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導了“富田慘案”

毛澤東在和斯諾介紹自己的革命生涯時，提到了1930年發生在江西的“富田事件”。毛澤東把自己描述成目光敏銳的革命領袖，觀風起於青萍之末，補牢洞於亡羊之前。他及時發現叛亂活動的苗頭，及時堅決鎮壓，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1943年11月10日，弗拉基米諾夫得到有關“富田事件”的三份原始文件，這些歷史資料呈現了“富田事件”全然不同的面貌。原始文件包括：

1，毛澤東於1930年12月5日以中共前敵委員會名義在黃阪發出的迅速抓捕、徹底審訊、堅決鎮壓贛西南黨委的秘密指示信；

2，江西省行委於1930年12月15日在永陽發出的 緊急通告第九號，控訴贛西南幹部大部被處決，提出打到毛澤東；

3，富田事件兵變領導者劉敵於1931年1月11日在永陽寫給中共中央的申訴信；

弗拉基米諾夫做為特務為這些文件的重要性感到激動，作為記者為事件的殘酷感到毛骨悚然。

什麼是富田事件？概括說“富田事件”是毛澤東利用抓AB 團消滅異己，激起紅二十軍兵變。結局是毛澤東把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幹部700餘人全部當AB團處死的悲慘事件。因為兵變地點在江西富田，故稱“富田事件”。

“AB團”，的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團體”。其中AB是 Anti-Bolshevik英文縮寫。這個反布爾什維克組織是在1927年1月北伐戰爭期間，段錫朋在江西建立的右派組織，由文人政客組成。其主要政見是反對聯俄、聯共。從它出現的那天起，不僅共產黨反對它，國民黨左派也反對它。在兩黨夾擊之下，AB團成立後3個月即宣告解散，後來也沒有重建。即使蔣介石公開反共、剿共之後，國民黨特務機構里也從來沒有一個命名為AB團的組織。

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軍事和土地革命問題上與贛西南黨委發生衝突。毛澤東派的幹部劉士奇被開除出黨，毛澤東本人也遭到批評。李立三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支持贛西南黨委，還決定撤銷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由向忠發接任。毛澤東隱瞞中央決議，繼續行使中共前敵委員會主席的權力，迅速指示心腹李韶九（新任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帶兵逮捕贛西南黨委幹部，嚴刑逼供，強迫他們承認是國民黨右派AB團成員。不承認的嚴刑致死，承認的隨即槍斃。將贛西黨委成員幾乎殺絕。

以致於江西省行委發布9號緊急通告，並上訴中央。

緊急通告說：“毛澤東早已策劃反對江西布爾什維克黨，並正設法陰謀陷害江西黨的一切負責同志，按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革命鬥爭，以實現其美夢。成為黨的皇帝。這就是富田事件的原因。”

緊急通告還對毛澤東的個人品質進行了抨擊：“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具有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棄義的人，他的頭腦里充滿了虛榮的念頭，他通過命令、威脅和壓服的一套辦法，來影響別的同志。他對黨內問題一拿定主意，就很少拿出來在會上進行討論，往往只關心怎麼使自己的看法得到通過。”

“毛澤東經常不惜採取任何政治陰謀打擊同志。他對幹部的培養，一貫採取派別觀點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攏一伙人，做他的馴服政治工具。”

緊急通告還介紹了捕殺江西省黨委幹部過程。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帶着一個連士兵急行軍趕到江西省行委門口，假裝借宿，然後突然捆綁了段良弼、白芳。隨後是劉萬清、任心達、謝漢昌、金萬邦、馬銘和其他9人。審訊很直接，“你參加了AB團，是招還是還是不招？”

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煤油燈芯燒燙身體、拔指甲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
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白芳、馬名、和周冕三人的妻子來探問，李韶九把她們也一同逮捕。剝光她們的衣服毒打。還用鑽子鑽手掌，煤油燈芯燒她們的陰部，小刀割她們的乳房。 逼問同樣的問題。

審訊人首先點出一個人名，讓受刑者指認是犯人的同謀，這樣，經過三天的審訊，所有省委負責人都當作AB團一個個挖出來了。隨之展開的大逮捕，擴大到120人。

12月9日早飯後，第一批槍斃了25 人，後來李韶九準備轉移地點，犯人太多不好帶，為防止犯人逃跑，晚上又匆忙處死一批，兩批共40多人。有的犯人甚至都沒有來得及審訊，就命赴黃泉了。

第二十軍團174師政委劉敵被人指控為AB團。他被從前線召回，李韶九準備逮捕他。劉敵用長沙話和李韶九套鄉親，取得李韶九信任被釋。劉敵隨後集合174團，12月12日包圍了李韶九的行刑隊，逮捕了李韶九，曾山得以逃脫。劉敵釋放了還活着的謝漢昌等一大批人。活着的人們到二十軍現身說法，控訴被毒打經過，展示受刑身體，引起戰士極大憤慨，喊出了“擁護朱、彭、黃，（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為了避免紅軍之間火併，二十軍脫離與其他紅軍部隊接觸，開赴前線，自己開闢新蘇區。

中共中央派代理書記項英處理富田事件，項英認為是內部糾紛，應當通過教育和會議解決衝突問題。並通知二十軍派代表參加會議。沒有料到此時中央權力更迭，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撤銷了項英的中央代理書記職務。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1年3月28日作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明確支持毛澤東的立場。奉命報到參加會議的二十軍幹部代表隨即遭到逮捕，劉敵等馬上被槍斃。當時在前線剛打了勝仗的二十軍官兵，被彭德懷部隊、林彪部隊包圍交械。毛澤東命令所有從副排長到正軍長的幹部全部處死，其中僥倖逃生的只有2人，二十軍番號被取消。

毛澤東繼續在蘇區和軍隊深入展開抓“AB團”。一方面軍４萬多人查出了４４００名AB團份子，占總人數的１０％，這些人絕大多數也被處死，此後，消滅“AＢ團”的運動持續了２年多時間，總共殺了十萬多人（有一部分人因“社會民主黨”的罪名被殺害）。殺到最後，人們意會到是不是“AB 團”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反對不反對毛澤東。

王明在1931年1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6月繼向忠發升任代理書記，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常駐第三國際代表。其間半年多時間，王明與毛澤東共同反對李立三，彼此合作愉快。王明為毛澤東的肅反運動推波助瀾，使毛澤東由一度處於孤立的地位，轉而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加重了肅反的災難。


富田事件的背景涉及到毛澤東和李立三的分歧。

1930年，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全面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它在軍事上輕舉冒進。發出“攻南昌，占長沙，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狂言。

李立三的土地革命的觀點卻是溫和的，他主張對豪紳區別對待，不能亂捕亂殺。　

毛澤東與李立三在這兩大問題上立場恰好對立，毛在軍事上主張避實就虛，打游擊戰。發展農村蘇維埃政權。採取穩妥漸進的策略。

對於土地革命的主張，毛澤東卻是黨內最激進的代表。他主張“一切權力歸農會。豪紳是捕是殺，由農會做主。“罰不當罪者極少。” 他聲稱“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並主張沒收一切地主、豪紳、富農的土地，平均分配給貧苦農民。

毛澤東、李立三青年時代算是半個朋友，革命年代是同志。按說政治上的分歧不應該造成流血屠殺，但是贛西南黨委和二十軍擁護李立三、藐視毛澤東的權威，事情涉及到權力得失，毛澤東就要堅決以殺立威，以威攝權。

世俗的觀點：以犯人的犯罪事實定刑罰；毛澤東思想：以該徒是否在剪除之列設罪名。以暴力為後盾的毛澤東，事先備好了罪名牌，剪除異己之後把它插在死者墳頭上。

毛澤東為清除異己拿來祭刀的十萬生靈——在這裡，“紅軍戰士”、“黨員幹部”、“布爾什維克”成為可憐可悲的詞彙，飽蘸了滑稽色彩和充滿了諷刺意味。我寧可用一個永恆和人性化的詞“生靈”代替他們
——這十萬生靈被無辜處死之後，他們背負着根本不存在的“AB 團”罪名，至今80餘載矣！

偌大的歷史悲劇——“富田事件”在毛選上只是占了寥寥幾行小字。毛選的的注釋雖然旨在將“富田事件”做實為“反革命叛亂”的鐵案，卻不經意在殺害黨內同志的萬人坑上，留下了可追尋的標記。

1978年，江西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主任載向青與同行研究人員到贛西南調查、搜集“AB團”和“富田事件”的資料。載向青等研究者認為：當年肅清“AB團”與鎮壓“反革命富田事變是一樁地道的冤、假、錯案！那不是“肅反擴大化”的問題，而是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屠殺無辜的問題。

1981年3月8日，蕭克將軍以“富田事件”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呼籲徹底弄清“富田事件”真相。

蕭克將軍為李韶九的湖南嘉禾同鄉，對李韶九及其家族了解十分清楚。肖稱：“李韶九這個人的品質是不好的，早年在家鄉時，我就知道不少。” “李韶九的父親是嘉禾城裡的流氓頭子之一”，李韶九高小畢業後，曾去嘉禾北面的衡陽市讀中學，但沒有畢業，是由於“從小跟父親染上了許多不良習慣，在中學讀書時，因胡作非為被開除學籍……”。

被開除學籍的李韶九轉身投奔革命。1926年，22歲的李韶九來到國共合作下的廣東，進入以程潛為軍長、共產黨人林伯渠為黨代表的國民革命軍第6軍，參加了北伐，後被任命為連指導員。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李韶九所在54團因為不屬於葉挺賀龍部下，便被起義部隊包圍繳械，李韶九也成了俘虜。在俘虜營，惶惶不可終日的李韶九遇上了嘉禾同鄉、時任起義的葉挺部隊連指導員的肖克。肖克便答應帶他去找林伯渠，靠着林伯渠的接納，李韶九成為一名中共領導下的革命軍人。

1929年，李韶九被派到李文林創建的江西紅軍獨立第2團工作。 此時的李韶九，在江西紅軍中不受重用，而且與江西李文林等軍政領導人頗有“矛盾”。

然而，到1930年初，隨着毛澤東在贛南主持軍政，李韶九便時來運轉了。1930年2月，他被任命為紅6軍第1縱隊政委（師級）；6月，他擔任紅1軍團前委秘書長；8月，他被任命為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政務處處長；11月，他又擔任了紅1方面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軍級）。不到一年時間內4次升遷，職位越來越大，李韶九成為毛澤東的重要心腹。
熟悉李韶九的人的對其評價是：“素來卑鄙齷齪”。“李在一縱，大部分人不滿意他，因李只於未出發前的訓話非常的勇敢，作戰則畏懼怕死”。李韶九的另一位同鄉劉敵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製造糾紛的人。”

由一個品行卑鄙的兇險人物去施行一個目的齷齪的濫殺陰謀，不產生一個殘暴的結果反而是奇怪了。

蕭克將軍等人的呼籲，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注，胡耀邦指示重新調查“富田事件”。調查工作受到國內政治形勢陰晴圓缺的影響，一度停頓下來，幾乎胎死腹中。到1989年初才寫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歷時八年，可謂難產。

調查結果事實清楚，屠殺的操刀手就是毛澤東。這對於當朝執政者來說，是一個折磨靈魂的考驗。共產黨領袖們以繼承毛澤東的產業為主要目的，以打着毛澤東思想的迎魂幡為幌子。公開譴責毛澤東是兇手，無疑是一個被逐出家門，喪失繼承權的冒險行為。迄今為止，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還沒有一個能夠經受得起靈魂考驗，只能把靈魂繼續抵押給毛澤東這個魔頭。“富田事件”調查結果如泥牛入海沒了消息，“富田事件”冤魂只能做啾啾鬼鳴。

中國的正義力量依舊是贏弱的，或許也是頑強的。在黨內敢於實事求是直言不諱的人更是鳳毛麟角。對於毛澤東主導的富田慘案，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裡，有一個閃爍其辭的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訊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誰混淆的？誰製造的冤、假、錯案？黨史學家們口將言而囁嚅，顧左右而言他，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

讀共產黨自說自話的歷史著作，即使是一些最為接近客觀的敘述，人們還得憋着一口氣看下去。胡繩說富田事件是一個冤、假、錯案，立足於這些人不是“AB團”，那末反過來問，如果其中有人真參加了“AB 團”或者加入過“社會民主黨”，那麼由毛澤東主導、由李韶九等執行的野蠻殘忍肅反運動就合情合理了嗎？富田就不存在冤案了嗎？

站在共產黨深井之底，觀察到的天空只能是一個筒子裝的封閉園圈。

毛澤東在蘇區肅反與斯大林的肅反多有類似之處：
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對自己陣營的異己派別採用肉體消滅；都要強迫異己派別承認預定的反革命罪名；為了逼迫異己接受反革命罪名造成殺人有理的輿論，都施行慘無人道的酷刑和精神虐待。

且不論政治見解究竟誰對誰錯，肉體消滅異見派別本身就構成了犯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定義為“群體滅絕罪”。人們對於此類罪行表示公憤，是出於人類的良知，出於人道主義和對人類尊嚴的維護。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對於人倫、道德的共識。是權力行使的界線。任何政治訴求在實行過程越過了這條界線，那一定是“黑暗政治”、“法西斯政治”、“專制政治”；如果政治訴求者已經攫取到政權，我們可以大聲斥責這個政權是“黑暗政權”、“法西斯政權”、“專制政權”。

毛澤東從爭奪權力到掌握權力的道路，是一條鮮血飛濺、屍骨縱橫的道路。他連續製造了許多的彌天冤案。毫無疑問，今天宣稱要“繼承捍衛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會把毛澤東殺人的萬人坑嚴加防範，制止人們挖掘屍骨，曝露真相，讓這些冤案繼續沉冤下去。這些“繼承捍衛”者們“失道有助”，那“助者”就是坐在中共最高領導位置上的主席書記們，所以尚且不能小覷現今中國的“無道”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