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到九一八事件的那36年裡面，中國經歷從封建到共和的政體變更。從光緒、慈僖算起一直到民國老蔣，中國政權歷經十個政府。但不管是清朝還是北洋軍閥還是中華民國，沒有一個政府認認真真研究過，諾大的中國，怎麼突然就在海上輸給了日本；如果下次日本直接進攻本土陸地，我們能不能防禦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也就是說，錢賠了，地割了，似乎一切就都了結了，什麼經驗都沒有總結，什麼教訓都沒有吸取。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激盪的百年史》裡指出的那樣：“日本沒有一個使它受威脅的臨近大國，只有一個給它輸入文明的中國。”一個文明的國家可以不算計怎樣侵略別國，但是怎麼也應該有一點國防的概念，尤其是甲午年輸給日本之後。

日本的門戶也是在19世紀中期被西方的炮火脅迫之下打開的，在這之前，他們的政治、文化、生活習俗幾乎同中國完全一樣。中日之間不同的地方是，日本民族具有主動吸收外國文明的傳統特徵，而中國人沒有這種氣度和習性。吉田茂說：明治政府在堅決清算封建制度，推行迅速現代化的同時也認識到，“不能只限於政府少數人的專制，而必須能夠吸取（本國）國民所具有的活力”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在輸入西方科學技術文明的同時，也引進了其政治觀點，文化及思想方法這些文明賴以生存的基礎的東西。他們沒有像中國那樣繼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日本人“在回敬西方的衝擊下顯示出敢於冒險的氣魄和能力。”

1895年至1911年，清朝政府勉強維持着中國的門面，他們既沒有智慧和眼光去吸取教訓，也沒有魄力和手段去實施確實有效的國防政策。面對西方各國和這個近鄰日本，中國處於任人魚肉的地步。馬關條約簽署後，日軍登陸，遭到台灣軍民的強烈抵抗。可是巡撫唐景菘卻徑直逃回大陸，留下劉永福，徐驤則率部抵抗，5個月後彈盡糧絕。而1901年，就當《議和大綱》（《辛丑條約》的胚胎） 剛剛擺到談判桌上，逃亡在西安的清廷便發出一道“輝煌上諭” ，宣布中國今後的對外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

1900年8月，俄國以鎮壓東北義和團運動為名，單獨大舉入侵中國東北地區。辛丑條約簽訂後仍拒不撤走，反而在1903年8月成立以旅順為中心的遠東總督區。1904年2月8日日本對俄國不宣而戰，中國的土地成了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戰場。在日本的要求下，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把遼河以東地區劃作戰場，並嚴令地方軍政長官對人民群眾加意嚴防，切實彈壓。日俄戰爭結束後，立即承認日俄條約對中國東北的分贓規定。

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很快因為革命軍同封建軍閥之間利益的根本衝突而形成南北兩大政治勢力的對峙。袁世凱執意留在北方，北方各屆政權一般以“北京中華民國政府”通稱，大致分1，袁世凱時期（1912～1916）；2，皖系段其瑞時期（1916～1920）；3，直系馮國璋時期（1920～1924）和4，奉系張作霖(張學良)時期（1924～1928）。在這同時，孫中山則領導着國民革命力量以廣州為大本營與北洋派一爭高下。南方政權可分為1，護國討袁時期(1913-1916)；2，護法軍政府時期(1917-1918)；3，非常大總統時期(1921-1922)；4，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時期(1923-1924)；5，國民政府時期(1925-)。 甲午戰敗30年了，不管哪個時期、哪個政府，他們對爭奪權力和劃分勢力範圍的興趣遠遠大如何於防禦日本人。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才用武力統一了全國。袁氏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各種體制的基礎多在這一時期奠定。善後大借款說明袁對列強經濟多有倚賴，而簽署”21條” 則完全說明這個剛剛誕生的民國政府對日本無所抗衡。正是在日本處心積慮地把侵占到中國東北，山東利益合法化的時候，袁世凱則一步一步地實現了他短壽的皇帝夢。

1916年袁去世後，因為沒有人具有足夠能力維護全國的統一，開始了群雄紛起、兵連禍結的軍閥割據年代。北洋內部分裂為直、皖兩大系，奉系在東北迅速崛起，各地大小軍閥如晉系、滇系、桂系等無不割據一方。中國的小農經濟基礎為軍閥割據創造了條件。北洋集團內部缺乏堅固凝聚力，本身並非統一的軍事團體，袁世凱生前尚能維持，袁死後中心既失，兵為將有，政治權力分散在各路軍閥手中，不僅中央不能控制各省，甚至省不能控制下屬各縣，督軍團橫行無忌。除了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大多還存在，中央政府在對外關係上只是一個空架子。一次大戰爆發，日本人主動迎戰，爭取獲得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最大限度利益，而中國北洋軍閥為了各自的利益，把對德開戰與否的外交問題演變成府院之爭。導致了張勳利用進京調停的機會，竟上演了一出復辟的醜劇。

在革命黨這邊，從民國元年開始，孫中山認為，共和既興，約法已行，希望袁任總統10年，再練兵500萬。他自己則10年內實現修築鐵路20萬里的計劃。而黃興完成遣散南京一帶起義部隊後，也準備解甲歸田，一派功成身退的祥和氣氛。是宋教仁被刺身亡，讓孫中山看清袁氏假共和，真獨裁的面貌，決定興兵討袁，進行二次革命。包括隨後的護國，護法運動，孫依靠南方軍閥力量，東征北伐，希圖建立革命政府。由於沒有政權，沒有軍隊，直到他1925年去世，孫中山除了名義上出任南方革命政府總統，大元帥，為共和奔走呼號之外，他對當時的中國內政外交影響甚微。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於1925年7月1日，又稱廣州國民政府(1925-1926)，即蔣介石日後大權獨攬，卻被中共趕到台灣的中國政府。在隨後的23年裡，因為政府所在地的移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又分別稱為武漢國民政府(1926-1928)，南京國民政府(1927-1938)，重慶國民政府(1938-1946) 和南京(還都)國民政府(1946-1948) 。在這段時間內，由於剿共，分裂等原因，另外還有南昌政府，北平政府，廣州政府和汪偽政府。對了，別忘了還有1931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25年至1928年，廣州政府與北京北洋政府互相對峙，1928年北伐統一後，才成為對外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廣州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取消各地方部隊名稱，統一稱作國民革命軍，計劃北伐。

1927年，北伐軍攻克了上海與南京，蔣介石於3月抵達上海後，並於4月18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採取委員制﹐由蔣介石﹑胡漢民等十二人為政府委員﹐南京政府轄區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廣東﹑廣西等。寧漢分裂局面一直到8月武漢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執行分共清黨，以及蔣介石在汪精衛的要求下辭去總司令之後，才宣布合作。

1928年2月3日至7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推舉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年9月﹐宣稱全國進入訓政時期﹐由國民政府執行訓政職責﹐並決定以五院制組成國民政府。同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成﹐設主席一人﹐委員十至十二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同時﹐任命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權組織形式漸趨完備，蔣介石開始統領國家大政。

1928年6月，革命軍繞過濟南，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在15日發表全國統一的宣言，12月29日，東北的奉系將領張學良通電南京宣稱接受國民政府管轄。蔣介石領導的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正式獲得國際承認為中華民國政府。

北伐結束後的裁軍既可以看成為民族發展的利益，也可以看成是武人爭雄，排斥異己，引發了新的矛盾。1929年，蔣介石陷於蔣桂(李宗任) 大戰和蔣馮大戰。次年，又爆發了中央政府同反蔣聯軍的中原大戰。老蔣當時有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勢頭，可是唯獨沒有顧及日本人。遵照“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12月，中原大戰後，他立即在南昌召開剿共會議，會後對中共紅軍發動第一次圍剿；31年2月組織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圍剿；7月，蔣親任圍剿總司令，發動第三次圍剿。這三次圍剿都以國軍失敗而結束。就在他赴江西組織第四次圍剿共產黨紅軍的路上，九一八事件就爆發了。

三，關於九一八事件的認識誤區

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這70年時間裡，尤其是共產黨奪權之後，中國大陸不管是政治宣傳還是歷史教研，對這一事件一直沿用他們當年在陝西窯洞裡制定的策略，即把蔣介石作為罪魁禍首，似乎日本人侵略中國成功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義而造成的。有人論證究竟是蔣介石下的“不抵抗”的命令還是張學良自己的主張。我覺得到底誰下的命令不作抵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民國政府為什麼會“不抵抗”的。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還是先讓我們看看6年後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時，中國軍民奮起抵抗了之後結果是怎麼樣的。

“抵抗”了又會怎麼樣

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作出“固守宛平，就地抵抗”的作戰方針。1937年7月27日凌晨3點，日軍向河北通縣宋哲元29軍發動進攻。日軍炮火猛烈，中國守軍節節失利、損失慘重。到當日中午，通縣、團河均陷敵手。次日，師長趙登禹指揮南苑保衛戰，親率一個團投入戰鬥，全部犧牲。南苑失守。大軍壓陣，宋哲元率餘部由西直門出城，7月29日，日軍兵不血刃，攻入北平。

平型關戰役是我們最熟悉的故事，在那個有利地形擁護下，日軍損失1000多人，汽車80餘輛。平型關的抗擊並沒有阻礙板垣兵團向太原進軍。他繼續以5萬人馬、坦克150輛。火炮250門發動進攻。在守衛太原的戰鬥中，196旅旅長姜玉貞、劉連相、石煥然團長率部抵抗直至陣亡。傅作義苦戰3日後突圍，11月8日太原失守。

在淞滬戰役中，在日軍強大炮火之下，守軍姚子清營５００壯士全部殉城於寶山隘口；國軍11師、67師堅守羅店5天5夜，整營整連地喪生在陣地上，羅店也因此被稱作“血肉磨坊”；蘊藻浜一戰，剛剛增援到達的桂系第２１軍缺乏對日作戰的經驗，被日軍圍打，３萬桂軍大部犧牲，場面慘不忍睹。

從１９３４年起，老蔣用４個師的兵力，花了700百萬元，用了２年半的時間，在上海和南京之間修築鋼筋混凝土防禦工程，自稱為“東方的馬其諾”。希望能夠抵禦日本百萬大軍，堅守南京十年八年。南京外圍之戰，日軍用飛機把１７３師師長夏國璋和一個旅炸死在陣地上；８８師朱赤，高致嵩兩個旅長率部戰死在雨花台；８７師２５９旅旅長易安華同手下一個團在莫愁湖畔殉國。

熱兵器時代的戰爭打的是鋼鐵，火藥，不再是一人一馬一刀的肉拼。中國的抗日戰爭如果不是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英美盟軍的加入，最後取得戰爭的勝利幾乎是很難想象的。事實是，已經工業化了日本同中國之間，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幾頭獅子圍攻一大群野牛一樣，而且野牛最後總是成為獅子的午餐。

當然，任何時候，被侵略國家的抵抗都是有意義的。但是70年前，面對日本精心籌劃的進攻，中國抵抗的意義最多具有戰略意義而沒有戰術意義。這樣，在還有國際途徑可以利用的情況下，（國聯的調查和調停，）從國家全局利益出發，避免明顯的犧牲，不抵抗有時不失為一種不是辦法的辦法。

東北失守是因為沒有抵抗嗎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瀋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我們必須先弄明白，日本軍並不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在東北某個港口登陸，發動侵略戰爭的。要真是那樣，日軍在中國陸地上就沒有任何基地，如果中國政府事先稍作準備，中國人怎麼也能在海邊抵抗日本一陣子的。

自從日俄戰爭日本攫得了南滿鐵路的經營使用權之後，不僅日本兵，連日本人也住進東三省了。那時關東租借地成了在中國大陸內的日本社會和文化區。日文出版物、色彩艷麗的和服、神道的節日和用作官方通貨的日元鈔票流行在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沿線區域。這就像一隻黃鼠狼在雞窩裡先是安了一個家，開始不動聲色，慢慢雞們也習慣適應了這麼一個鄰居。然後在一個早晨，這個狼露出了它的爪牙。因為日俄戰爭獲取的權利，日本軍不僅從距離上消除了它們準備捕捉的這個目標，而且還給了它們正當理由把這個雞窩周圍溝坎城河了解的一清二楚，這幾乎是歷史上其他侵略戰爭所根本不可能有的便利。

如果一定要說是因為蔣介石在918後沒有抵抗而造成了東三省的淪陷，我倒覺得更應該追究他沒有充分準備日本的侵略來的有道理。９１８事件發生時，蔣介石正在去江西剿共的途中，接報後才調頭飛回南京。張學良由於幫助老蔣打勝了中原大戰，他的地盤和勢力已經擴充到長城以南，事變當晚正在北平。這說明，至少從表面上，蔣張兩人對霍霍磨刀已久的小日本要麼掉以輕心，要麼熟視無睹。

１９２７年蔣介石到日本訪問，同田中首相見了面，他們談了怎樣防止中日兩國被共產黨赤化的問題以及國民軍隊北伐的問題，就是沒有談日本政府剛剛結束的“東方會議”。蔣介石那時居然對日本希圖吞食中國一點都沒有警覺，這很讓我懷疑。

強大的財政保障是日本敢於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原因和基礎。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７年內，日本的財政支出從１４.７７億日元增加到３０.４億。其中軍費開銷從４.１６億增加到１４.１億，軍費開支增長從２８.９８％增長到４６.３％。1937年，民國政府歲入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其中中央政府收入8.7億元，省財政收入5.3億元，縣財政收入1.9億元，三者合計，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5.9億元。在上世紀30年代，日元和民國法幣差不多以相同匯率兌換美元，也就是說，918發生那年日本的軍費開銷已經接近於中國最好年份總收入了，到抗戰全面爆發時，它們的軍費就已經差不多兩倍於民國政府所有能夠使用的錢了。

中國沒有一個政權穩固，軍令統一的中央政府。１９２8年第二次北伐結束後，蔣介石掌握了實權，中國歸於統一，這至少在政治上給了他有開展對日軍事和外交的機會。但是隨後發生的倒蔣運動和中原大戰以及剿共戰爭，客觀上讓他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來“抵抗”日本人。日本陸軍大臣衫山元在回答首相“假若因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怎麼辦”時說：“支那人向來一盤散沙，南京政府勢力只能達到沿岸幾省，華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指揮。”

１９３１年，蔣介石是中國最高長官，在他的眼皮底下，中國北方東三省淪陷，不管怎麼說，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卻不是“不抵抗”政策的責任。

譴責“不抵抗”是政治花言巧語

我們知道，從1931年到1945年那14年的時間裡，對於日本人的入侵，前面6年，蔣介石確實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這除了前面述及的中日軍事實力和戰爭準備之間的差距之外，和東北地緣政治、歷史也有關係。然而，當日本人把侵略戰火擴大到華北以至全中國時，國民黨就沒有退路，只有奮起抵抗了。這樣，關於“抗戰”的概念，從時間上應該包含了三個階段：即前面6年（沒有抵抗），後面8年（抵抗），以及加起來的全部14年（既抵抗又不抵抗）。這樣，當要論及“不抵抗”時，加上時間概念就比較公正了。

可是這七十年來，共產黨批評國民黨“不抵抗”時一直是模糊這中間的區別的。例如陳伯達在他《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指責蔣介石：“置一切國防事業於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 然後再延伸開去：“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盧溝橋，又從盧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直到2010年，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撰文回顧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時仍然提到：蔣介石作為中國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有抗戰的願望，但是他的抗戰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他還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軍力用來圍剿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對日本的瘋狂侵略一味妥協退讓，以致造成望風而逃、失地千里的潰敗事實。

為什麼歷史到了共產黨的嘴裡就會變成可以隨心所欲、任意竄改的東西了呢？

我認為，九一八之後的不抵抗政策的形成是有中日歷史，經濟實力等客觀原因的。如果這個賬要算，也不能像中共那樣統統算在國民黨、蔣介石頭上的，而是中國清末以後10屆政府共同的責任，再加上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九一八事件後蔣介石沒有抵抗是現象，抵抗不了才是本質。可是共產黨不需要我們去深究日本人如何能夠長驅直入，而只要我們記住他們已經長驅直入了；共產黨不需要我們去思考蔣介石為什麼不抵抗，而只要記住他沒有抵抗就夠了。共產黨在野時，一，他們在政治上時時刻刻需要攻擊執政的國民黨，二，如果蔣介石真的同日本人正面對抗，那正好是送死，那也是共產黨需要的。中國共產黨當年利用了九一八後蔣介石對日“不抵抗主義”引起的負面民情、民意來爭取他們在政治鬥爭中的空間和地位；在取得政權後共產黨仍然讓這個“不抵抗”論成為他們歷史教育中的主旋律，而使他們這個政權合法化。以至今天中國大陸不僅各種“偽歷史”充斥着大眾娛樂市場，連中共官方宣傳輿論也仍然在繼續歪曲歷史、誤導讀者，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

我知道，就憑討論歷史，誰都沒有力量去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可是，如果沒有人去辨別、澄清中國歷史問題中的虛偽和假造，沒有人出來揭露共產黨的政治花言巧語，中國人將永遠不能讓正直和尊嚴走進他們的日常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