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要為多數人的暴政負責
最先提出“多數人暴政”的是法國人托克維爾，他於1831年前往美國考察後，寫下了名著《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將這種以多數人名義。行使的無限權力稱之為“多數人的暴政”。他是針對法國大革命教訓所提出的一個概念，雅各賓派曾經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實行恐怖統治。然而到了21世紀，“多數人暴政”，指的是某些人、某些組織，以民主、自由、人權的名義，踐踏少數人的權益，造成少數人永遠的痛苦。例如中國大陸的強行拆遷，就是通過滿足大多數拆遷居民的利益，造成少數拆遷居民永久的痛苦，以及利益損失。
李揚碰到一個多次被收容過的人。他告訴李揚，第一次被收容時，因為在外地找不到工作，所以在火車站流浪時，因為沒有身份證，被公安機關收容。在收容所，每天早晨起床，在一定時間內吃飯後，就被公安警察押着，到某個工地勞動；中午有米飯或饅頭，偶爾有肉和魚吃，平時的菜基本都是應時菜，很便宜的買一堆來做；監管他們的警察告訴說，飯隨便吃，但不能浪費；晚上到時間，就進入集體宿舍睡覺，都是多少人一個房屋，互相監視，避免逃跑；逃跑的人一旦被抓住，會被打得半死。過去的收容所，相當於現在的黑磚窯，被打罵着進行無償勞動。
收容所是個油水很大的單位，因為裡面的領導和警察，在驅使一幫沒有報酬的人（類似犯人），進行沒有休息日的中等強度工作，他們勞動創造的收入，都被收容所的各級警察私分了。如果碰上高強度的工作，或者需要趕工期等等，收容所的人們的伙食，會變得好一些，幾乎天天有魚有肉。被收容的人們，基本和奴隸差不太多，也沒有什麼人權，如果不聽話，就會挨打；得了小病給治療，要是得了大病，要麼在收容所等死，要麼被收容所扔出來，在大街上等死。死在收容所的人，有很多，有些人到死，都沒有講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籍貫，所以各地收容所，有一大批冤死鬼。
取消收容管制的呼聲此起彼伏，因為弊端太多太大，屬於大面積侵犯人權。為什麼一個人，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流浪？要知道，流浪是人類的天賦人權，人類就是從一個地方，漫無目的地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所以才有了現在的人類社會。過去的收容制度，就是把大街上流浪、乞討的人們，集中到一個地方管制，並強迫他們勞動以養活自己。許多人智力有缺陷、精神失常的人，以及有嚴重心理問題的人，是被收容的主角，這些人被收容後，好處是得到衣食住行，壞處是失去自由，被強迫勞動，收容所也根本不管幫助他們回到家鄉。
取消收容制度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孫志剛事件”。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職於廣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前往網吧的路上，因缺少暫住證，被警察送至廣州市“三無”人員（即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的外來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次日，孫志剛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在這裡，孫志剛受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於3月20日死於這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孫志剛的同學們、家屬們，咽不下這口氣，通過網絡大肆揭發，最終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中國大陸取消收容制度。
絕大多數讀者不明白，沒有暫住證、沒有身份證的人，為什麼要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並送進（類似監獄）關押？因為被收容的人，可以通過強迫勞動，創造財富給收容所、公安機關的警察們，所以這是一大筆財富。而在關押期間，家屬、朋友、單位，送來暫住證、身份證後，還要交給收容所（公安機關）一筆錢，才能將人釋放，這也是一筆收入。通過這種市場經濟的手段，所以公安機關非常主動地，到處查人們的暫住證和身份證，因為這意味着錢，而這些錢是不走財政渠道的，即都會被各級警察貪污。所以，當初出於良好目的的收容審查制度，變成了警察們斂財的工具。
高中的一個丁姓女同學結婚後，有個親戚來大連市內工作，因為沒有暫住證，被收容審查了。她打電話詢問李揚，能不能幫助她把親戚接出來？李揚告訴她，只要找個熟人關係引見，給收容所幾百元錢，就可以把親戚接出來。同學夫妻不信李揚的話，找到公安警察免費接親戚出來了，她夫妻瞧不起李揚，認為李揚無能，連這點事情都辦不了。結果以後，女同學夫妻從幫忙的警察那兒，得到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因為通過關係接出她的親戚，所以欠了收容所警察的人情，導致這個公安警察還人情破費更大，好象是花了一千多元錢。女同學夫妻五雷轟頂啊，為此在家裡面爭吵不休；不過夫妻倆明白一個事情：以後但凡能花錢解決的事情，絕不再欠人情了。
取消收容制度後，街頭湧現大量流浪人員，那些精神失常的人，精神病院拒絕接收，因為治療他們（她們）所花的錢，醫院要自己消化，沒人負責這筆費用的支出。前幾年，有個黑龍江省的女孩叫李薇，她講她們那個地方的女流浪人員，都是智力殘疾或精神殘疾的人，因為沒人收留她們，也沒地方收留她們，導致她們在大街上經常挺着大肚子，也說不出肚子中胎兒的父親是誰，街道工作人員，只好每隔幾個月，就領她們到婦產醫院，做人流手術。許多家庭中智力殘疾或精神殘疾的人，到外面流浪，屬於家人故意拋棄的，避免照看他們（她們）的責任；但也有許多智力殘疾精神殘疾的人，是自己跑丟的，家屬們為了尋找他們，到處打聽，日夜掛念他們的生死安危，擔心他們（她們）沒地方吃、沒地方睡。
2003年6月22日，成都商報記者李亞玲，披露了一個重大的新聞，成都一個吸毒女的三歲女兒，活活餓死在自己家中，她的母親被公安採取強制措施，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對親生女兒的監護權，這個三歲女孩在家中，因沒人管護而被活活餓死，慘不忍睹。
2013年6月，在南京市江寧區發生了一起兩名幼童被餓死在家中的慘案，該案受到了社會廣泛關注。9月18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兩名女童的母親樂燕進行了公開審理，經過一天的審理，法院一審當庭宣判，樂燕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4年8月24日下午2時多，環衛工人肖亞梅，發現王世菊母女倆病死在垃圾房內。“精神不太正常”的母親帶着2歲多的女兒流浪了幾個月，被救助站收留後，因母親精神失常拒絕說出自己的姓名、籍貫，並堅決要求離開，導致救助站依照規定放母女倆走了。三個月前的5月下旬，租住在西安市未央區的她們走失；三個月後，她們被人發現死在距租住地約60公里的長安區一果園內，死因警察初步判斷是疾病或飢餓。
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大會發言人的邀請，在人民大會堂與採訪大會的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曾公開講：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溫家寶在任總理期間，強力推行政治改革，希望中國大陸走上民主、自由、人權的大路，希望中國大陸多一點陽光，少一點陰暗。他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連西方政權經過幾百年，都沒有通過民主、自由、人權，達到讓人間大地充滿陽光，那麼中國大陸的“全盤西化”，就能超越西方社會嗎？李揚認為右派高層們，多了一點點天真，少了一點點務實。
告訴讀者們一個真相。取消收容審查制度，就是溫家寶總理在任內，強烈要求的，中央政府在社會壓力下，基本滿足了溫總理及其他人的這個要求。取消一個制度，很容易，但採取什麼措施，達到避免徹底取消的後遺症，避免出現社會治安惡化，避免少數流浪人員得不到及時救助，卻沒人負責了。現在的救助站，只是流於形式的幫助那些前來求助的人，真正在大街上需要救助的人，卻從不到救助站的，因為他們智力殘疾或精神殘疾。所以，取消收容審查制度後，那些因此冤死的人們，要由溫家寶負責，要由一批支持取消收容的領導負責，他們應該負起這個歷史責任。做事情不能管死不管埋啊！
現在這些流浪在大街上的智力殘疾精神殘疾的人，也由許多地方收留。各地的黑工廠，都花錢買這些殘疾人，然後集中看押，強迫他們勞動，只管吃飽，不管死活。南方有些偏遠地方，有些家庭專門買這些殘疾人，集中看押，然後賣給犯罪團伙；這些犯罪團伙買下他們後，領殘疾人到私營礦產工地工作，然後砸死他們，以製造工作事故，然後向私營老闆們索要賠償。這在南方已經形成產業鏈了。誰來為此負責？所以李揚反對簡單地取消收容審查，應該出台一系列制度政策，儘量發動整個社會，幫助這些無依無靠的街頭流浪人員。不然，你們就要為此負歷史責任。打着為大多數人尋找自由的口號，也不應該傷害極少數人的合法權益。社會有責任照顧這些殘疾人。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就有一條“廢止勞動教養制度”，理由是中國早在上世紀末就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14條第1款明確規定：
“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
顯然，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明顯與上述人身自由權原則相適應的，也有助於提升國家形象。那麼取消勞動教養後，又會出現一系列的社會治安問題，但是無人關心，也無人解決因此出現的問題。人浮於事的惰政結果，就是取消勞動教養後，中國大陸社會治安繼續惡化，由此又要損害另外一些人的合法權益了。此事應該是由當局負責，還有支持、同意取消的代表們，你們既然無法找出替代方案，就是放任的元兇。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2014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