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為何吊死在毛澤東藏書室？觸犯最大忌諱(圖)　　核心提示：戚本禹說：後來我確實代替田家英負責中辦秘書室的工作，主要為毛主席服務。我擔任這個工作之後，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地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不能“結交諸侯”這句話。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結交諸侯”，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書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作者簡介：閻長貴，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11期 作者：閻長貴 原題為“有關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田家英是“文革”還未全面開始時自殺的高級幹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標誌“文革”全面發動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通過第一個“文革”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的會議)還未結束時就自殺了(23日)。眾所周知，田家英當時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特別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澤東主席的秘書。因此，他的自殺是震驚全黨的大事。

　　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是怎樣自殺的？迄今45年過去了，這件事仿佛還未取得完全的共識。而真正釐清這件事，對了解“文革”乃至高層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毛澤東秘書，也是毛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歲喪父，9歲喪母，11歲被迫輟學，在哥嫂開的中藥鋪做學徒。田家英生性喜愛讀書，在輟學的日子裡，靠着一本字典通讀了《資治通鑑》、《史記》和許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他性格倔強，不甘聽憑命運擺布。他的床頭掛着一副對聯，“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 1935年，田家英13歲時，就在報刊不斷發表詩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稱為“神童”。“田家英”這個名字就是他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

　　田家英在中學讀書時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與同學經常到街頭茶館宣講抗日、散發傳單，還參加了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因此被學校開除。 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告別故鄉，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達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田家英相繼在馬列學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單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間，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奴才的見解》、《從侯方域說起》等文章。《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特別讚賞，雖說那只是千餘字的雜文，但從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銳思想。文筆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歲的小伙子，這讓毛澤東頗為感慨。自那以後毛便注意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

　　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由於他長期生活在國外，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教他歷史、語文。這時毛澤東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與毛岸英同庚。就這樣，田家英當起了毛岸英的老師，與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

　　1940年代的最後幾年，國共兩黨大決戰的時刻，也是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異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書。1948年8月，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26歲的田家英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摺、稿費、印章都交給他。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於協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巨細，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文件、下鄉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摺，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身邊工作，更是深受薰陶與感染——兩人有許多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了忘年交。

　　毛澤東有夜裡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努力適應毛澤東，與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 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準備睡覺，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作者、出處等。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着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這讓毛澤東非常高興。毛經常讓田家英做這類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滿足了應急之需。
　　特別需要指出，田家英為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勞。他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編輯工作，還主持編輯供廣大青年和一般幹部學習使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同時，協助毛澤東編輯了《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毛選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釋，是田家英主持撰寫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澤東親自撰寫和定稿。四卷《毛澤東選集》出版以後，田家英和其他同志發現注釋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確的地方，從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釋的修訂工作。田家英發表的文章，絕大部分是宣傳和介紹毛澤東著作的。可以說，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傾注在毛澤東著作的編輯、出版、研究和宣傳上，真正做到了殫精竭慮、嘔心瀝血。

　　田家英經歷過長期的革命鍛煉，是很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幹部。在思想品質上，他誠實、正派、有骨氣，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他敢於向毛澤東反映基層的真實情況，對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於提出自己的建議。田家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自殺之謎：當事人的回憶

　　但這樣一位好幹部為什麼在“文革”還未全面開始時就自殺了呢？這個問題應該述說清楚，否則就成了歷史上的永久之謎。眾所周知，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很多，而影響最大、最值得重視的恐怕是胡喬木的說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膽子就以胡喬木的說法為例談談此問題。

　　最近，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曉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和鄧小平身邊的日子》，一些報刊不斷選載和介紹，被稱為是一部“評價公允”、“真實可信的優秀傳記作品”。該書關于田家英之死的情況敘述如下(轉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狀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的談話時，田家英主張刪去“《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詞句——筆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個戴上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帽子。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運終於降臨。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來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狀，停職反省，逼迫其限時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丁曉平的書認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責任人是毛澤東 & 江青，具體執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們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狀，要他停職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這種屈辱才自殺。當然，作者是沿用胡喬木的說法，但事情果真如胡喬木所說的這樣嗎？江青對田家英之死無疑有責任，不過我沒掌握確實材料，沒法具體說明；但說到直接導致這一悲劇的王力、戚本禹，他們對這件事情都有詳盡的說明——若不因人廢言，從“法律”上講，也應該聽聽“被告”一方的意見。這裡順便說一下，胡喬木說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不準確，因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發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錄》中關于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

　　(一) 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檢查以後，會上討論對四個人的處理。羅瑞卿不在這個會上處理，由軍委處理。大約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組(那時不叫專案組)處理彭、陸、楊、田(家英)的問題，總的組長是周恩來，下分四個分組，彭、陸、楊、田各一個分組。彭組由周恩來自己負責，陸組陳伯達負責，楊組康生負責，田組安子文負責。

　　(二)安子文分組的成員是我和戚本禹。 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電話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裡去，坐他的車到田家英家裡，怎麼談事先沒商量，是安子文一個人談的，我和戚本禹都沒說話。我認為安談的還是相當緩和的，不是那麼氣勢洶洶。安對田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暫時由戚本禹負責。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編進毛選的原稿、印的東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這當然實際是撤職，這是毛主席決定的，少奇、總理都不能決定。

　　(三)23 日繼續開會，就在這個會上，汪東興接了個電話後很緊張地跑到主席台上跟總理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後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後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嘆氣，有話可以向組織上說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覺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嚇呆了。戚本禹對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讓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調到要害部門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對田家英的舊情還是有的。總之當時對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後當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邊(田家英的夫人 ——編者注)，到中央組織部談田家英死的經過。董邊說，頭天夜裡田家英說了一句話：“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她說，她當時沒有注意這句話，沒有向組織匯報。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們就聽到傳達江青的話，說陳伯達、康生(實際上是說周恩來)為什麼不採取措施，讓田家英自殺了？江青回來後又罵了好幾次，說對田家英處理不果斷，早就該隔離。她是把田家英當成敵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經過就是這樣。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刊載胡喬木的文章，說“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這種污衊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這種說法完全違背事實。

　　再來看看戚本禹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戚本禹2002年寫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駁“荒誕無稽的流言”。同時，該文也說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況：

　　(一)1966 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唯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達時，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她似乎有點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坐等。果然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一看來了我們三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後安詳地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戚本禹，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裡反省不要出去了。”這以後，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不像書刊上說的一派訓斥口吻。他只談田家英有錯誤，但未談到《海瑞罷官》的問題，也未談公安部的報告，更沒有當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話。田家英的表現是無奈和委屈，不像書刊上說的那樣激動，更沒聽他說一句怨恨毛澤東的話。固然，按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知道，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麼話。

　　(二) 這天深夜十一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麼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裡。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拐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是誰在害他？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他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我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幫助過我。1957年 “反右”時，我被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打成反黨集團為首者，他與我們共患難。此案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徹底平反，這就是聞名全黨的“八司馬案”。因為有這層關係，所以他才敢大膽地、不顧紀律地進行違規操作。但由於我前幾天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不敢說什麼話。

　　(三) 深夜電話事件後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點，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務員小陳出去買香煙和其它東西，自己則走進永福堂西廂，即毛澤東的藏書室，鎖了門，然後把頭懸在一根拴在兩個書櫃之間的帶子裡，自盡了。約十時許，小陳從西單回來，發現田家英自殺，他驚恐地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八司馬” 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負責人路輝等飛快地跑到永福堂，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

　　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我和汪東興等報告，我們立即報告會議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東興等坐車趕回中南海觀察現場，處理後事。安子文當時還通知了董邊，董邊很悲傷，但她沒能趕過來。田家英在解下時，舌頭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顯屬於自縊。當時到現場的人，無論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中央領導人，誰都沒有發現他身上有槍傷，也沒有在毛澤東的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發現任何血跡。當時所有到場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該這樣，沒有人幸災樂禍的。

　　除了上述內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電話談到胡喬木關于田家英之死問題的說法時，憤怒地說：“完全是胡說八道”。戚還說，我對有些人很鄙視，很看不起。他們在揭發田家英時，捕風捉影，任意誇大，無限上綱上線，材料寫了一大摞，把他簡直說成魔鬼，後來寫文章、寫書，又把他吹得白玉無瑕，聖人一般。戚認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也不是芸芸眾生的普通人，實際上，應該說田家英是一個有缺點、有錯誤，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華橫溢的十分難得的中共高級幹部。

　　行文至此，我們小結一下。

　　(一)從王力和戚本禹的說法中，可以看到，關于田家英之死，他們二人所說的情節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異，無關宏旨。事實只有一個。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胡喬木說的符合事實，還是王力、戚本禹說的符合事實？當然，我說的符合事實，是說基本上符合事實，誰也不能肯定人們事後的回憶完全準確。事實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敘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記憶不夠準確。”(2011年9月6日王凡給我的信)我相信，通過本文提供的材料，關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實情況，人們會做出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判斷。

　　(二)從王力的說法中我們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說，在田家英之死問題上胡喬木的說法“完全違背事實”。既然在10年前 (2001年是出書的時間，實際王力所寫時間應該更早)王力就指出了這件事情，而現在出版的書談到這個問題時，根本不顧王力的指正，對此不置一詞(就是批駁也好嘛)，徑直照抄胡喬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說法，這不應是歷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為。

　　(三)在1966年5月處理田家英問題時，本來負責人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員或隨員，胡喬木卻說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這是為什麼？這種做法同“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相距豈能以道里計？

　　他為什麼自殺

　　上面所講主要是田家英自殺的過程和情況，至於為什麼自殺，談的似乎還非常表面，沒有觸及實質。胡喬木說田自殺是因為“忍受不了誣陷和侮辱”，這是一句空洞的話頭；我們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談話，只是說中央認為他犯了嚴重錯誤，要他停職檢討，並沒有什麼“誣陷”和“侮辱”的語言。所以田家英究竟為什麼自殺，還需進一步探討。

　　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銳老人，因他耳聾，我大着嗓子問他：“李老，請問您：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李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沒說什麼。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也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田家英自殺除了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覺得沒希望了——我覺得戚本禹說的和李銳說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曾約請田家英的女兒曾自回憶她父親田家英，曾自在談到父親的死時是這樣說的：

　　父親最後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我覺得父親有一種極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業，他一生獻給主席的熱愛，覺得主席最後把他否定了。我認為這是他結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覺得主席把他拋棄了，他就覺得沒有希望了。他覺得主席對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劃成敵人了。

　　文史學者王凡在給我的來信中，談到田家英的死因，說：“我覺得是多重的，當然毛澤東的不信任和把他劃到自己以外的陣營，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等於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他清楚這個‘宣布’的結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懷。”(這與戚本禹說法同，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說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書中說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對，或許是筆誤——筆者注)

　　我問戚本禹，毛澤東為什麼不信任和拋棄給他當了將近20 年秘書的田家英呢？他明確回答：這主要是田家英和劉少奇的關係。他說，毛澤東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當毛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田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田給劉少奇打電話，詢問應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麼做還怎麼做。在以後的日子裡，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裡去。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田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田家英把這種主張向主席報告，主席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主席認為他說的不是實話。

　　在這次和戚本禹見面時，他還說了一個情況：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次中間休息時，總理跟我說，主席意見，要你接替田家英中辦秘書室的工作。我誠懇地跟總理說，我事情挺多，忙不過來，再說我的能力，怕勝任不了。總理親切和藹地說，這個問題中央已經定了，至於工作會有人幫助你的。

　　戚本禹說：

　　後來我確實代替田家英負責中辦秘書室的工作，主要為毛主席服務。我擔任這個工作之後，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地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不能“結交諸侯”這句話。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結交諸侯”，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書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聽到這些話，不禁想到筆者給江青做秘書時，她第一次談話的內容，現在看來也含有這個意思。她說：“……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務，也就是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麼工作和任務，這是黨的紀律，你要對黨負責，對我負責……”

　　若問這一切究竟為什麼？只能說這是一種政治——一種我們一般人還不怎麼了解和懂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