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遺產至今影響中國人的思維

送交者: 燎原 2012月09月17日19:44:3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楊繼繩回應大饑荒“謠言”說 由 燎原 於 2012-09-17 19:43:18

大躍進遺產至今影響中國人的思維 DIDI KIRSTEN TATLOW 報道 2012年09月17日 如果大規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蓋起來，就像在中國的大躍進運動(Great Leap Forward)中發生的一樣，這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大躍進運動結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國的一大禁忌話題。 據新書《中國大饑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周遜所說，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來推動全面的農業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但運動帶來了饑荒和政治暴力，這些嚴重後果至今還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意識。在我的專欄《中國來信》中，有關於此書的更多內容。 周遜在採訪中說，“大饑荒中，社會變得極其殘暴，”可能有多達4500萬的人在饑荒中喪命。 “如果你看一看當今的社會，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會在當今社會中發現很多過去的影子，”她說。 今天，“家庭成員們不用從彼此口中奪食，”但財產糾紛“讓家庭四分五裂，”她說。“這相當普遍。” “我確實認為大饑荒在某種意義上帶來了長久的影響。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論地說，人類是自私的。但對暴力的使用確實在大饑荒時期達到了頂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躍進結束四年後（1966年）開始，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說，絕望和自私貫穿中國社會，直至今天。 “我真的覺得，中國人有一種來源於此的絕望感，”她說。“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自己。” 由於不能依靠國家來提供安全的環境，“你只能靠自己去爭奪。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行手段，”她說。 “實際上我曾和官員們討論這個話題，他們就這樣認為，”周遜說。“你永遠不會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總有人會來打擊你。” 這就導致了一種心理，即濫用權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幾乎是可被接受的，因為權力有保護的力量。 “如果你有權力，破壞就會更大、更嚴重，”周遜說。 直到今天，這一災難也幾乎不被大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所承認。最近，為了使經濟獲得快速發展，開封地方政府計劃把大部分市區推倒重建，這導致北京的一家中文報紙發文警告又一次“大躍進”的出現。 高中教材中沒有提及死亡的事實：1958-62年被描述為“嚴重經濟困難”時期。周勛的書用100多份一手資料給讀者呈現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饑荒也是她自己家庭歷史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她生長在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從小她就聽說自家一個親戚的岳母被活活餓死，因為她的孫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當然，家庭之間也會有所交流，但面對政府長期的掩蓋，該事件的重大性質仍然不為人知。周勛說，小時候的她對饑荒的規模沒有概念。 “你的成長過程中伴隨着這樣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毀滅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規模有多大。規模其實相當驚人，”她說。她極力想找尋答案，但秘密只是變得越來越多。 “我在做研究時才發現，這個主題仍是一大禁忌。想要獲得資料特別困難，但我不願就此放棄。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實。”她說。 重要的是，儘管她在數十個檔案庫（有很多檔案庫是很難進入的）中發現了很多駭人的信息，她還發現了其他的東西：平凡中國人所擁有的非凡勇氣。 “普通人並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說。“他們也會發出聲音。對我來說，這非常重要。” 那個時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現了暴動，很多暴動都有宗教性質，因為人們在面臨巨大災難時總會求助於信仰。 一名婦女和她的四個孩子在北京國務院大門前遊行示威，他們寫在衣服上的口號是，“飢餓”。四川省黨委辦公廳在1957年，即災難剛開始時就發布了關於此事報告。“至少有數百起這樣的事件在北京發生，”該報告不滿地表示，並譴責人們“蓄意挑釁”。 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寫申訴信而已。 山東省黨委在1959年8月10日報告稱，該機構在當年早些時候收到了266封申訴信，“所有的信件都和農村地區的糧食危機有關，”黨委指出。其中一封信來自謝集村的王訓義（音譯）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稱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的大米。 “大多數村民都消瘦衰弱，臉色蒼白。還有好些人試圖自殺，”王先生寫道。另一個山東人在信中抱怨，這是“給鬼吃的飯”。 講出實情來是危險的。隸屬四川省黨委的樂山市黨組織活動團體在1961年報告，一個叫做杜興民（音譯）的人因為寫信報告當地黨委書記宋友漁（音譯）沒收了農民的糧食，被該黨委書記指控為“蓄意破壞”。 報告稱，杜興民被毒打一頓，隨後被“當地的一群壯漢”抓走，並被“挖出了雙眼”。報告還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杜興民的村子裡總共有128人被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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