家世的缘故，稀里糊涂地摆放在一个异常显赫的位置上，手中拥有着巨大的权力。但是，类似学良同学这般，莽撞使用手中权力的人物，还真是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捅完篓子的学良同学，当他头脑一热爬上老蒋回南京的飞机上的那一刻，大概没有想到，他这最后一次的篓子是捅到了他自己身上，从此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大可能干出这种傻事情，把自己送到虎口里检验一下老虎到底是不是东郭先生。哈哈，老蒋当然不是海量胸怀的人物，先扣下你丫的再说。等到抗战胜利，国共兵戎相见，如果是老蒋胜了，可能还会释放若许大人大量，放你张学良一马，偏偏却是败了。退居台湾，内外交困的时候，换成另外一个人物，大概喀嚓一刀，就拿学良同学出了气，老蒋这人也怪，还是继续圈禁，不咸不淡地养着张学良。难怪张学良对老蒋一肚子牢骚：你要么就一枪毙了我，要么干脆让我走，这么着没完没了地圈着算怎么回事。于是学良同学对于老蒋就有如此的评价：有大略，无雄才。意思大概是本事不小，气度不够。有意思的是，少帅对于老父的评价正好反过来：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大帅在东北玩平衡术，把日本人耍的团团转，政治手段还是相当高明的，张少帅连半点都没有学去。

学良同学一生的所作所为，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西安事变。抛开这一事变对于国共两党未来生态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不谈，单就抗日战争本身而言，一方面，它促使中国各个党派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全中国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导致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提前到来，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遭受了更多的战争苦难。

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回去，中日之战如果能拖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作为盟国中的一员参战，境况显然会好得多。再不济，熬到1938年或者1939年，计划中的60个德械师的编练全部完成，抗战也不会打的如此艰难，艰难到了要依靠花园口的黄河水、焦土抗战的长沙大火和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新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凶悍的日本兵的野蛮进攻。

张学良的一生，已经为他当年的莽撞行为，付出良多—五十三年的软禁生涯，几乎是普通人一生的漫长的时光；生命的最后十年，飘零海外，家国难返。。。唉，尘归尘，土归土，安息了，张少帅，但愿你的魂魄能够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