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杨西光，杨在文革前只是市委负责教科文卫的候补书记，文革后为市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北京为《光明日报》总编。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或文革后，农业口都有专职的书记。你把真理标准讨论算到杨头上还情由可原，让他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总有点哗众取宠之感。

农民苦，不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是联产记酬分田承包实行了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三农问题”，即农业难农村穷农民苦，和当年的人民公社相比，如今的上学难看病贵也是新增的戴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问题。

双抢，说的就是抢收抢种，当时也有叫三抢的，因为加了一个管。三抢大忙的苦和累不是某个时期的特定的产物，否则也不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为现在的农民兄弟感谢邓小平，意思是现在的双抢就不苦了？现在的抢收抢种就可以悠着抢悠着种？你这是夸小平呢还是骂小平？

我的观点是：就算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就算是因为种双季稻给当时的农民带来额外的劳苦，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尝试还是必须的。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尝试最终是失败的，然而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先人每一次试验必须成功。套用一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说就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许不改革”，你钦佩的杨西光不是最会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双季稻不种又怎么知道产量不高品质不行呢？

问题的关键是你姐姐所在的生产队到底是什么候停止双季稻的？如果试验下来效果不好还有人坚持，这就是瞎指挥的问题了，再往深里追究，就是当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还有没有自主权？否定一个时代最好反到点子上，也好叫人心服口服。最好到县志上查一查，记忆往往靠不住。就像杨西光因一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成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以粮为纲)的重大罪状，你也可以google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出处？当然，你诺小的年纪还要给姐姐送饭，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孙子现在和你当时一边大了，还尿炕呢。

“种了一熟冬麦和一熟稻子, 专家们掰着手指也数不出需要的天数来种另一熟稻子.”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句，你是听说的还是看见的？有证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