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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萬的專職黨務工作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2012-12-06
讀一下胡錦濤的公開簡歷就不難發現，表面上是所謂“團派”出身的胡錦濤實際上是一個典型的,一以貫之的專職黨務工作者。十歲那年即加入共青團，高中階段就已經是學生團幹部的胡錦濤一九五九年考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後不久即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繼而因為學習成績不錯，加之“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很快被學校黨組織列為“重點培養對象”。一九六四年四月,他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並被指派為低年級學生的政治輔導員。在那個大力倡導所謂“又紅又專”的年代裡，胡錦濤甚至比一些中共高級幹部子弟更被器重，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就在胡錦濤入黨的當年，中共十大元帥之一賀龍之子賀鵬飛也被清華大學錄取，當時他的被 錄取背景到底是否真是“走後門”無須深究，這裡要強調的是這位元帥之子雖然因為政治上天然可靠而在入校之後一年即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但因為他當時的學習成績令校方和系方都實在是不敢恭維，所以從未在學校的“又紅又專”表彰名單上中榜，而胡錦濤則是年年中榜。
余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當年毛澤東放言：“大學還是要辦的，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而中共建政之前原本為綜合性大學的清華大學，被共產黨政權改造成專門培養“紅色工程師”的搖籃，也是一所意識形態上最左的大學。中共建政以來，北大與中共當局之關係，始終磕磕碰碰，毛對知識分子的怨氣，常常發泄在北大身上；而此後清華的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共產黨政權的支持者和順服者，故而中共高層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說。余杰先生懷疑胡錦濤在此背景下的數年清華經歷究竟能學到些什麼？事實上說胡錦濤清華的那幾年沒有被充實一些專業知識的話絕對有失公平，但他那幾年最大的收穫是被共產黨的清華黨委培養成為一個優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專職黨務工作者，這一點也絕對是胡錦濤自己也一直引以為自豪的。
與胡錦濤同時代的中國大陸人都記得文化大革命初期發生在大學校園的故事，各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屆畢業生大都被迫下放至基層和邊遠地區，而當時的胡錦濤去了甘肅省會蘭州附近的劉家峽水電站絕對是自願而不是被迫，不是被分配而是主動要求調動工作。有他當年的同學回憶，當時已經畢業留校擔任專職政治輔導員的胡錦濤是哭着喊着要求學校給他一個到基層鍛煉的機會，“補上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這一課”， “把自己改造成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一代新人！”
當年與胡錦濤共乘一列西去列車的一位清華畢業生回憶，當時的胡錦濤已經被他們六六、六七兩屆的畢業生以胡老師稱呼之，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眼看整車廂的被下放大學畢業生大都是滿眼的迷茫和徨恐，胡錦濤專職思想工作者的責任感立刻被激發起來，指揮全車的大學畢業生們高唱“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
在接班成為中共黨總書記的前一年，胡錦濤再次造訪母校清華時，還情不自盡地與在校師生回憶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當時在場的一位曾與胡錦濤同系同屆的清華教授日後感慨說：我們熟悉胡錦濤青年時代的人都清楚，他對這個制度和這個制度的創立者毛澤東的感情絕對是真感情。
正因為其清華大學專職政工幹部的“又紅又專”的背景，胡錦濤到基層之後真正接受所謂“工人階級再教育”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就一年時間即成為局機關的秘書和機關黨支部負責人，再往後就是一路高升。
從胡錦濤的全部經歷可以看出,此人雖然畢業於名牌理工科大學,符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和陳雲提出的所謂幹部“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標準,但他實際上在大學本科就讀期間便已經開始了他政治工作幹部的經歷。這與他同時代的中共各級官場上的眾多“技術官僚”是很不一樣的。如果說與“解放前”即參加“革命工作”的江澤民、李鵬、朱容基等人沒有可比性的話,那麼與其同時代的那些中共領導人,諸如曾慶紅、溫家寶、吳邦國、黃菊等人相比,胡錦濤異類就異類在他人生經歷中的絕大部分時間，包括他在大學讀書期間的後半部分時間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專職政工幹部。進入省、部和中央一級領導崗位後,也從無那怕是半天的行政和經濟經濟領導工作的經歷。
長期生活在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人士都知道,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所謂“黨政分開”之後,對改革開放政策持保留態度,甚至對改革開放的政策實行起阻礙作用者,往往都是各級工礦企業、科研機構、大專院校中的黨務工作者,以及各級政權中機構龐雜的黨委機關幹部,而崇尚改革、大膽進取者,則往往是這些單位和機關內的專業工作者及經濟和行政領導成員。此其一。
其二,對於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勢必削弱黨的領導,以至令中國的政治體制最終會步前蘇聯及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之後塵的擔憂,主要是來自各級各類政權機關和各級各類企業事業、學研機構的專職黨務工作者。
當年的鄧小平經過對八九“風波”的反思之後,之所以將政治體制改革叫停,就是因為不願意“削弱黨的領導”,而這正是迎合了中共體制內大批職業黨棍的意願。截止目前,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無論是工礦企業還是科研院所,無論是高等院校還是各類業務機構,其行政或業務領導絕大部分都是中共黨員,至於各級政府及下屬機關,其一把手則必須是中共黨員,其中少數副職才可由“民主黨派”成員充當點綴。總體上講,這批人當然也是現有政治體制的受益者，但是,一旦因為深化改革導致體制不得不改,這批人相比於專職黨務工作者,較容易轉型。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大批的專職黨務工作者因為已經長期將所謂“思想政治工作”當成了自己唯一的“業務”,改起“行”來談何容易。
中共政權經歷了“六四”衝擊之後,不但沒有垮台,反而至今未見衰亡跡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級黨政機關，各類企事業單位及連私營企業甚至合資企業都已經滲透進去的總數以千萬計的專職黨務工作者基於對自己身家性命和生活出路的考量,也要與中共的現存體制共存亡。在已經有八千多萬在冊黨員被江澤民的“三塊表”理論擴編增額至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的今天，再用“唇亡齒寒”形容所有中共黨員與現有體制的相互依附關係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用這句成語形容絕大部分黨務工作者與現有體制的榮辱與共,絕對符合實情。
曾經是朱鎔基幕僚班子成員的一位友人曾向筆者表示,中國的警察作為“專政機器”最受外界抨擊,其實警察也是一種“業務工作”,任何體制,任何政權都需要這部“國家機器”。即使中國現有政治體製發生重大變改,警察隊伍的轉型是最容易的，俄國的普京總統不也是前蘇聯的克格駁幹部嘛。而在中國搞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各級政權及各類機構中的專職黨務工作者，胡錦濤就是這批專職黨務工作者或者說是職業黨棍們的總代言人。趕在胡錦濤退休之前，這批職業黨棍沒有理由不擔憂未來的十年裡的習近平是否會在政治體制上動真格的，所以胡錦濤才在中自己交班時堅決要求接班人一定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破旗，堅持走一黨專制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