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時代，政治生活領域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檢討成了一大特色，從最底層的普通人物到最高層的領導人，都要不時地就自己所犯的錯誤做出檢 討，就是劉少奇、周恩來等這些處於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顯要人物無沒有例外，甚至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依靠——他的內子江青，也要經常做出檢討，唯 獨他自己一個人例外。雖然他也大力提倡要進行批評與，他曾說：“錯了，就要檢討，這是我們黨的規矩。”但本人卻從來沒有檢討過。在毛時代，毛作為黨的化 身，作為被神化的人，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向組織做出檢討實際上就是向他做出檢討。他要人做出檢討一方面是路線、方針政策的分岐所導致的。他要通過政 治鬥爭，讓人做出檢討，從而打擊壓制對方的政見，鞏固推行自己的政見。另一方面讓人做檢討是他的統治之術。毛是一個受傳統文化浸淫很深的人，他熟讀二十四 史，深諳帝王南面之術，對如何統馭部下、如何控制權力幾乎達到了如火純青的地步。從延安時期開始，在他發動的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中，他的政治對手無一不 敗下陣來，從而確立了他的絕對的權力。其中，讓人做檢討就是他進行政治鬥爭、鞏固權力的一個重要手段。通過讓別人不斷地做出檢討，使別人只能臣服於他，只 能甘居於他的羽翼之下，而他自己卻從不做檢討，成了真理的化身和正確的代名詞。這是他統治的特色，也是維繫他的獨裁統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高華教授對 他的這一對下屬的統馭風格有着十分精要的概括： 在毛的“領導學”中，要人做檢討是一大內容，而且口頭檢討不行，非要書面檢討才行，毛喜歡讓人做書面檢討，概因此舉好處莫大也;
(一) 立此存照，從此手中有了小辮子，隨時可以“新賬老賬一起算”;
(二) 根據不同情況，將檢討下發黨內，以打擊該同志的威信或肅清其影響;
(三) 讓檢討人自己承認錯誤，用他們的嘴，坐實毛的指責，更具說服力，所謂“心服口服”;
(四) 標準的檢討除了“認罪”和“認錯”，就是歌頌毛，這樣的檢討下發下去，會大大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的崇拜。①
探討毛澤東的這一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向進行：
首先是毛澤東個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個性、性格、觀念等。王力是毛在“文革”初期的重要助手後來被拋棄了。他曾經說過：“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性和 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懲罰以後，並不檢討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也說過：“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的事，……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他還喜歡讓人寫檢討。”毛澤東是一個有着宏大的烏托邦理想的人，同時又是 一個崇尚破壞、主張“不破不立”的人，為了追求理想，他可以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不在乎百姓的遭遇，所有極端的手段都可以採用。當理想碰壁時，他不會認輸， 而是要繼續追求他的理想。這時候，他不但不肯認錯，相反還要與他有分歧的人做出檢討，甚至還要把無辜的人作為替罪羊，從而維護他的權威，繼續推行他的“極 左”路線。人不能夠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政治人物的活動不能夠完全憑着他的個人意志進行，而是要受到當時的制度、環境以及其他各方面社會條件的制約， 但同時人又是有着七情六慾的，個人的因素包括個性、性格、觀念乃至人的健康狀況等都會對他的行事風格產生重要的影響。就像不能夠簡單地把政治人物的行為與 其個人的因素聯繫起來一樣，我們同樣也不能夠簡單地否認和迴避這兩者的關係。尤其是在實行人治和個人專斷的毛時代，毛的個人因素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其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因素。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封無一例外都是靠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制度維繫着。這種制度的實質就在於一黨專政和民主集中制， 共產黨壟斷着全國的政權，黨內又實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中統一全黨的意志，領袖群體尤其是最高領袖擁有着絕對的權力。一旦這種權力機制沒有了，共產黨的政權 也就難以維繫了。最高領袖要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就需要不斷地進行權力鬥爭，鞏固自己的權力，同時還要實行個人崇拜，不斷地神化最高領袖。當黨內存在權 力較量和政見分歧，最高領袖的權力還不鞏固的時候，這時候他就需要通過權力鬥爭，要別人做出檢討，以統一全黨意志，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威，進而鞏固無產階級 專政的制度。而最高領袖本人是不能做出檢討的，因為他是最高的權威和真理的化身，一旦認錯就不利於鞏固他的權力，就有損於他的形象。其實在這種體制中，政 治人物的利益都是緊密相聯的，呈現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不但毛澤東本人要極力維護這種權力格局，就是其他領導人也要自覺地維護這種權力格 局。1961年12月21日，在為七千人大會作準備的有100餘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傳達了毛澤東對當前一些問題的看法。毛澤東說，有些問題是部 門、地方出的主意，為什麼中央聽呢?他認為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毛澤東顯然也原則談到他自己應負的領導責任。但鄧沒有在這個場合傳達毛澤東的這一看 法。鄧之所以沒有傳達，也許是懼於毛澤東的獨裁，他想明哲保身，但筆者認為更有可能的是出於他很強的黨性：他要維護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權，要維護毛的個人權 威。這我們從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就可以看出來。1957年毛號召黨外人士進行幫助党進行整風時，鄧等人的態度就顯行十分抵制。後來毛澤東決定要引蛇出洞，進 行“反右”時，鄧就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執行者。1979年北京西單的“民主牆”運動期間，社會的民主化運動開始升溫，鄧為了不讓這股潮流發展下去，進而危及 到中共的一黨專政，就及時做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很快就把西單“民主牆”取締了，把這場運動壓了下去。在1989年的那場巨大的民主運動中， 鄧更是動用了幾十萬軍隊，採取最激烈的手段把它鎮壓下去，從而保住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
毛澤東曾經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他還說過：“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然而，中國 歷史上下過罪己詔的古代帝王很多，但並非如毛澤東所說都“亡國”了。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權力是上天給的，具有神聖性，但同時 皇帝又必須“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無道、實行暴政，就失去了作為“天子”的資格，人民就有可以起來推翻他。這一方面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皇帝的權力，使他 們在發生重大的天災人禍時必須出來反省懺悔，否則就會危及到自身的統治。另一方面皇帝權力的神聖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們的權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 用當心下了罪己詔後就會失去合法性，就會失去政權。相反，通過下罪己詔還得夠起到籠絡人心的作用，幫助他們渡過統治危機，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然而，在無 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最高領袖的權力並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產生只是出於維護這個集權統治的需要，只是出於不斷的權力鬥爭的結果。為了維護最高領袖的權 力，除了要靠不斷的權力鬥爭外，還要實行個人崇拜，對他進行不斷的神化，把他塑造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領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的真理化 身的地位就喪失了，他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就要下台，淪為可悲的下場。
二
一輩子不檢討自己錯誤的毛澤東，卻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一次罕見的檢討。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