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的问题上，有三个问题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一是在列宁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中，中国的具体位置和价值；一是俄国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1919年制定的远东总政策及对华政策；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最初推手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是导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直接原因。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忽视，笔者以为，除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是因为学界在研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时，偏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而对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关注不够；偏重于苏俄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而对作为主权国家的苏俄的远东利益关注不够；偏重于对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也有人译作维金斯基，其中文名字是吴廷康，为区分维连斯基，以下称其中文名字)的研究，而对他的领导者维连斯基关注不够。
一、苏俄的世界革命战略与中国的具体位置和价值
“一战”后，俄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制度——苏维埃政权。这一新型的国家制度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建国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又不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全球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精髓同样体现在苏俄第一部宪法中，并以刻印在国徽上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苏俄宪法第169条)
这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是一个突破任何国家界限的运动，这就使苏俄共产主义者们不仅有了一块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任意耕作的试验田，而且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和意志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将他们的试验产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他们控制的地域之外。
俄罗斯苏维埃联盟共和国成立之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组建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与任务十分明确，就是世界革命。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经荒废，人类本身则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它，那就是无产阶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二卷，以下简称第二卷，第57页)
这是在3月4日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共产国际为世人描绘的图景。为了拯救人类的灾难，3月6号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号召：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兽行、反对帝制、反对特权等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各种各样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第二卷，第74页)
对于落后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第二卷，第114～115页)
列宁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勾勒的前景是，通过联邦制这一过渡形式使各民族劳动者走向统一，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产生新的联邦国家。在列宁看来，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幌子。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出路。(第二卷，第112～118页)不言而喻，这个新联邦国家的心脏只能是莫斯科。列宁当时急于要做到的是，把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几个先进国家能够对全世界政治起决定影响的国际专政。这就要求：
“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第二卷，第116～117页)
在列宁的提纲中，中国一朝鲜一日本被排列在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显然不可能与苏俄结盟；朝鲜太小，起的作用也不大；结果，列宁的目光盯上了贫弱的中国。维连斯基在考察中国之后写给列宁的绝密信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第76页。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但维连斯基的着眼点在孙中山。)中国最终也确实为了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而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并与苏俄结盟，只不过不是在列宁时代，而是在斯大林时代。
在苏俄寻找远东结盟对象初始，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恰好为苏俄提供了机会。苏俄派出大量人员在中国寻找可依附于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列宁亲自过问。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吴佩孚的直隶政府、冯玉祥的军队都是苏俄专心调查研究、积极拉拢培育的对象。1922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组成以斯大林为首的工作委员会，此后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均由斯大林签发，后来又专门组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中国的一切军政工作和经费的发放统一于中国委员会。(第一卷，第72、623页)俄共中央明确要求充分利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培植受控于己的军事力量，苏俄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现实存在的一切武装加以观察研究，包括土匪武装，以求策动叛变、收编。在1920年到1925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大量记录着军事援助中国某一派政治势力的内容，甚至出现倘若中国政府不中立，就采取措施让它分裂和瘫痪的指令。(第一卷，第637页)
这就让人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既然中国是被列宁划分为应该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才能得救的落后国家，那么中国所应走的道路就不是国家政治上独立的道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实行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政策，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必须首先服从于苏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中心。为了列宁世界革命总战略这个大局，同时也是为了苏俄的远东利益，中国应该、也必须有能力、有决心承担民族牺牲。
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远东总政策及对华政策
为了确保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苏俄的远东安全变得尤为重要起来。十月革命之后，苏俄以剿灭“白匪”之名出兵占据了蒙古北部，从此有了“内蒙”和“外蒙”之分。之后，苏俄红军又很快进驻新疆，以防日本从中国东北向西扩展。到了1919年，苏俄把目光盯在了中国的满洲。
1919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以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1919年8月维连斯基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政治局的赞同，成为政治局给他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指示的基础”。政治局指示的要点是：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的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
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第一卷，第38～39页。目前尚未见该提纲原件、俄共中央的决定和维连斯基给政治局的报告)
虽然这一总政策的具体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被披露出来，但从要点的排列次序可以推断，俄共中央政治局指示的第一点远东总政策决定、制约了其他三点。换句话说，所谓共产国际也好，世界革命也罢，首先是为苏俄的远东利益服务的。东亚人民的自觉行动、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是围绕加剧日、美、中三国冲突而展开的。革命组织，特别是游击组织在其间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也就构成了苏俄对华的基本政策。
为了使远东总政策得以顺利展开，苏俄还试图以全新的姿态公开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示好。同年7月，苏俄发表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称“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同时提请中国人民注意“十月革命”后工农政府所做声明，包括铣扯碛胫泄┒┑拿茉迹牌扯砭鹑〉穆藓推渌厍芫邮堋案优饪睢保牌谥泄奶厝ǖ取?第二卷，第79～81页)第二年9月再次发表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宣布遵守前次宣言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要求缔结中俄友好协定。(第二卷，第91～93页)这两次宣言不仅引起了中国国内的极大好感，甚至蒙蔽了苏俄派往中国的谈判代表越飞，以至于在1922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斯大林代表政治局对派往中国谈判的代表越飞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因为越飞竟然天真地以为，苏维埃俄国于1919年和1920年发布的对华宣言可作为与中国谈判的根据：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第一卷，第115页)
为此越飞在给列宁、斯大林等领导的信中表示了极大的不解：
“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是我们全面破灭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第一卷，第115页注①)
实际上，这两项宣言确实就是一纸空文。1923年，托洛茨基在一封给越飞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既然中东铁路是我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国家财产，无疑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既然转交给中国，它也是巨大的经济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农民必须靠俄国农民来拥有铁路。……俄国也很贫穷，根本没有能力来资助它周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第一卷，第200～201页)
到了1924年，苏俄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共管中东铁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境内传播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俄方并未遵守该协议。中东铁路管理权仍操在俄籍总经理手中。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及奉军在张作霖的指示下突然搜查了苏俄驻华大使馆，并将搜到的苏俄文件影印后分送新闻界和各国驻华使领馆。文件揭示了大批苏俄专家以工程师和铁路技工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赤化”中国的活动。半个月之后，4月21日，由斯大林主持召开苏俄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其中决议之一是询问北满委员会是否已将中东铁路俄国党组织文件销毁，并要求避免出现任何可能提供任何借口的行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6号(特字第74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1929年6月，继承张作霖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对共产国际在哈尔滨举行的秘密地区会议进行了突然袭击，这次会议及缴获的文件再次证实苏俄利用中东铁路进行“赤化”中国的阴谋活动。于是，张学良于7月10日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局，解散了苏俄铁路工会，逮捕了大批人员。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苏俄宣布与中国断交。接着爆发中苏之战，其规模远比后来“文革”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大得多。在满洲里，中国军队付出了丧生八千将士的惨重代价；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俄的飞机大炮夷为平地；位于松花江口的拉哈苏苏城也被苏俄的飞机炸成一片焦土。战争持续了约半年，蒋介石无力派兵支援，张学良被迫停战，中东铁路管理权再次归于苏俄。(时在哈尔滨采访的美国《米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对此做了采访报道。见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164～l75页)“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League
0f
Nations)在日内瓦讨论满洲问题。当时有中、美、苏通过结盟方式对付日本的提议，苏俄代表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应该承认苏俄对外蒙古的主权，并将中东铁路以北的中国领土割让给苏俄。(前引《鲍威尔对华回忆录》，190～193页)
事实上，从苏俄建国初始到后来的历史都足以说明，苏俄的对华政策从来没有遵循过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而是延续沙俄的扩张政策。可以说，这一总政策使苏俄获得了最大的效果，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指着地图说：
“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长春铁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称中东铁路支线为南满铁路，二战后两路合并成长春铁路，又称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转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3页)
苏俄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国家利益，除前述原因外，同它在执行远东总政策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日、美、中三国冲突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对三国冲突展开论述。但中日和美日冲突的加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已被屡屡验证，而中美冲突的加剧则主要是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虽然远东区域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苏俄远东总政策确实起到了加剧这种冲突的催化作用。
三、维连斯基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前已提到，维连斯基在其报告中披露了苏俄中央政治局远东总政策的要点。虽然目前公开的档案资料只见于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但正是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为我们揭开了笼罩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上的神秘面纱。
维连斯基利用“使者地位”在完成特殊使命的同时，坚持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第一卷，第39页)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点，首先在共产国际内组建、完善组织机构，制定具体政策。根据维连斯基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5月，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连斯基担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日本科。中国科的纲要之一，就是“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部活动都通过积极活动的书记处和上述三科进行”，“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第一卷，第39～41页)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最早的远东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人是维连斯基。开展共产主义工作、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他落实远东总政策的主要工作之一。
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之后，1920年7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了苏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维连斯基专程来到中国，主持了这次大会。会上，俄国人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中国的局势。这显然也是根据政治局下达给维连斯基具体执行远东总政策的指示而安排的。大会的议题之一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卷，第4l页)
至此，我们已基本看出了一个轮廓：为了落实苏俄的远东总政策，由苏俄远东全权代表在中国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东亚书记处的具体操作下，组建中国共产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接下来的历史已为人们所熟知。随着另外一位人物的登场，前述轮廓变成了清晰的图像。这位人物就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回忆中提到的吴廷康。中共早期党员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直接与他打过交道。从档案资料中未发现维连斯基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与中共早期党员打交道的记录。这也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注重吴廷康而忽略维连斯基的原因之一。同样被忽略的，是维连斯基与吴廷康的组织关系。
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的外国处向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吴廷康和两位助手。(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副主席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第一卷，第49～57页)吴廷康在当年6月写给“某人”的第二封汇报信中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主要工作是把各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这个“某人”是谁，现有档案资料未做明确交代，仅有推测。(第一卷，第28页，这封信是给他的直接领导的回信，该档案中没有他的第一封信和他的领导的信)但从时间、空间与吴廷康的工作内容看，笔者推断，此人应该是维连斯基。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一封向维连斯基请示汇报的信。维连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内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吴廷康的汇报中得到的。也就是说，维连斯基遥控指挥，吴廷康具体操作。理由有三：
1、从工作关系上看，维连斯基是俄共中央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吴廷康是俄共远东局派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都在为远东事务工作。组建东亚书记处之后，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称，是受“留在远东工作的同事们的委托”送上报告。(第一卷，第36页)吴廷康则是留在中国工作的负责人。
2、从空间上看，吴廷康来自于海参崴。在吴廷康去中国前，为执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20年2月维连斯基也到了海参崴。(第一卷，第39页)
3、从时间上看，维连斯基2月到了海参崴，吴廷康4月从海参崴去了中国，目的地是上海，5月上海即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而作为执行主席的维连斯基当时并不在中国。6月，吴廷康向他的领导发出了第二封汇报信，汇报了他到6月为止在中国的工作情况。7月维连斯基即亲赴中国，主持召开了苏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维连斯基显然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了莫斯科。8月向政治局提交了“提纲”，9月1日就东亚工作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报告，总结汇报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与此同时，新的工作阶段开始了。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对华的领导机构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维连斯基回国之后，吴廷康还在中国，他于8月17日发出的报告已经不再是给维连斯基的了，而是报给了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第一卷，第31～35、49～57页)他在这份报告中称，在上海成立了吴廷康和四个中国革命者组成的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显然革命局实际上是继续了原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不过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工更加细化明确，机构也增多了。除上海外，另由两位俄国人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在北京组建了北京局。该科还计划召开上海和北京的联合代表会议，并在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建立革命局。
在吴廷康的这份报告中，特别提到他在天津的一个接头地点，这个地点是为了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而专设的。(第一卷，第35页)
从中国人的回忆中大概可以知道，吴廷康到达中国后，通过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找到了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柏伟烈，又通过柏伟烈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再通过李大钊认识了更多的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吴廷康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吴廷康是位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在来中国之前肯定对中国的情况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所登载的文章及其作者有所了解。因此不妨推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均是他主动寻找的对象，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找到了他。
来自不同的回忆，在吴廷康的具体组织操作下，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分别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O月，苏俄阿穆尔州委的东方部书记费奥多罗夫已经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给俄共阿穆尔州写了一个报告。(第一卷，第44～46页)11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但未对外发布，而只是作为接受党员标准的文件。
到了1921年5月，中国已有7个省级的党组织，设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要求，通过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建立常设书记处的方式以增强同远东书记处的组织联系。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在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兹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1922年中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共产国际所议决的加入条件，并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称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