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上記載的八年抗戰，是指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這8年時間裡中日兩國爆發的全面戰爭。其實，如果從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和准戰爭狀態，整整持續了14年之久，而不是8年。

漫長的14年抗戰史中的前6年，一個不可迴避的歷史人物就是少帥張學良。這位以不到而立之年而執掌中國一方軍政大權的一代軍閥強人，曾經是那個時代，新聞的熱點、花邊的頭條和國人口中的賣國賊後來又是愛國英雄，圍繞在他身上的緋聞與爭論，不時激盪與困擾着時人的心。

張學良，字漢卿，生於1901，卒於2001，整整活了101歲，是20世紀中國政壇人物中，罕見的長壽明星。學良同學的長壽，不知道是否得益於其父系遺傳，這一個謎底，大概是永遠也揭不開了，因為他的父親張作霖沒有活到自然死亡，而是橫死於日軍的暗殺。那一年是1928年，學良同學剛剛27歲，父業子承，接過了奉系軍閥這杆大旗。

奉系的開山鼻祖是張作霖，老爺子在年輕的時候曾經當過清兵，甲午戰後遣散還鄉，無所事事，於是做了土匪，後來被滿清朝廷招了安，做了統領一類的中級軍官。如此看來，亂世做良民是沒有出息的，正如水滸人物叫嚷的那句話：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再後來，在清末民初的混沌局面中，作霖同學左右逢源，扶搖直上，最後居然成為了獨霸東北一方的大大軍閥。其所轄軍事集團稱為奉系，源自於其最初轄地奉天（遼寧）。另外一個與之比肩齊名的是吳佩孚的直系，源自於其最初轄地直隸（河北）。同樣，閻錫山稱為晉軍，源自於山西（古稱晉），桂系是因為其轄地為廣西（八桂之地）。至於另外一個榜上有名的實力軍閥派系西北軍，因為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自己固定的地盤，就以馮玉祥曾經做過西北邊防督辦，而命名為西北軍。

不要小瞧這位鬍子出身的張大帥，他手下的奉系在最輝煌的時候，做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大的一支軍事力量，曾經取代北洋大佬吳佩孚的直系，堂而皇之地入駐北京城，接管了北洋政府的最高權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張大帥下令強行從蘇聯使館中搜出了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將其絞死。此後，紅朝史書為尊者諱，語焉不詳地說是李大釗死於北洋政府，細節一筆帶過。

學良同學接手時的奉系，雖然已經過了最風光的頂峰時期，但仍然是當時中國境內第二大的一支軍事力量，作為張大帥之子，學良同學被時人稱為少帥。年少而多金，總是為青年女子所青睞，更何況還要加上多權二字，況且學良同學風度翩翩，是為民國四大美男之一（其餘的三位是周恩來、汪精衛和梅蘭芳），於是，燕語鶯聲，花邊不斷。以至於九旬高齡的張學良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沾沾自喜地自嘲與自詡：“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盡英雄；我雖並非英雄漢，惟有好色似英雄”。

身為二世祖，學良同學並非完全是一個渾渾噩噩的紈絝子弟，他在張大帥身後還是很做了幾件大事：1）奪權。老帥的鬍子弟兄，被他殺的殺，貶的貶，直至將奉系大權真正拿到手。當機立斷，很有魄力。2）易幟。奉老蔣的南京政府為正朔，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明智的選擇，功在社稷。3）中東路事件。東北軍為了收回中東鐵路路權對蘇軍開戰，完敗。自不量力，勇氣可嘉。4）“九一八”放棄東北。5）西安事變。與中共合作，囚禁蔣介石。

對於學良同學的最後兩件大事，本文嘗試展開扯扯。

首先說說“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中的少數下級軍官，擅自帶領300士兵，在瀋陽進攻東北軍北大營。12萬東北軍除了極少部分違抗命令自行抵抗之外，其餘的軍隊奉少帥指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一槍不放，撤到錦州。一時間，輿論大嘩，張學良以不抵抗將軍而聞名於世，以至於少帥痛苦不堪，又是出國避風，又是玩命戒毒，鬧了個不亦樂乎。其後，世人對於“九一八”的解讀又有了一種新的說法，東北丟失的罪魁禍首是蔣介石，是因為老蔣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造成的，少帥不過是為其把兄背了黑鍋，所以後來才有了學良同學羞憤之下的西安兵諫，逼蔣抗日。這種說法，其後又得到了紅朝史界的背書。

那麼，究竟是誰丟了東北？

其實，丟失東北的責任者有兩個，一個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一個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誰的責任更大一些，當然是張副總，因為他不僅是直接責任者，而且是抵抗與否的最後決策者。

這一論點的依據是，1931年的中國，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僅僅是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真正能夠行使有效行政管理權的區域不過是長江中下游的江浙數省而已，東北和華北北部是奉軍，中原是蔣、閻、馮雜處，西北有金樹仁（盛世才的前任老闆）和馬家軍，山西是閻錫山，西南是川軍和滇軍，廣西是桂軍，湖南是湘軍，就連國民政府北伐的根據地廣東，也成為陳濟棠的天下。此時此刻的中國，倒是很象周天子時代的分封格局，老蔣是為天下共主。周天子是九州與天對話的唯一人選，南京政府則是中華民國對外交涉的法理代表。

因此，對於奉系東北的大政方針，南京政府只有建議權和指導權，遵循與否，完全取決於張少帥的心理活動。

那麼，張少帥到底是怎麼想的？在他心目中，以東北軍一系獨抗日軍，不僅沒有任何勝利的機會，而且極不划算，即使頂住了，也是消耗了實力，為他人做嫁衣裳。要打，可以，全中國要綁在一起打，誰也別想在背後看笑話。在當時，學良同學的想法一點也不齷齪，清末民初的軍閥混戰，朝秦暮楚的事情多了去了，落井下石，柿子總是撿軟的捏，因此，實力永遠是第一位的。

學良同學要看中央的態度，那麼中央的老蔣是如何看待中日之間的戰與和？

揣摩老蔣的心理，首先就要回顧一下日本的發跡史。

日本從明治維新起，其國力蒸蒸日上，吞琉球，占朝鮮，敗中國，挫沙俄。。。勢力沿西太平洋的邊緣，漸次伸展至東南亞一帶。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其資源與領土，都不足以長久支撐其暴漲的擴張企圖，在東亞大陸奪取一塊穩定的領土，一直是左右日本朝野的一個長期課題。因此，在併吞朝鮮、擊敗沙俄之後，中國的東北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的下一個戰略目標之一。為此，日本在東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全力經營。截至到“九一八”前，日本在南滿已經取代蘇俄成為最大的後台老板，數百萬的日韓移民在東北的黑土地上紮下了根。東北軍在30年代初期，是全中國武器裝備最優良的軍隊，光是飛機就有300多架。這除了有東北優良的經濟環境作為支撐之外，與日本的大力扶持不無關係。因此，當張老帥在進軍關內，在當時的北洋政府大展身手，對於日本老闆的無度索求漸漸不耐之後，性急的日本關東軍製造了“皇姑屯事件”，把老帥給做了。等到少帥公然倒向南京政府，與日本日漸離心離德，性急的日本關東軍又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直接軍事占領了東北地區。

此時擺在老蔣面前的難題，非常的難解。老蔣自己心裡很清楚，中日之間難免一戰，橫亙在日本上升之路上的中國紙老虎，是最容易被幹掉的一個目標。此時此刻的中華民國，甚至連甲午之戰前的滿清都有不如，至少那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統一的帝國，因此，中日一旦開戰，中國必然完敗。在這一點上，老蔣與張少帥的觀點基本一致：硬扛是不行的。張少帥沒有信心與日軍開戰，老蔣則希望事變局部化，給中國以足夠的時間拖延，一來編練軍隊，增強實力，二來希望日本的行動觸動列強的利益，引發國際干預，甲午戰後，日本在列強幹預下被迫吐出了遼東半島就是一個例子。所以老蔣給學良的建議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正現在不能翻臉。

既然中央也沒有信心，少帥就給“九一八”中的東北軍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此時的老蔣和少帥都以為“九一八”只是一個偶發事件，國聯（當時的准聯合國組織）出面一調停，日軍還是要退讓的。誰知道，日本人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了”，根本一步不退讓，談到後來乾脆退出了國聯。所以，暮年的張學良很有些懊惱，如果當時知道日本人的野心是如此之大，我是不會下那個不抵抗的命令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如果“九一八”中東北軍奮起反抗，或許中日之間的戰爭進程會出現一個拐點，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其論據是，1）關東軍只有2萬人，東北軍在關外有十幾萬，關內還有十幾萬人可以隨時出關支援，兵力對比有利；2）“九一八”是激進的關東軍中下級軍官私自所為，事前並不為日本軍界和政界高層所知，只是當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出東北之後，方始得到日方高層的追認。因為“九一八”的激進策略大獲成功，進一步鼓舞起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情緒，隨後就是相對溫和的文人政府垮台，軍人獨裁政權的建立，從此，中日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日本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武力來解決。反過來，如果東北軍堅決抗擊，頂住少數關東軍人的妄自挑釁，那麼日本國內的穩重派就會占上風，中日之戰可能就打不起來了。

俺個人非常懷疑這種觀點。日本不是一個恢弘寬廣的民族，歷來都是斤斤計較睚毗必報的主。如果東北軍把進攻北大營的幾百日軍給滅了，日本人從此就夾起尾巴做人了？不可能，丫第一反應就是反擊回去，找回面子！除非是對手強大到根本沒有辦法對抗的程度，如二戰結束前手持核子武器的山姆大叔。說句老實話，日本民族在很多方面都有為人稱道之處，但是胸襟是忒窄了點，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極其短視。

“九一八”造成了另外一個副產品，日軍下級軍官 “以下克上” 的自行其是的行為愈演愈烈，最後終於把中日兩國拖入了全面戰爭的泥潭之中。這場戰爭，對於中日雙方而言，後果都是很嚴重的：日本在錯誤的戰略方向上走的太遠，中國則付出了慘重的民族犧牲的代價。

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看回去，中方對於“九一八”的應對極為棘手：既要讓日軍知難而退，又不能把日軍打的太疼。以東北軍的素質，張少帥的智慧，實在是一個難以達成的任務。說到底，兩國交鋒還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62年的中印之戰，中國在大躍進後的大饑荒中，依然能夠震懾阿三後全身而退，就是因為中國軍隊的實戰經驗和作戰精神遠在當時的印軍之上，兩軍的軟實力根本不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無論如何，“九一八”上，南京政府與奉系首腦觀點基本一致，不抵抗而撤出瀋陽，馬馬虎虎也說的過去，反正國聯還在調查取證，沒準明天還能從日本人嘴裡吐出來。但是對於錦州、熱河及其背後的長城防線的確保，中央卻是命令堅守的。為此，行政院長汪精衛還親自飛到北平與學良同學面談（此時老蔣因為內外交困，已經下野），督促東北軍要堅守陣地，確保防線不失。但是張少帥王顧左右而言其它，什麼軍餉問題，華北治安問題等等，就是不給汪院長准信。最後乾脆放棄錦州，全軍撤回關內，老汪一氣之下辭了職。緊接著，熱河又是一槍不放，日軍以128騎輕取省會承德，中日兩軍沿長城一線對峙。

隨後，日軍沿長城線繼續壓迫東北軍，並且在1933年爆發了長城抗戰。這是東北軍第一次在戰場上與日軍真槍實彈地正面對抗，紙老虎的面目頓時暴露無遺，地形有利，兵員占優，步兵裝備相差不大，可就是頂不住日軍的進攻，於是中央軍與西北軍緊急開赴長城前線助戰，再加上日本政府與軍方當時沒有全面武力攻占華北的計劃，戰役最後以日軍攻克長城防線各個要點而結束。中日隨後簽署了“塘沽協定”，華北特殊化，中日雙方都不能在這一地區駐紮大量軍隊，日軍擴充了原有的華北駐屯軍，達到5000人規模，中國方面是原西北軍的二十九路軍近10萬人駐守平津一帶。東北軍在失去東北地盤之後，再次失去華北地盤，撤往西北剿共。

此後，截至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在京津一帶都是以少量兵力混雜相處，大抵是消極防禦姿態。

回顧“九一八”到長城抗戰，張少帥先是私心作祟，注意力放在經營關內上面，不願也不敢與日軍在東北硬抗，與南京政府一起做春秋大夢，希望國際社會的公理能夠阻擋日軍的前進腳步；隨後在日軍全面進攻長城防線時，瞻前顧後，舉止失措，在南京政府三番五次嚴令堅守的情況下，依然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氣。譬如說在戰鬥最激烈的古北口戰鬥中，左翼的東北軍112師因為傷亡過重，沒有通報其右翼的中央軍25師，便擅自於晚間撤退了， 25師於暗夜中倉促調整防線，導致全線兵力薄弱，遂於次日崩潰。俺曾經駕車走過古北口、司馬台和澇窪一帶，沿路地形險要，公路大多數時間蜿蜒在狹窄的山谷之間，很難想象日軍一個不滿員的師團是如何在幾天時間裡，以行軍姿態沿路攻擊前進，一口氣擊破東北軍和中央軍三個主力師的防線的。

無論晚年張學良如何辯解，什麼他不願意看到戰爭死人，沒有想到日軍真的是想滅亡中國，如果知道了一定會奮起反抗的。。。但是，長城抗戰時，在中央的決心與日軍的企圖已經非常明確的情況下，東北軍的抵抗意志依舊不夠堅強。華北是少帥的最後地盤，看家護院的決心和勇氣都沒有，還扯什麼扯。

西北貧瘠，從東北和華北撤往此地的東北軍，軍心不穩。更加倒霉的是，其後與經過長征的疲憊之師--紅軍作戰時，屢戰屢敗。（有時候想想，這東北軍真的是太面了。怪不得有人說，東北軍的老底子是鬍子隊伍，裝備再好也扶不上檯面。）中共乘機對其施以統戰工作，於是東北軍與紅軍火線停戰，形成了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時中共與蘇共的信使往來，紅軍的軍火藥品供應，大多是東北軍提供的方便。

老蔣對於張少帥與中共的拉拉扯扯，心知肚明，遂親自前往西安逼迫東北軍：再不打紅軍，就撤往福建，中央軍開進西北接着打！少帥在內外交困之下，頭腦一熱，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老蔣。紅朝史書的說法是，逼蔣抗日。這實在是美化了少帥同學，他要打日本不在東北打，也不在華北打，跑到西北卻要死要活的去打日本，誰信？

俺個人之見，西安事變基本上是二世祖作風的一個大發作。發動前，學良同學曾經召集手下軍官會議，說要兵諫老蔣，其手下大將王以哲問：抓起來之後怎麼辦？張說：先抓起來再說！

此時此刻的張學良，大概可以用“懊悔萬分彷惶失措”幾個字來形容。忍辱負重也好，顧全大局也罷，保存實力也行，結果事情演變到了今天這一步：不僅丟失了奉系的所有地盤，而且30萬軍隊變成了十幾萬，並且一天一天地繼續萎縮。。。（此事老蔣做的不仗義，東北軍被紅軍殲滅的2個師，番號被丫給取消了）。曾幾何時，那個叱咤風雲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降職成為了剿匪專業戶總司令，日漸邊緣化。可憐的張學良可能沒有想到，當初剿共是他小哥自己的選擇，因為他不想自墮名頭去清剿土匪劉黑七，於是選擇了名聲大些的紅軍。

時局的艱難，輿論的指責，部下的壓力，是張學良衝動行為的主觀動機。而隱藏在這一莽撞行為的背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動機：走盛世才在新疆的路子，背靠蘇聯做西北王。這一動機的產生，不乏周恩來的誘導暗示與楊虎城的陰險鼓動：以張學良為首，成立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合政府。等到老蔣被抓，少帥通過中共與蘇共一接觸，準備遞交投名狀的時候，卻發現自已會錯了意，斯大林根本就沒有倒蔣的意思，他需要的是一個反日的穩定的中國政府，不管這個政府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老蔣領導的南京政府正是這一需求的不二人選。於是立馬給中共下死命令：西安事變一定要和平解決，任何可能導致中國陷入內戰狀態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中共在西安事變前並不知情，事後則欣喜若狂，延安已經搭起了公審老蔣的台子，只等槍聲一響，用老蔣的鮮血為千千萬萬死難的同志報仇雪恨了。蘇共的指令，猶如當頭棒喝，無奈之下，周恩來前往西安極力斡旋，希望事變和平解決。

中共的臨時抽腳，蘇共的嚴厲態度，讓學良同學立馬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一方面，西北王的成立基礎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老蔣也沒有與日本妥協的念頭，在他未來的對日抗戰計劃中，學良同學也是安排了一席之地的，反倒是學良本人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最要命的是，此時此刻，做為事變的主角，東北軍已經事實上被邊緣化了，老蔣通過中共直接與蘇聯搭上了關係，談判的重點已經轉移到了如果蘇聯軍援中國，中共的地位怎麼辦？

在事變和平解決的局面日益明朗化的時刻，東北軍的下級軍官以及西北軍的楊虎城卻對於處理結果大為不滿，認為退讓太多，沒有得到老蔣對於肇事的東北軍與西北軍任何赦免的書面承諾。楊虎城甚至與少帥翻臉：今天你放了老蔣，明天你我就死無葬身之地！虎城同學俺不大喜歡，不識大體，寧願殺掉老蔣渾水摸魚，拿共產黨說事的小軍閥，私心忒重。當然，丫對於老蔣的見解獨到，最後的確是死於老蔣之手，此是後話。

西安事變的結局，中共絕處逢生，黨和軍隊合法化，為12年後奪取天下政權奠定了一塊堅實的基石；小蔣從蘇聯被放了回來，40年後接過老蔣的旗幟，開創了台灣經濟奇蹟的新局面；老蔣的南京政府獲得了蘇聯源源不斷的軍事援助，擺脫了“九一八”以來，獨自面對日本侵略的孤立局面。只有始作俑者的張少帥，心灰意冷之下，爬上老蔣的飛機去南京請罪去了，從此失去人身自由，開始了長達53年之久的軟禁生活。

沒有了少帥的東北軍，暫時由軍長王以哲率領。隨着國共兩黨第二次攜手活動逐漸展開，王以哲等也開始執行來自南京方面的指令，不再追求獨立自主的軍閥地位，但是卻為主要由東北軍中下級軍官組成的抗日同志會所不滿，再次發動兵變，槍殺了王以哲軍長。二次西安事變後果很嚴重，東北軍從此離心離德，投共的投共，投蔣的投蔣，甚至還有當時主持抓蔣的少帥衛隊營長孫銘九，二次西安事變的主角之一，在中共不敢收留之後，居然投了南京的汪偽！總之，當時中國排名第二的武裝，就這樣煙消雲散了。所以世人就有張學良糊塗死了的說法。

西安事變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是，老蔣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開始對於日本人咄咄逼人的嘴臉還以顏色。至此，中國朝野內外完成了初步的政治整合，達成了大致一致的共識：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戰至最後一人方止。從此，中日兩國關係陷入高度對立的緊張狀態，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兩軍陣前，嚴重對峙。終於在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南郊的宛平城，一次極其偶然的擦槍走火，最終將中日兩國拖入了全面戰爭的血海之中。

歷史上有很多人物，因為家世的緣故，稀里糊塗地擺放在一個異常顯赫的位置上，手中擁有着巨大的權力。但是，類似學良同學這般，莽撞使用手中權力的人物，還真是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

捅完簍子的學良同學，當他頭腦一熱爬上老蔣回南京的飛機上的那一刻，大概沒有想到，他這最後一次的簍子是捅到了他自己身上，從此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換成任何一個人都不大可能幹出這種傻事情，把自己送到虎口裡檢驗一下老虎到底是不是東郭先生。哈哈，老蔣當然不是海量胸懷的人物，先扣下你丫的再說。等到抗戰勝利，國共兵戎相見，如果是老蔣勝了，可能還會釋放若許大人大量，放你張學良一馬，偏偏卻是敗了。退居台灣，內外交困的時候，換成另外一個人物，大概喀嚓一刀，就拿學良同學出了氣，老蔣這人也怪，還是繼續圈禁，不咸不淡地養着張學良。難怪張學良對老蔣一肚子牢騷：你要麼就一槍斃了我，要麼乾脆讓我走，這麼着沒完沒了地圈着算怎麼回事。於是學良同學對於老蔣就有如此的評價：有大略，無雄才。意思大概是本事不小，氣度不夠。有意思的是，少帥對於老父的評價正好反過來：有雄才，無大略。其實，張大帥在東北玩平衡術，把日本人耍的團團轉，政治手段還是相當高明的，張少帥連半點都沒有學去。

學良同學一生的所作所為，影響力最大的當屬西安事變。拋開這一事變對於國共兩黨未來生態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不談，單就抗日戰爭本身而言，一方面，它促使中國各個黨派捐棄前嫌，一致對外，全中國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空前團結起來；另一方面，它導致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提前到來，客觀上造成了中華民族遭受了更多的戰爭苦難。

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看回去，中日之戰如果能拖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之後，中國作為盟國中的一員參戰，境況顯然會好得多。再不濟，熬到1938年或者1939年，計劃中的60個德械師的編練全部完成，抗戰也不會打的如此艱難，艱難到了要依靠花園口的黃河水、焦土抗戰的長沙大火和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新兵的血肉之軀，去抵擋兇悍的日本兵的野蠻進攻。

張學良的一生，已經為他當年的莽撞行為，付出良多—五十三年的軟禁生涯，幾乎是普通人一生的漫長的時光；生命的最後十年，飄零海外，家國難返。。。唉，塵歸塵，土歸土，安息了，張少帥，但願你的魂魄能夠回歸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