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导了“富田惨案”

毛泽东在和斯诺介绍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提到了1930年发生在江西的“富田事件”。毛泽东把自己描述成目光敏锐的革命领袖，观风起于青萍之末，补牢洞于亡羊之前。他及时发现叛乱活动的苗头，及时坚决镇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43年11月10日，弗拉基米诺夫得到有关“富田事件”的三份原始文件，这些历史资料呈现了“富田事件”全然不同的面貌。原始文件包括：

1，毛泽东于1930年12月5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名义在黄阪发出的迅速抓捕、彻底审讯、坚决镇压赣西南党委的秘密指示信；

2，江西省行委于1930年12月15日在永阳发出的 紧急通告第九号，控诉赣西南干部大部被处决，提出打到毛泽东；

3，富田事件兵变领导者刘敌于1931年1月11日在永阳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

弗拉基米诺夫做为特务为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感到激动，作为记者为事件的残酷感到毛骨悚然。

什么是富田事件？概括说“富田事件”是毛泽东利用抓AB 团消灭异己，激起红二十军兵变。结局是毛泽东把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700余人全部当AB团处死的悲惨事件。因为兵变地点在江西富田，故称“富田事件”。

“AB团”，的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团体”。其中AB是 Anti-Bolshevik英文缩写。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组织是在1927年1月北伐战争期间，段锡朋在江西建立的右派组织，由文人政客组成。其主要政见是反对联俄、联共。从它出现的那天起，不仅共产党反对它，国民党左派也反对它。在两党夹击之下，AB团成立后3个月即宣告解散，后来也没有重建。即使蒋介石公开反共、剿共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里也从来没有一个命名为AB团的组织。

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军事和土地革命问题上与赣西南党委发生冲突。毛泽东派的干部刘士奇被开除出党，毛泽东本人也遭到批评。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支持赣西南党委，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由向忠发接任。毛泽东隐瞒中央决议，继续行使中共前敌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迅速指示心腹李韶九（新任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带兵逮捕赣西南党委干部，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是国民党右派AB团成员。不承认的严刑致死，承认的随即枪毙。将赣西党委成员几乎杀绝。

以致于江西省行委发布9号紧急通告，并上诉中央。

紧急通告说：“毛泽东早已策划反对江西布尔什维克党，并正设法阴谋陷害江西党的一切负责同志，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革命斗争，以实现其美梦。成为党的皇帝。这就是富田事件的原因。”

紧急通告还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进行了抨击：“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弃义的人，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虚荣的念头，他通过命令、威胁和压服的一套办法，来影响别的同志。他对党内问题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来在会上进行讨论，往往只关心怎么使自己的看法得到通过。”

“毛泽东经常不惜采取任何政治阴谋打击同志。他对干部的培养，一贯采取派别观点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拢一伙人，做他的驯服政治工具。”

紧急通告还介绍了捕杀江西省党委干部过程。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带着一个连士兵急行军赶到江西省行委门口，假装借宿，然后突然捆绑了段良弼、白芳。随后是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和其他9人。审讯很直接，“你参加了AB团，是招还是还是不招？”

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煤油灯芯烧烫身体、拔指甲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白芳、马名、和周冕三人的妻子来探问，李韶九把她们也一同逮捕。剥光她们的衣服毒打。还用钻子钻手掌，煤油灯芯烧她们的阴部，小刀割她们的乳房。 逼问同样的问题。

审讯人首先点出一个人名，让受刑者指认是犯人的同谋，这样，经过三天的审讯，所有省委负责人都当作AB团一个个挖出来了。随之展开的大逮捕，扩大到120人。

12月9日早饭后，第一批枪毙了25 人，后来李韶九准备转移地点，犯人太多不好带，为防止犯人逃跑，晚上又匆忙处死一批，两批共40多人。有的犯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审讯，就命赴黄泉了。

第二十军团174师政委刘敌被人指控为AB团。他被从前线召回，李韶九准备逮捕他。刘敌用长沙话和李韶九套乡亲，取得李韶九信任被释。刘敌随后集合174团，12月12日包围了李韶九的行刑队，逮捕了李韶九，曾山得以逃脱。刘敌释放了还活着的谢汉昌等一大批人。活着的人们到二十军现身说法，控诉被毒打经过，展示受刑身体，引起战士极大愤慨，喊出了“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为了避免红军之间火并，二十军脱离与其他红军部队接触，开赴前线，自己开辟新苏区。

中共中央派代理书记项英处理富田事件，项英认为是内部纠纷，应当通过教育和会议解决冲突问题。并通知二十军派代表参加会议。没有料到此时中央权力更迭，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撤销了项英的中央代理书记职务。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明确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奉命报到参加会议的二十军干部代表随即遭到逮捕，刘敌等马上被枪毙。当时在前线刚打了胜仗的二十军官兵，被彭德怀部队、林彪部队包围交械。毛泽东命令所有从副排长到正军长的干部全部处死，其中侥幸逃生的只有2人，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毛泽东继续在苏区和军队深入展开抓“AB团”。一方面军４万多人查出了４４００名AB团份子，占总人数的１０％，这些人绝大多数也被处死，此后，消灭“AＢ团”的运动持续了２年多时间，总共杀了十万多人（有一部分人因“社会民主党”的罪名被杀害）。杀到最后，人们意会到是不是“AB 团”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对不反对毛泽东。

王明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继向忠发升任代理书记，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常驻第三国际代表。其间半年多时间，王明与毛泽东共同反对李立三，彼此合作愉快。王明为毛泽东的肃反运动推波助澜，使毛泽东由一度处于孤立的地位，转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加重了肃反的灾难。


富田事件的背景涉及到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分歧。

1930年，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全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它在军事上轻举冒进。发出“攻南昌，占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狂言。

李立三的土地革命的观点却是温和的，他主张对豪绅区别对待，不能乱捕乱杀。　

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这两大问题上立场恰好对立，毛在军事上主张避实就虚，打游击战。发展农村苏维埃政权。采取稳妥渐进的策略。

对于土地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却是党内最激进的代表。他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豪绅是捕是杀，由农会做主。“罚不当罪者极少。” 他声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并主张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

毛泽东、李立三青年时代算是半个朋友，革命年代是同志。按说政治上的分歧不应该造成流血屠杀，但是赣西南党委和二十军拥护李立三、藐视毛泽东的权威，事情涉及到权力得失，毛泽东就要坚决以杀立威，以威摄权。

世俗的观点：以犯人的犯罪事实定刑罚；毛泽东思想：以该徒是否在剪除之列设罪名。以暴力为后盾的毛泽东，事先备好了罪名牌，剪除异己之后把它插在死者坟头上。

毛泽东为清除异己拿来祭刀的十万生灵——在这里，“红军战士”、“党员干部”、“布尔什维克”成为可怜可悲的词汇，饱蘸了滑稽色彩和充满了讽刺意味。我宁可用一个永恒和人性化的词“生灵”代替他们
——这十万生灵被无辜处死之后，他们背负着根本不存在的“AB 团”罪名，至今80余载矣！

偌大的历史悲剧——“富田事件”在毛选上只是占了寥寥几行小字。毛选的的注释虽然旨在将“富田事件”做实为“反革命叛乱”的铁案，却不经意在杀害党内同志的万人坑上，留下了可追寻的标记。

1978年，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载向青与同行研究人员到赣西南调查、搜集“AB团”和“富田事件”的资料。载向青等研究者认为：当年肃清“AB团”与镇压“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地道的冤、假、错案！那不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屠杀无辜的问题。

1981年3月8日，萧克将军以“富田事件”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呼吁彻底弄清“富田事件”真相。

萧克将军为李韶九的湖南嘉禾同乡，对李韶九及其家族了解十分清楚。肖称：“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 “李韶九的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李韶九高小毕业后，曾去嘉禾北面的衡阳市读中学，但没有毕业，是由于“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

被开除学籍的李韶九转身投奔革命。1926年，22岁的李韶九来到国共合作下的广东，进入以程潜为军长、共产党人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了北伐，后被任命为连指导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李韶九所在54团因为不属于叶挺贺龙部下，便被起义部队包围缴械，李韶九也成了俘虏。在俘虏营，惶惶不可终日的李韶九遇上了嘉禾同乡、时任起义的叶挺部队连指导员的肖克。肖克便答应带他去找林伯渠，靠着林伯渠的接纳，李韶九成为一名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军人。

1929年，李韶九被派到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工作。 此时的李韶九，在江西红军中不受重用，而且与江西李文林等军政领导人颇有“矛盾”。

然而，到1930年初，随着毛泽东在赣南主持军政，李韶九便时来运转了。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政委（师级）；6月，他担任红1军团前委秘书长；8月，他被任命为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11月，他又担任了红1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军级）。不到一年时间内4次升迁，职位越来越大，李韶九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心腹。
熟悉李韶九的人的对其评价是：“素来卑鄙龌龊”。“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李韶九的另一位同乡刘敌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

由一个品行卑鄙的凶险人物去施行一个目的龌龊的滥杀阴谋，不产生一个残暴的结果反而是奇怪了。

萧克将军等人的呼吁，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胡耀邦指示重新调查“富田事件”。调查工作受到国内政治形势阴晴圆缺的影响，一度停顿下来，几乎胎死腹中。到1989年初才写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历时八年，可谓难产。

调查结果事实清楚，屠杀的操刀手就是毛泽东。这对于当朝执政者来说，是一个折磨灵魂的考验。共产党领袖们以继承毛泽东的产业为主要目的，以打着毛泽东思想的迎魂幡为幌子。公开谴责毛泽东是凶手，无疑是一个被逐出家门，丧失继承权的冒险行为。迄今为止，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还没有一个能够经受得起灵魂考验，只能把灵魂继续抵押给毛泽东这个魔头。“富田事件”调查结果如泥牛入海没了消息，“富田事件”冤魂只能做啾啾鬼鸣。

中国的正义力量依旧是赢弱的，或许也是顽强的。在党内敢于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毛泽东主导的富田惨案，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有一个闪烁其辞的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讯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谁混淆的？谁制造的冤、假、错案？党史学家们口将言而嗫嚅，顾左右而言他，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读共产党自说自话的历史著作，即使是一些最为接近客观的叙述，人们还得憋着一口气看下去。胡绳说富田事件是一个冤、假、错案，立足于这些人不是“AB团”，那末反过来问，如果其中有人真参加了“AB 团”或者加入过“社会民主党”，那么由毛泽东主导、由李韶九等执行的野蛮残忍肃反运动就合情合理了吗？富田就不存在冤案了吗？

站在共产党深井之底，观察到的天空只能是一个筒子装的封闭园圈。

毛泽东在苏区肃反与斯大林的肃反多有类似之处：
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对自己阵营的异己派别采用肉体消灭；都要强迫异己派别承认预定的反革命罪名；为了逼迫异己接受反革命罪名造成杀人有理的舆论，都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和精神虐待。

且不论政治见解究竟谁对谁错，肉体消灭异见派别本身就构成了犯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定义为“群体灭绝罪”。人们对于此类罪行表示公愤，是出于人类的良知，出于人道主义和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对于人伦、道德的共识。是权力行使的界线。任何政治诉求在实行过程越过了这条界线，那一定是“黑暗政治”、“法西斯政治”、“专制政治”；如果政治诉求者已经攫取到政权，我们可以大声斥责这个政权是“黑暗政权”、“法西斯政权”、“专制政权”。

毛泽东从争夺权力到掌握权力的道路，是一条鲜血飞溅、尸骨纵横的道路。他连续制造了许多的弥天冤案。毫无疑问，今天宣称要“继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会把毛泽东杀人的万人坑严加防范，制止人们挖掘尸骨，曝露真相，让这些冤案继续沉冤下去。这些“继承捍卫”者们“失道有助”，那“助者”就是坐在中共最高领导位置上的主席书记们，所以尚且不能小觑现今中国的“无道”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