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央蘇區黨和政權“組織不正規、工作中的隨意性等問題上普遍存在”（110頁），似乎也有其不得不為之的苦衷。比如老百姓不滿於“派公事不公平，壯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們這些老人”，自然與“壯年人”是兵源密切相關。
另一方面，對蘇區的政策，農民也出於自己的生活體驗加以理解與發揮，導致政策變形走樣。中共的“非基運動”（非基督教運動）就被農民認為是“飛機運動”，而“廢除租借地”的“租借地”也被農民認為是農民租借地主土地的簡稱。更有趣的是，稍後的抗戰時期，中共強調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卻意外地與農村中固有的非婚性關繫結合。
《革命》中曾提到中共注意宣傳。紅軍標語“滿坑滿谷，隨處可見。而國軍到時，則每於標語相當之處，塗改數字，以為國軍宣傳焉”。著者認為：“一個是書寫不厭其煩，一個是塗抹都敷衍了事，國共兩黨宣傳、辦事用心程度的差異，於此真是昭然若揭。”（127頁）但除此原因外，是否也有國共兩黨宣傳理念相近的因素？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陳誠在家書中就曾發出這樣的慨嘆：“以現政府及環境關係，縱被赤匪如何燒殺，亦有讓他燒殺。概赤匪燒殺僅限於有產階級，於窮人實無甚關係。而諸為富不仁者，實不殺何待。尤其貪官污吏之種種苛捐雜稅，實在好叫赤匪來殺的一個乾乾淨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44頁）對於“為富不仁”的“有產者”和“貪官污吏”的仇恨，恰是陳誠等指揮圍剿的國民黨人與中共分享諸多共同觀念的冰山一角。對於蘇區大多數標語，或許“塗改數字”後，也就真的成了“國軍宣傳”。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是中共歷史上一次有名的大敗仗。傳統黨史多從中共中央的戰略戰術錯誤來探討此次敗走麥城的原因，認為“如果紅軍能夠正確地估計形勢，利用有利條件，針對地方採取的新戰略，靈活運用歷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即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揚我之長，攻敵之短，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打破這次‘圍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377頁）。
然而，《革命》並不局限於從中共這一視角，同時關注了國民黨的戰略與戰術。由於前幾次“圍剿”的失利，蔣介石對此次“圍剿”極為重視，勢在必得，全力以赴，從作戰準備、作戰方針、作戰基礎、作戰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視，甚至不惜採取“堡壘主義”寸寸推進的“笨方法”，只為能夠求穩、求准、求狠。
另一方面，傳統黨史將此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歸因為李德、博古等人“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黨史》第一卷上冊，378頁）。但實際上，共產國際代表一直強調運動戰的原則：“中央蘇區的主力不應參與陣地戰，它們應該進行運動戰，從兩翼實行夾擊。中央蘇區要有預備力量，以對付任何突然襲擊。”（221頁）李德同樣頭腦清醒：“至於陣地戰，不管是什麼形式都不合適，這一點我們大家是完全清楚的。”
但是，國民黨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客觀上造成了紅軍“誘敵深入”戰略的無法實施。李德指出：“至於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那就沒有希望得到。”林彪也認為：“誘敵深入的方法，在對付歷經慘敗而有無數血的教訓的敵人，已經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225頁）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運用的“短促突擊”戰術，也並非“要求紅軍在敵人修築堡壘、步步為營地向前推進的情況下，也修築堡壘防禦陣地，以堡壘對堡壘，當敵人走出堡壘前進時，則在短距離內對敵人進行突擊”。“所謂‘短促突擊’，即以一部防禦吸引敵軍，同時將主力埋伏在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前沿陣地時，以埋伏之主力部隊‘實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232頁）這其實是以國民黨軍修建的一個堡壘為中心的小型“誘敵深入”戰術，並不是機械的“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
不過，這一戰術能獲得戰果的前提是有相當數量的國民黨軍隊離開堡壘相當的距離，而正是這一前提無法滿足，致使這一設想化作泡影。彭德懷就談到國民黨軍“推進的距離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側暴露，緣着其預定的道路兩側推進，其正面很窄狹，以極大縱深集團推進”，紅軍很難抓住機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在敵人堡壘外的近距離或從堡壘間隙中去求運動戰，結果仍變成堡壘戰”（237頁）。這便是將“短促突擊”戰術等同於“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的緣由。
反“圍剿”中期，共產國際代表及軍事顧問也提出過與毛澤東外線作戰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進軍湖南的計劃（227頁）。可見，這並非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分歧。共產國際何時曾與毛的作戰計劃相近，又在何時沒有支持毛的計劃，這個過程是怎樣變化的，共產國際在不同時期實施不同的戰略構想又面臨着怎樣的實際困難？這或許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向西突圍、開始長征。“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在東南北三面展開對紅軍的圍困，西南贛州方向力量始終空虛，沒有布置有力部隊”（472頁）。戰爭進行過程中，何鍵、白崇禧等多次提醒蔣加強西路兵力，連蔣的心腹陳誠也有在西線增加兵力、圍殲紅軍於江西的建議，但蔣就是充耳不聞。恰恰相反，蔣西兵東調，將紅軍往西線逼迫。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並不是李德博古的過錯
2012年04月12日 07:52
來源：東方早報網 作者：徐進
《蔣介石日記》吐露了蔣的心機，“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476頁）。留出西口，迫紅軍西進，再以剿共為名，將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地方勢力，以其作為抗日的根據地，是蔣的精心設計。何鍵、白崇禧、陳誠等人作為軍事將領，考慮的是軍事問題；而蔣心中反覆盤桓的既有軍事，更有政治，這是由於他們所處的不同位置所決定的。這一事件提示我們，近現代史的書寫往往以國共兩黨的分合、拮抗作為主線，但回到當時的情境，國民黨勢力、地方割據勢力、中共勢力在蔣的心目中，更是三方乃至四方的互動。
作為一部從社會史視角書寫蘇區歷史的著作，《革命》將視角投向包括蘇區黨、政權、軍隊、婦女等廣闊的主體，也分析和關注了肅反、工作作風、群眾逃跑、擴紅與開小差等諸多問題。對蘇區掀起的“社會革命”，《革命》所展現的圖景多體現出理論與實際脫節、政策在執行中變形的現象。
比如，“蘇區對宗教和民間傳說信仰習俗採取嚴厲態度”，但是“綿延千年的民間信仰活動，短短幾年時間想要完全禁絕談何容易”（141頁）。如此“痼疾”很難一時因強烈的革命話語而被徹底根除，只能暫且壓制。因此，像毛澤東在報告中所言：“菩薩廟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在都改業了”，可能只是暫時的現象。
更有趣的是，農民的固有意識，還可能隨着革命而以另外的面相繼續存在。比如彭湃發動海陸豐農民運動時，農民就“把地主家的神像塗成白色，以表明這些是應該懲罰和破壞的，但是他們卻努力保護由大多數道教和佛教寺廟所代表的民間宗教的中心”（《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215頁）。對此，中共也不僅是否定和迴避，有時更有“借題發揮”的利用。比如，許多農民相信“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準是他們的保護神和明朝締造者朱元璋的後代”（《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439頁）。後來，中共中央在1940年索性提出對於反對迷信暫且擱置，不要觸碰農民敏感的神經（143頁）。
對於中共來說，農民既是革命指向的被改造者，又是革命發動所必需的群眾力量來源。在動員革命與進行革命之間，中共對於農民的固有觀念是引導、妥協，還是適應並為己借用？似乎很難一概論定。毛澤東曾在給周揚的信中說：“現在不宜於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樣農民亦不宜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舊，就政治因素而言，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毛澤東文藝論集》，259頁）
從事件史的角度看，《革命》對很多史實進行了釐清，破除了很多迷思。但其社會史研究的取向，亦有微瑕。比如台灣學者陳耀煌先生所著《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認為，鄂豫皖蘇區只是一個地方精英集團，黨的意志和權力還不能滲透到基層。《革命》雖然列舉了大量史料來論述中共對根據地社會的有力改造，可民眾的反應到底如何，他們的觀念是否改變？著者的闡釋稍嫌模糊。不過這些史料倒能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民眾不知道政府，只知道鄉團等傳統概念。另外中央蘇區內部還有一些土圍子一直存在，且土地分配也有明分暗不分現象。這提示我們黨對社會的滲透與改造都有其限度。研究者注意到這樣的相反史料，本應從這些差異中進一步追問與論證。很遺憾，作者卻認為這些相反的史料“不足以動搖對蘇區組織狀況的基本判斷”。當然，著者也許有不得已的苦衷，才對這些問題避而不談。
無論如何，這部著作確實是學術性與可讀性雙全的不可多得之作，可見著者治史的功力。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共黨史研究，甚至是整個近現代史的書寫，需要更多本書這樣的“佐料”。畢竟，菜只有配上佐料才會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