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出賣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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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柏林按：

本文根據檔案材料揭發、控訴了中國共產黨坐上江山以前怎樣以國土和人民財產換取
盧布、爭寵於蘇帝的賣國行徑。對於認識高唱愛國歌、老打愛國牌的中國共產黨的真
正面目不啻是一個有力的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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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崩潰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館中斯大林的大量秘密文件逐漸得以解密。其中，有
許多材料是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批示。這些原始材料顯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極權
主義帝國的領袖和控制著十多個衛星國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
里，斯大林瘋狂地從中國攫取資源，居高臨下地對中共發布命令，成功地將中國變成
了蘇聯一家的“半殖民地”。而積極配合斯大林的侵華政策、大肆出賣國家利益的，
恰恰是宣稱最“愛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從李立三到毛澤東的幾代“領導集體”。在
中蘇兩黨數十年的蜜月期中，中國的國家權益不斷遭到出賣，單就國土而言，割讓給
蘇聯的面積就超過了百萬平方公里（包括在蘇聯策劃下獨立的外蒙）。

如今，當蘇聯東歐專制政權全部壽終正寢、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在全球範圍內已經
喪失吸引力之後，中共偷梁換柱地將支撐自己政權的意識形態由共產主義置換為民族
主義。一夜之間，通過龐大的宣傳機器向民眾竭力灌輸的“三個代表”，似乎斬釘截
鐵地表明中共是國家利益的最大代表。民族主義成為官方整合變動中社會的新的“粘
合劑”。近年來，這種做法在實踐上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當今世界上，中國成為除了
伊斯蘭國家之外，民族主義情緒最強烈的地方之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被妖魔化
為“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而中共搖身一變成了國家民族利益的堅定的捍衛者。然
而，當我們搜尋俄羅斯國家檔案館中的相關文獻時，得出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結論。


■ 湮沒在歷史深處的蘇聯侵華戰爭


中東鐵路是沙俄時代侵華政策的產物。1917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
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受任何報酬”。這就是後來被中共不斷宣傳
的“蘇中友誼的開端”。然而，這一冠冕堂皇的聲明究竟有沒有得到實施，中共的宣
傳機構卻從來沒有告訴過人民。

歷史事實是：斯大林掌權以後，悍然收回列寧當初的承諾，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
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權之手”。他進而加強了對中
東鐵路的控制：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而在斯大林時代，蘇
聯卻獨吞了全部贏利。從1925年之後數年的巨額利潤，全部被蘇方獨吞。當時主政東
北的少帥張學良多方交涉無果，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於1929年6月強行接收中東路。

於是，斯大林任命加侖將軍（布留赫爾元帥）為遠東特別軍司令，於7月20日出兵侵
略中國東北。這是一場赤裸裸的侵略戰爭，其卑劣殘忍程度不亞於後來的日本侵略
者，只是規模小一些而已。

然而，當中國軍隊為反抗蘇聯的侵略而浴血苦戰時，奉斯大林之命，中共中央卻發起
了“武裝保衛蘇聯”運動。他們高喊：“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以廣大群
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等口號。李立三、惲
代英等中共領導人，公開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中共還發表了《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
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
聯》、《中央通告第49號：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重要文告。這些文告黑白顛
倒，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在一頂大帽子下公然實行
賣國行徑。1949年以後，在中共的黨史研究中，這些文獻都成為不可接觸的“禁
區”。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是中共早期領袖中少有的有良知和人格的知識分子，他對中共當時
的賣國政策深為不滿。儘管他已經被唯蘇聯是命的中共所罷免和放逐，但他還是挺身
而出發表自己的意見。7月28日，陳獨秀致函中共中央，稱中共的做法會“使群眾誤
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8月3日，中共中央復函陳獨秀，嚴厲指
責他“走上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而對陳發起了批
判，給他扣上“反蘇”、“反共產國際”等帽子。

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舉行武裝暴動，進攻
中心城市，從而使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戰爭中取勝。10月26日，斯大林親自致信中共中
央，命令：“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
級聯盟的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政權。”對斯大林最忠心耿耿的李立三還建
議：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讓他們打回中國。同時，讓蒙古宣布與中華蘇維埃
成立聯邦，“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

11月24日，蘇軍攻占海拉爾。駐守扎蘭諾爾的東北軍第17旅7000餘官兵在激戰後傷亡
殆盡，旅長韓光等全部陣亡。中國軍隊敗北。美、英、法等國出面調停，12月22日，
中蘇《伯力會議協定書》簽訂，“按照中俄、奉俄協定恢復衝突以前之狀態”。

在這次可恥的侵略戰爭中，中共充當了更加可恥地漢奸的角色。這一角色與抗日戰爭
中投靠日本的汪精衛沒有本質的區別。一邊打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崇高的
旗幟，一邊卻拿著侵略者的資助、聽從侵略者的命令，在侵略者的軍隊殺害本國軍民
的時刻，公開宣布武裝保衛侵略國，並以武裝暴動和武裝進攻本國政府的行動，配合
侵略者的軍事戰略。如果說這也是“愛國”行動的話，那麼什麼才是“賣國”行動
呢？


■ 中國東北是斯大林的“禁孌”


俄羅斯歷史學家、退休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多年來致力於中蘇關係史的研究。列多夫斯
基至今依然是堅定的共產黨黨員，他的研究帶有濃厚的個人立場。他在著述中，對蘇
聯的侵略政策和斯大林的帝國迷夢多有回護，並認為蘇聯與中國的結盟對於對抗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腐朽勢力”的侵略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即使是持這種立場的一個研
究者，也不得不面對若干斯大林染指東北史實。

中共的歷史教科書一直宣稱，是蘇聯出兵幫助中國從日本人手上解放了東北，強大的
日本關東軍集團是被蘇聯紅軍消滅的。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首先，五十萬關
東軍的主力，早在1941年4月13日《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就調走南下了。那時正是
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最艱巨的時刻，而德國對蘇聯的進攻尚未開始。蘇聯完全有實力支
援中國抗日，但斯大林卻趁火打劫，與日本簽訂友好協定。在西方，斯大林與德國法
西斯一起瓜分波蘭；在遠東，斯大林又與日本法西斯一起對中國東北“利益均沾”。


日本關東軍的主力，大部分都是被美軍消滅的。例如呂宋島戰役中，山下奉文大將率
領的第十四方面軍三十萬大軍，就是從中國東北調去的。蘇聯出兵東北，並沒有遇到
大規模的抵抗，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戰役，更沒有付出大量人員傷亡的代價。這是斯大
林狡猾的安排和選擇，他算計好了在最恰當的時刻坐收最大的漁翁之利。

其次，蘇聯軍隊占領東北之後，一夜之間就將日本經營東北十多年間建設的現代化工
業掠奪回國。而這些機器設備，說到底是東北人民的血汗和財富。中國並非戰敗國，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蘇聯的強盜行徑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然而，據列多夫斯
基《斯大林與中國》中所收入的原始材料顯示，1949年夏天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
團訪問蘇聯，在呈送斯大林本人的報告中，白紙黑字赫然寫著：“關於蘇聯從東北運
走機器設備的問題，我們說：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勝利品運
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以此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蘇聯
要“建設社會主義”，難道我們就不需要“建設社會主義”嗎？他們要建設“高級”
的社會主義，我們就只能建設“初級”的社會主義嗎？這樣的說法與慈禧太后的“寧
予友邦、不予家奴”有什麼區別呢？唯一的區別是：慈禧太后當年的“友邦”有若干
個西方列強；而中共實行的則是唯蘇聯馬首是瞻的政策。為了在國共內戰中獲得蘇聯
的支持，放棄一點機器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一事件讓我想起了一個史實：唐代安史之亂中，唐肅宗請求回鶻兵幫助討伐叛亂，
並答應回鶻人在攻破長安以後任意掠奪、燒殺、姦淫。唐肅宗關心的是恢復自己的權
力，而子民的生死和財產他是不會放在心上的。

再其次，蘇聯紅軍在短暫占領東北期間，屠殺、姦淫東北民眾，犯下了滔天罪行。這
些罪行與沙俄時代的幾大慘案相比毫不遜色。由於當時國共兩黨在東北逐鹿，而共產
黨需要蘇聯在武器、運輸等方面的幫助，所以乾脆就當起了縮頭烏龜。一切關於蘇聯
軍隊的在東北行為的負面消息，在中共控制的區域都不允許報導和談論。

作為延安的一名著名知識分子，當時作家蕭軍被派遣到東北從事宣傳工作。蕭軍回到
東北老家，觀察到了蘇軍的種種暴行。出於個體的正義感和民族的尊嚴感，他撰文尖
銳批評蘇軍的胡作非為。然而，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勇於揭露真相的愛國行為
卻遭到中共文宣部門的猛烈批判，“反蘇”的罪名他一背就是數十年。

這段血淚斑斑的歷史，至今依然不可能出現在正式出版物中，而僅僅流傳在一些親身
經受過其戕害的東北老人的口頭上。二戰之後，斯大林在遠東的野心迅速膨脹，他不
僅將北韓、蒙古收編為其“僕從國”，而且還進一步索取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當中共
戰勝國民黨、建立政權之後，斯大林通過秘密的協定和公開的條約，獲得了許多連當
年沙皇也不敢祈求的權益。蘇聯不僅將長春鐵路、旅順軍港等固有利益牢牢攥在手
中，還對大連等“肥肉”垂涎三尺。

在與毛澤東的談判中，斯大林一邊假惺惺地表示，“我們不打算保障蘇聯在大連享有
什麼權利”，一邊又暗示毛澤東，如果大連成為“自由港”，其結果只能“對美國有
利”。於是，為了討好斯大林，毛澤東當場拍板說：“我們認為，旅順口可以作為我
們軍事合作的基地，而大連可以作為蘇中兩國經濟合作的基地。大連有許多企業，沒
有蘇聯的幫助，我們無力經營。我們應當在那裡發展經濟合作。”在斯大林這個既有
強大的實力支撐、又具備巧妙的談判技巧的獨裁者面前，毛澤東等人簡直就是言必
聽、計必從。談笑之間，國家利益就被輕輕鬆鬆地出賣了。


■ 毛澤東甘當“兒皇帝”


在《斯大林與中國》一書中，列多夫斯基還披露了1950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前後的許多
內幕。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在國共兩黨鏖戰的時刻，毛澤東就急於訪問蘇聯。當
時以醫生的身份在毛澤東身邊擔任聯絡員的蘇聯高級特工奧爾洛夫，在給斯大林的電
報中細緻入微地寫道：“毛澤東已經在裝箱子，甚至還買了皮鞋，縫製了一件厚呢子
大衣。”毛的急切之情油然可見。平時，毛是一個不太注重穿衣打扮的人，但為了拜
見斯大林，他不惜讓自己變得“衣冠楚楚”一些。

然而，斯大林認為，當時毛澤東的離開有可能對戰局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更重要的
是，中國的新政權還沒有建立，毛的身份未定，蘇方難以設定接待他的規格。同時，
西方國家會以此為理由指責蘇聯暗中操縱中國內戰。斯大林覆電毛澤東，以“征糧工
作已經開始，從8月份起領導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為由，建議毛澤東推遲
訪蘇。

毛澤東按捺不住晉見斯大林並獲得蘇聯認可的急迫之情，對斯大林的理由不予認同，
他抱怨說：“難道蘇聯把征糧看得這麼重要，乃至黨中央的領導人都要出去參加
嗎？”抱怨歸抱怨，他還是接二連三地致電斯大林，一方面要求及早訪蘇，另一方面
反覆表達效忠。1948年9月28日，毛澤東致電莫斯科，“務必就一系列問題當面向蘇
聯共產黨（布）和大老闆親自匯報。（為得到）指示，我打算據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
間到莫斯科去。”毛澤東毫不掩飾地將斯大林稱為“大老闆”，而自己心甘情願地充
當一個“小夥計”，這是一個狂妄的獨裁者向另一個更強大更狂妄的獨裁者獻媚。
“大老闆”一說，不由地讓我想起了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寫到的“老大哥”來
——“大老闆”與“老大哥”是何其相似，而奧威爾的預言又是何其準確！

於是，斯大林派遣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米高揚與毛澤東進行了漫長的
會談。這次會談對蘇聯此後對中國的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米高揚是毛澤東投身革命
以來接觸到的蘇聯政權中級別最高的人物。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米高揚惟妙惟肖地
描繪說：“毛澤東總是說，他們，中國共產黨委員會等著我黨中央委員會給予指示。
我回答他說，我黨中央委員會不能干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活動，不能給予任何
指示，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依然堅持，聲稱他還是等待我黨中央的指
示，因為他們的經驗還很少，他還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的地位與作
用，說他不過是斯大林的學生，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他對馬
克思主義並未做什麼新的貢獻等等。”一方是故作矜持，一方是死心塌地。毛澤東對
“兒皇帝”身份的嚮往，比起五代時代那個向遼國稱臣的後晉皇帝石敬塘來，簡直就
是一模一樣的。

毛澤東一生都是斯大林的好學生，在殘忍和暴虐上，他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正如
希特勒是納粹主義的象徵一樣，斯大林和毛澤東則是共產極權主義最典型的代表。兩
人可謂唇齒相依、一榮共榮、一損俱損。列多夫斯基證實，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並
沒有像傳說中的那樣受到斯大林的冷遇，相反，斯大林給予其極高的接待規格。閱讀
兩人的會談紀要，他們的語氣口吻，完全像是《教父》中黑手黨老大和老二的親切交
談。

後來的中蘇交惡，最根本的原因並非主義之爭，更不是毛澤東要奮起捍衛國家和民族
的利益——赫魯曉夫對中國提出的要求並不比斯大林多。兩國分道揚鑣的根本的原
因，在於赫魯曉夫發起了對斯大林的批判。對毛澤東而言，批判斯大林就等於批判他
本人，因此他不惜與蘇聯決裂。毛澤東通過周恩來在外交場合譴責蘇聯的做法，“赫
魯曉夫講話中對斯大林的批評，形式是粗暴的，內容是不客觀的，後果是有害的……
斯大林的問題不僅關繫到蘇聯，而且還關繫到各兄弟黨。”由此可見，中蘇之間的分
分合合，與理論分歧和國家利益都沒有關係，而歸結於中共及其領袖自身的利益和權
力。

誰是最大的賣國黨？誰是最大的賣國者？當我們深入歷史厚厚的冰層之後，答案自然
而然地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