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的揭發交待
〖王秀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過去，我跟“四人幫”反黨集團跟得很緊，幹了很多壞事，陷得很深。從九大時起就跟着“四人幫”
，崇拜他們，迷信他們，對他們感恩戴德，跟他們幹了很多壞事，犯了嚴重罪行。經過華國鋒主席和中央
其他領導同志的耐心教育，經過同志們和廣大群眾的揭發、批判、，我決心同“四人幫”反黨集團劃清界
限、徹底決裂，同時徹底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現在，我進行揭發和交代。
一、首先揭發王洪文這夥人瘋狂地對抗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去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嚴厲地批評了“四人幫”，向他們發出了嚴正警告。但是
王洪文根本不聽毛主席的批評，反而懷恨在心，竭力對抗。就是在毛主席批評後，王洪文在去年七月竄到
上海。到上海後，他就讓秘書廖祖康對市委辦公室同志說：要給他準備一間辦公室。意思是王洪文不準備
回北京了，要與毛主席對抗到底了。有一次，馬天水、徐景賢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脫口而出說：我有什麼
權！黨的權、政府的權、軍隊的權，都沒有。我只有一個辦工農兵學習班的權。他還大肆發泄說：什麼要
我主持工作，是他們把我往火坑裡推。他還說鄧小平能見到主席，他見不到。這些黑話，把矛頭直接指向
偉大領袖毛主席，真是罪大惡極。這些黑話，也充分暴露了王洪文的野心。我聽了這些反動的話，沒有報
告毛主席，我有罪。
在毛主席那次批評“四人幫”後，姚文元也來過上海。我向他匯報工作，要他見總工會全委會的同志
，他對我說：你不知道，我在那裡處境很困難呀。接着又說：我身體還可以，還能擠公共汽車，我準備到
五七幹校去啦。他還說下半夜要出什麼事（我當時不懂他的意思）。這完全暴露了姚文元拒絕毛主席的批
評教育，不肯改悔的頑固立場。
對鄧小平的解放問題，毛主席有過幾次指示，“四人幫”一直是抵制的，反對毛主席的（張春橋在今
年二月就講過：鄧小平出來工作，江青是不滿的）。直到一九七三年，根據毛主席指示，中央發了文件，
恢復鄧小平副總理的職務，轉發了他的檢查。當時，我對鄧小平的檢查是不滿的，對鄧小平的解放、任用
有看法。後來，在市委對這件事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流露了這種情緒，採取了一種保留的態度。這種態度
是錯誤的，實際上是同毛主席指示唱對戲。這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就是反對毛主席。
還有對待陳丕顯同志的問題。“四人幫”一直抵制、反對解放陳丕顯。後來毛主席作了批示：似可作
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才不得不於一九七四年解放陳丕顯。但是，“四人幫”還不甘心。王洪文於七四年十
月九日打電話給徐景賢同志（第二天又打電話給我）說：陳丕顯要解放啦，快叫專案辦打報告，你們快點
提一批一月革命風暴的老頭頭名單出來。意思就是把陳丕顯的一些對頭人提出來。後來，根據王洪文的旨
意，我同其他同志商量提出了一份一百八十一人的所謂“老頭頭”的名單送給他，有十多個人都作了安排
，其中有某某某等人。這樣搞，名為“落實政策”，實際上是同毛主席的批示對着幹。在這一件事情上，
我也有罪，參與了“四人幫”對抗毛主席指示的罪惡勾當。在市委討論陳丕顯的職務安排時，原來提出安
排為市委委員和市革委會副主任。後來張春橋說：先安排副主任，黨的職務以後再考慮。我們按照張春橋
的意思，修改了原來的安排。今年二月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姚文元對我們說：對陳丕顯，我們是落實
政策的，安排他當副主任，鄧的問題是要搞兜底翻。張春橋對我們說：鄧小平轉送陳的信，沒有告訴他，
他大發脾氣。後來還聽了金祖敏講陳丕顯的壞話。我回上海後，傳過和說過“陳丕顯同志到北京後，住京
西賓館門庭若市，一周換幾套服裝，末班車沒有軋上”等一些話，這也是錯誤的，因為陳丕顯同志到北京
，是經過毛主席圈閱的。我這樣講，實際上是對待毛主席指示的態度問題。也是反毛主席的。
二、揭發“四人幫”反對、仇視周總理的嚴重罪行。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某某某同志打電話給徐景賢同志，說周總理病情惡化。徐景賢同志和我馬上到
王洪文那裡，勸他快點回北京。他卻冷酷地惡狠狠地說：“還早呢，你們不知道，這種病有得拖了。”到
去年十一月月中，他才回北京。到北京後，他竟遲遲不去看周總理。後來，去看周總理時，他沒有說兩句
話，周總理就示意讓他出去了。可見周總理當時已經看透了這個人，不願意同他多講話了。更令人氣憤的
是，聽說，在周總理追悼大會剛剛結束，一走出人民大會堂，王洪文就要去打獵。汽車司機一聽氣壞了，
耐不住說：今天是什麼日子？因為司機不肯開車，才沒有去成。但是過了兩天，又去打獵了。這幾件事情
充分說明了王洪文對周總理是多麼仇視，也暴露了王洪文一伙人迫不及待地要篡黨奪權的野心。
去年三月，我去北京參加人大常委會議，見到張春橋，我向他反映了王洪文秘書廖祖康任意調房子的
事情。張春橋當時對王洪文的生活作風表示不滿，但他接着就說：“這都是某某某慫恿王洪文。”“四人
幫”相互包庇，抱成一團，胡作非為，狼狽為奸，張春橋竟然倒打一耙，栽贓誣害，這完全是對周總理的
污衊和攻擊。張春橋這句話，我沒有對別人講過。但是，我沒有向毛主席報告，我有罪。
三、揭發“四人幫”攻擊、誣衊中央領導同志，分裂黨中央的嚴重罪行。
這方面，我的罪行也是嚴重的。
早在一九六九年，參加九大時，張春橋授意王洪文，對我們上海代表說：對幾位老帥，不能給滿票，
要殺殺他們的威風。這完全是踐踏黨內民主，打擊中央領導同志的陰謀活動。當時，我照着做了。那次，
幾位老帥的票數是比較少。在會議過程中，在張春橋授意下，用上海代表的名義請陳毅同志參加我們的會
議，實際上是批陳毅同志。我當時也是最起勁的一個。九大後，我也散布過指責、貶低、攻擊陳毅同志的
話。
一九七四年初，姚文元離開上海時，在我們面前有意貶低、攻擊一位老帥。說毛主席批這位老帥了。
還說下半年要出事。還講了蘇聯現在是修正主義，今後怎樣變回來？
去年三月，我在北京，張春橋當着我的面攻擊某副總理。今年二月，張春橋又在我們面前說，這位副
總理的“基本思想是蘇聯的一套搬過來的”。這些話，我在市委常委中傳過，在有的同志面前也傳過。
去年十一月，王洪文從上海臨回北京時，對我和金祖敏、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等說：你們不知道
，中央鬥爭多麼複雜，政治局就分好幾派呀，從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了。這完全是分裂
黨中央的反黨言論。這些話我都聽進去了，中了毒。
今年二月，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等都給我和馬天水
、徐景賢同志講，國務院的一些部門，除了文化、衛生、公安等幾個部外，都怎麼怎麼不行，批鄧沒有批
起來。謝靜宜有一次同我們交談中，講到政治局批鄧時說：最有水平的是張、江、姚、王四人，還有另外
兩位還比較好，其他同志都怎麼怎麼不行。謝靜宜大肆吹捧“四人幫”，醜化、攻擊中央領導同志，這是
十分反動的。特別是毛遠新以毛主席聯絡員身份，攻擊了好幾位副總理。如說某副總理到東北後，不去了
解大寨情況，而對挖金子倒很感興趣等等。
“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這些反動言論，對自己影響很大，中毒很深。我在市委常委會上、黨員幹部會
議以及工會的部分同志中，都散布過這些言論，我做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分裂和反對黨中央陰謀活動的
幫凶，參與了“四人幫”分裂和反對黨中央的陰謀活動。我恨自己成為“四人幫”的幫凶。
四、揭發“四人幫”攻擊一些地方的領導同志，妄圖打倒一大批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破壞毛主席、
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破壞大好形勢。
這方面，我緊跟四人幫，做了他們的傳聲筒，做了他們手中的棍子，幹了不少壞事，造成嚴重後果，
犯了很大的罪。
今年二月，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毛遠新、遲群、謝靜
宜，還有金祖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人都到我們的住宿處來過，王、張、姚等都來過幾次。一時間
，我們住宿處，簡直成了串連站，一些人川流不息地來到我們那裡，激昂慷慨、聲色俱厲地大肆散布攻擊
、污衊一些地方負責同志的言論，充分暴露了“四人幫”妄圖利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打倒一大
批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的罪惡用心。
在這次打招呼會議上，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華國鋒同志的講話中指出：“毛主席說，錯了的，
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
方，應轉好彎子。”“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很明確，就是有
問題的地方都要轉好彎子。但是，“四人幫”卻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大唱對台戲，進行破壞。張春橋
對我們說：問題多點的五個省，看來問題是難辦的，有的恐怕不行了，彎子不容易轉好。王江文、張春橋
等還指名道姓地說，這個人是“還鄉團”的分團長，那個人是“復辟派”的頭子。他們又說：福建的某某
某，有“創造”，辦了三萬人的封閉式學習班，有人還被關在籠里，完全是法西斯專政；江西的某某某，
是“還鄉團”分團長；雲南，把一些英雄、模範人物都整下去，整得很厲害；某某某是江蘇省領導的老上
級，那個省的班子，是按某某某的意圖安排的；等等。散布這些言論，就是不讓人家轉彎，破壞中央的部
署。
我對這些言論，都很聽得進去。回到上海後，在市委常委會上，接着在黨員幹部會議上，我都原原本
本地傳了這些言論，有的話，我在黨員幹部會議的幾個小組裡都講過。我賣力地加以擴散。市委在四月二
、三日召開全市批鄧經驗交流大會，我原來準備了篇發言稿，把“四人幫”攻擊一些地方領導同志的主要
內容都寫進去了，後來這篇發言稿送給張春橋去看時，他連忙告訴我們：有關外地的事情不要講了。張春
橋怕在大會上講了，就會露餡。可見，“四人幫”搞的都是陰謀詭計，耍的是兩面派手法。這些話，在大
會上我雖然沒有全部講。但是，後來去市五七幹校時，下廠時，還有參加工會、婦聯等群眾組織的一些會
議時，我都帶有煽動性地散布過攻擊外地負責同志的言論。有一次，我去照相機三廠，我講了攻擊江蘇、
浙江、江西、福建等兄弟省領導同志的一些言論，講了南京等地有人不給上海去的人住旅館等，挑撥了上
海同兄弟省的關係。我還傳了張春橋在一份關於蔬菜問題材料上的批的話：“靠外地是靠不住的，這是大
勢所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後來有人把這次講話內容傳到外地去了，我就着急起來，還要化工局
有關同志進行檢查，想抵賴不認賬，這是錯上加錯。有關攻兄弟地區的言論，我擴散得最多，有的部傳到
了外地，有的地方油印出來、張貼出來，起了很壞的作用，干擾了外地運動，破壞了那裡的大好形勢。
我不僅散布過這些言論，還把江蘇一位同志的所謂“告狀材料”，送給王洪文。還有河南一位同志來
上海時，黃金海幫她寫了“告狀材料”，這份材料我也看過。批鄧初期，我還收集過外省的材料，還要團
市委將有關這方面的材料送給我。罪責在我。遲群向我要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寄給了他。
還有當兄弟省有的同志來上海時，我們把清華、北大編印的材料，送給他們，請他們到大學裡參觀大字報
。我還把有關材料寄給兩個省的同志，同遼寧交換過上海和他們的大字報匯編。這樣，“四人幫”通過我
們的手，實際上把上海變成了一個最大的串連站，一個公開的聯絡點。完全違背了中央五號文件精神，破
壞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部署，破壞了外地的大好形勢，破壞了上海同兄弟省市的關係。這方面，我犯的錯
誤和罪行是很多、很嚴重的，根子是“四人幫”，罪責在我身上，我做了“四人幫”搞分裂主義，打擊一
大批，搞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幫凶和工具。“四人幫”是個大騙子，我也是騙子，下面傳了我散布的分裂
主義的言論，罪責在我，下面是沒有責任的。
其實，不僅在批鄧鬥爭中，在這之前，“四人幫”就利用上海，干擾和插手外地的運動，破壞外地的
大好形勢。比如在批林批孔時，王洪文曾對我講：批林批孔一定要聯繫實際。批林批孔要清查林彪的死黨
餘孽。按照王洪文的意見，市總工會打頭陣，召開萬人大會，發動揭蓋子，一把火燒了起來。各級工會層
層開會，把黨委撇在一邊。請黨委負責人到會，實際上是批鬥，還靠邊了一批幹部，有的至今還未解決，
整了一些同志。我還到基層去“放火”，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發動工會幹部大揭所謂“一打三反”和
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迫害新幹部的問題。把有的基層黨組織搞癱瘓了。上海這樣一搞，對外地有影響
，有的地方也這樣搞了起來，破壞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把形勢又搞亂了。
“四人幫”利用、控制上海總工會一些頭頭（實際上就是王洪文的一夥小兄弟），自成體系，搞宗派
，搞行幫，自成體系，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誰不聽“四人幫”的話，
就整誰，這伙小兄弟就是“四人幫”整人的打手。這方面，我積極執行了“四人幫”的意圖，參與了這些
活動，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是有罪行的。王洪文每次回上海，多次召開工會幹部會議，有時還不讓
工會幹部給黨委匯報，黨委不知道工會開會幹什麼，完全把工會凌駕於黨委之上。我有時召集工會幹部開
會，也是這樣做的，嚴重地破壞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我有罪。
五、交代我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罪行。
馬天水在十月七日上北京後，我們要馬天水的秘書到北京後，按慣例和上海通一次電話。馬天水的秘
書到北京後，找不到“四人幫”中三人的秘書，電話沒來。我打了一天電話找，一直打不通，就心神不定
。那天下午到川沙縣去了。晚上六點三十多分回來後，我就打電話給辦公室，問馬老有消息沒有？辦公室
的同志告訴我說，沒有消息。九點左右，我打電話找公安部的某某某，問他王、張、姚三人情況，他說：
王、張、姚前幾天還看到，可能因為地震搬家了。沒摸到什麼情況。九點三十分，我就把正在上海的金祖
敏秘書找來，請他打電話找馬老在哪裡。他就通過北京的熟人，在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我與他
通上了電話，在電話中我問他：會議開始了嗎？他答：還沒有消息。又問：來了哪些單位？答：有山東、
江蘇、湖北和三個軍區。還問：那三個軍區？答：有武漢、濟南、南京軍區。我還問了馬老好嗎？他說：
馬老有點感冒，現在正在洗澡。晚上十二點，徐景賢同志的秘書告訴我，說老徐給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電
話，他說華國鋒同志已正式通知他，原來他帶隊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聽到這些情況，我心神更不
定。
八日上午，我到張春橋的老婆那裡，她講她的兒子原定當天要到北京去，想同張春橋的秘書通電話，
從七日晚上到八日上午，電話一直打不通。我當時就把我們同北京通電話也接不上的情況告訴了她，實際
上同她通了“消息”。這也是我的嚴重罪行。
我打了好多電話，一直找不到“四人幫”中三人的下落，又聽張春橋的老婆打電話也找不到張春橋，
心裡更着急。因此，在八日上午，我就把徐景賢、馮國柱、張敬標同志找來一起商量，又把張春橋的秘書
、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肖木叫來，要廖祖康、肖木、某某某再打電話找。張春橋的秘書給姚文元的老婆
和秘書打電話，廖祖康給釣魚臺打電話，肖木給王洪文的秘書某某某打電話，都沒打通。當時，看到了南
京軍區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傳達了軍委首長的指示，又說據警備區告總政通知原在上海開的圖書現場會
撤銷了；他給遲群掛電話沒打通；給人民日報某某打電話問宣傳方針，他吞吞吐吐神態反常等情況。這時
，我們更產生了疑問。
後來，張敬標同志打電話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他說“生胃病了”。徐景賢同志親自要求馬天水接電
話，馬不接，聽徐景賢同志說，馬天水的秘書在電話里暗示說：我老胃病復發了。電話就掛掉了。聽了這
個話後，大家聯繫前面講的情況，進行了議論，引起了很大驚慌。就極端錯誤地認為：中央出修正主義了
，已下手抓人了。
八日中午，我認為自己的分析對了。就帶着這種反動的思想情緒，把金祖敏的秘書找來，他原定八日
回北京，我對他講，你到北京後，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秘書那裡去摸摸情況，趕快打電話給我，並且交代
了聯絡的暗號：如一般情況就說肚子痛，情況嚴重就說胃痛，最嚴重的情況就說心肌梗塞。下午，我和王
少庸同志就分頭找人部署戰備，找了民兵和公安局同志，還有部隊兩位同志。我給民兵和部隊的兩位同志
念了軍委首長指示的電話記錄，又給他們講了馬天水到北京後通不上，找到馬天水的秘書後說“老胃病復
發了”等情況，說現在情況反常，可能出事了。然後就說：一級戰備撤銷後，發現有些單位戰備鬆懈，我
們要提高警惕，要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空飄、海飄，防止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突然襲擊，等。要他們回去抓
緊部署戰備。
下午五點，我從反革命的立場出發，同徐景賢一起開了常委會，把列席常委也找來了，但不找空軍和
海軍的同志參加會議。會上，又把找不到王、張、姚的情況，以及馬天水秘書在電話中講的“老胃病復發
了”，向他們“打招呼”。傍晚，我給遼寧某某某的秘書打電話，請他給毛遠新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毛遠
新的情況；不久，某的秘書回電話說：毛遠新那裡情況一切正常。晚飯後，我從反革命立場出發，覺得要
作最壞打算，就找了王日初和車隊隊長，還有我愛人，要他們給我整理一下放在家裡的一些材料。後來，
他們整理後，把一部分打印的材料燒掉了，當時我未在場。晚上八點半，金祖敏的秘書來電說“我還好，
我娘心肌梗死”。公安部的某某某又來電告訴某某某，說剛才金祖敏的秘書某某某的電話是在我處打的，
現在人員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時，我的反革命情緒進一步發展。
當時，廖祖康要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王、張、姚的三個直線電話，張的電話打通了，但接電話的人說
打錯了。我還打電話找過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位同志，對方說公出了。這時，新華分社告：今晚十二時可能
有重要廣播，問電台說不知道，中央台打不通電話。文化部某某某也來電話給徐景賢，說你要我找馬老，
電話打進去有人接了就掛了。還說，我們這裡也都有病情。這時，肖木說：現在已對文化部下手了。當時
，在場的幾個人情緒十分緊張、激動，說：接下來要輪到我們了，怎麼辦？這時，朱永嘉也來了，他說：
我看這次的事是某某某同某某的結合搞的，其他人是搞不起來的。廖祖康也說：八三四一部隊是很厲害的
，沒有某主任的指揮，一下子搞掉四個人不容易。接着朱永嘉就提出：我們用民兵打它一個禮拜，不行的
話五天、三天，好讓全世界都知道，象巴黎公社那樣。
於是，徐景賢和我等人決定陰謀策劃、緊急部署了反革命武裝暴亂。徐景賢同我及其他人研究了分工
。廖祖康提出，要警備區的四位同志參加，緊急時，可要他們調動部隊。廖祖康、朱永嘉還提出，這次還
要工會的同志參加，可以發動群眾，號召工人起來。於是，徐景賢就擬定一個分工名單，由他帶王少庸和
警備區一個副司令、一個師長等人到一個秘密聯絡點，抓電台、報社等輿論工具；由我同馮國柱、廖祖康
、警備區一個副政委、一個副司令和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某某某、某某等人到市民
兵指揮部，組織反革命武裝力量。到指揮部後，我還把汪湘君找來。張敬標留守康平路，朱永嘉到陝西北
路準備輿論工具。徐景賢當場寫給我一張我帶的人的名單，還寫給我一張條子：“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
，二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
保衛。”我到了民兵指揮部後，先給民兵指揮部和部隊的兩個同志，講了馬天水同志到北京開會去了，沒
有找到王、張、姚，肯定人家已動手了等情況，並大肆放毒，進行反革命鼓動。我煽動說：“馬天水去了
沒有回來，肯定出問題了，把文化大革命出來的‘中央領導’都抓起來了，我們要同他們干。這幾天康平
路不能蹲了，否則一網打盡了。”這以後，由馮國柱、廖祖康同部隊兩位同志和民兵指揮部的部隊同志，
研究部隊的問題。我同總工會和民兵指揮部的幾個人，在另一個房間，詳詳細細地介紹了七、八兩天所發
生的全部“情況”，以及我們幾個人的分析。接着我對大家說什麼：“上海是一月風暴的發源地，我們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着幹，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讓全國知
道。”當時，廖祖康也進來煽動說：周司令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揮抓我們，他們把馬天水關在北京。
也可能他們到松江某師，叫我們去開會，然後把我們全部抓起來。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圖，他邊看邊罵
：“上次就告訴你們了，一張象樣的地圖也沒有，這種地圖怎麼好打仗？”並要施尚英他們馬上研究提出
具體作戰方案（作戰方案由施尚英他們具體去搞的，我未看到，只聽施尚英講，是按國慶保衛工作具體方
案準備的）。他提出，如果外地軍隊來怎麼辦，外地部隊可能以加強戰備名義來怎麼對付，我們要隨時掌
握動向，採取對付措施。還說，鐵路、碼頭、機場都要控制起來，要保證電訊的暢通，我也同意。後來，
就由廖祖康和馮國柱分頭去部署落實。然後，我們就密謀策劃了如何組織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力量，決定由
原來民兵值班二、三千人，準備增到一萬多人，並根據打聯司的經驗，設立一線、二線（秘密指揮點），
在指揮點設置電台。當時，我對陳阿大、黃金海、葉昌明、馬振龍等人說，你們打過聯司，有經驗，那時
也分一線、二線的。如打起來，你們都分到各指揮點去一起抓。還對某某某說，打聯司時，你指揮調度交
通有辦法等，給他們打氣。當時，有的提出把秘密指揮點設在閔行、吳松，或者十七棉、三十一棉，大家
感到這些地方太遠、太暴露，後來決定設在江南造船廠，並設置了電台。施尚英還提出要在楊浦區也設一
個秘密指揮點，我同意（後來我得知設在中紡機廠）。這時，黃金海還提出，東海漁業指揮部有電台，也
好用。施尚英說民兵自己有電台，夠了。馬振龍還講，輕工系統下屬工廠倉庫里有子彈，打起來可以用等
。
半夜，我聽到中央兩個決定的廣播後，我仍堅持反革命立場，還說了很反動的話。我胡說什麼：“這
兩個決定是得人心的，他們抓了旗幟，安定了人心的。”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敵對
的地位，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遠。
九日凌晨，我和廖祖康、馮國柱等人商量，怕老蹲在民兵指揮部遇到情況沒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
自己，建議撤出民兵指揮部，當時廖祖康就提出撤到某招待所去，我就同意了。早上，我問了徐景賢同志
的點和辦公室值班室有什麼情況，都說沒有什麼突出情況。於是，我就回到康平路，想把王洪文、張春橋
的家屬和我們的家屬安排轉移。我提出，要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廠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裡去。還說要把
革命後代，好好保存好，等等。後來，徐景賢說，兩個決議已經公布，家屬現在不要轉移。我又去通知王
、張兩家暫時不動。這天上午，我總算同在北京的馬天水同志通上了電話，問他兩個決議怎麼表態，他說
：要熱烈表態，堅決擁護。問他張、姚、王三人情況，他說：見到了，身體還好，他們很忙。我們一聽到
三人情況正常，就鬆了一口氣，心裡定了。這說明我們完全站在“四人幫”立場上，把自己命運同他們綁
在一起。下午，召開市委常委會，討論、修改了給中央的電報。下午七時，徐景賢要我給施尚英打電話說
：戰備恢復正常，撤銷民兵值班的萬位數，保留千位數。我還問他“懂了沒有”，他說“懂了”。之後，
徐景賢和我當面告訴廖祖康，要他把他那裡集中的一些人（工會的一些頭頭）分散，不要再聚在一起了。
晚上，接到馬天水來電話，通知我和徐二人第二天去北京開會，這又引起我們懷疑。後來又打電話去問馬
。馮國柱、廖祖康、肖木主張我們不要去，去一個抓一個。後來商量還是去。這時，我給葉昌明打了電話
：你那裡不要動，有事要請示少庸、國柱、敬標同志，我們去開會一二天回來。廖祖康提出，只讓馮國柱
、張敬標送我們上飛機，黃濤不去送。（據回來知道，第二號點根本沒有撤銷，由黃濤、廖祖康直接操縱
，把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戴立清、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繼續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
十月十日，我到北京參加中央打招呼會議。但策劃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罪魁禍首是我。十日以後，
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組織活動的繼續發展，十月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風”，都是我在家時煽動、策劃的必然
結果，罪責完全在我。我對黨、對人民犯了大罪，廣大民兵和民兵指揮部的同志，還有很多工會和婦聯的
同志，是沒有責任的。我對他們也犯了大罪，我歡迎同志們對我的罪行進行深入揭發、批判。
這次我策劃武裝暴亂這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絕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長期以來，我對“四
人幫”跟得很緊，中毒很深。我頭腦中只有“四人幫”，沒有黨中央，把這幾個人看作就是黨中央，被“
四人幫”的鬼迷住了心竅，以為自己當中央委員、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都是他們的“栽培”，因
此把自己的命運、前途緊緊連在他們身上。我一直極端錯誤地認為，他們是什麼“左派”、“正確路線的
代表”，認為“跟着他們，就是幹革命”。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後，在電視中看到“四人幫”中有的“面容
消瘦”，我還專門打電話給廖祖康、某某某，要他轉告“四人幫”保重身體。可見，我對“四人幫”迷信
、忠心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正因為這樣，所以把“四人幫”的垮台，就看作是“右派政變”，就要死保
，就去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以武力對抗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說明，路線錯了，立場錯了，就會把事
情全部顛倒過來了。這次反革命事件的發生，是我緊跟“四人幫”，積極參與他們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
罪惡活動的一個大惡果，一次總暴露。早在今年初，中央一號文件下來的時候，馬天水、徐景賢和我三個
人曾經有過議論，講了“張春橋當代總理，外地通不過，華國鋒同志當代總理，各方面通得過，擺得平”
等誣衊和攻擊華國鋒同志的話，我還在總工會幾位同志和上棉三十廠黨委中擴散過。市委辦公室有一份簡
報，其中有幾句讚揚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的話，我叫他們刪掉，這是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的攻擊，矛頭
是對着毛主席的，反主席的，我有罪，罪該萬死！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木在九月下旬帶來張春橋的口信
，說什麼“上海還沒有真正經過嚴重考驗”，“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
等等，與自己頭腦中的反動思想一拍即合。正因為我有這種反動的思想，因此，聽到“四人幫”垮台的消
息，就站到了與全黨、全國人民為敵的一邊。這次到北京參加了打招呼會議，受到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
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立場、觀點才開始轉變，看到了自己策劃這場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性。我決心
徹底交代，徹底認罪
六、揭發“四人幫”反黨亂軍，分裂軍隊的罪行。我也執行了“四人幫”的黑旨意，這方面犯有嚴重
錯誤和罪行。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們在北京開會時，上海和遼寧、瀋陽軍區的同志去看江青。江青對我們說
：部隊搞成這個樣子，怎麼行啊”不注意老中青三結合，老的那麼老了，怎麼打仗？等到部隊搞好了，問
題解決了，我再穿上軍裝，再戴上紅星。在那次開會時，有一次王洪文也說過：現在軍隊新幹部都被排擠
了，只剩下某某某一個人了。“四人幫”篡軍的野心，早有流露。去年，我去北京參加十屆二中全會時，
王洪文向我們說過：現在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四人幫”還對我散
布過攻擊一些軍隊領導同志的言論。
批林批孔時，我去北京，是在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對我說：批林批孔軍隊也開展起來了，是我批了鐵
道兵的一封信，群眾就發動起來了，總政也在動了。我現在到處放火，把軍隊批林批孔搞起來。正是在這
種思想指導下，張春橋、王洪文要我們去發動上海警備區的批林批孔運動，進行煽風點火。他們不僅要搞
亂警備區，而且要我們發動一些人到南京軍區去送大字報，矛頭是對着某某某領導同志和南京軍區的。“
四人幫”總認為部隊亂得不夠，蓋子沒有揭開，所以到處點火亂軍。我也跟着去做了，干擾了部隊的工作
，破壞了部隊和地方的團結，造成了很壞的後果。我也散布過“四人幫”攻擊部隊首長的話。
“四人幫”一面反軍亂軍，另一面就拚命抓民兵。王洪文、張春橋貪天之功，把毛主席關心和支持的
上海民兵的成績，歸功於他們自己。他們竭力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破壞民兵建設，妄圖使民兵成為他
們搞篡黨奪權的陰謀的工具。今年二月，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時，王洪文對我們說過：上海民兵，是春橋
和我兩人搞起來的。去年，王洪文在上海三個半月中，對民兵工作抓得很緊。特別是去年九月十八日在錦
江小禮堂，同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開了一次會，我也參加了。他在會上提出了人武部和民兵指揮部合
並問題，實際上是要吃掉人武部，篡奪兵權，還講了武器裝備要多要好，一旦有事就好使用。暴露了他抓
民兵，是為了陰謀篡黨奪權。這次會議後，我們在兩個區、一個縣試行“兩部合併”，賣力地推行他的黑
主意，破壞了民兵建設，實際上也為這次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埋下了禍根。我積極推行王、張資產階級軍
事路線，是很賣力的，對民兵指揮部同志也放了很多毒，破壞了軍民關係。我要徹底清算自己的罪行。
七、在推行“四人幫”的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搞宗派活動方面，我也有嚴重罪行。
“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陰謀詭計，就要在組織上結黨營私，任人唯親，以我劃線，順我者昌，逆
我者亡。他們不講毛主席提出的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卻提出了什麼“領導熟悉
，群眾擁護”等選拔幹部的標準，提出了不依靠黨組織，不依靠群眾，而是通過座談、談話方式，當場“
相面”，聽發言、看外表的選拔幹部的方法。這完全背離了培養接班人的五項條件，背離了群眾路線。根
據王洪文的黑指示，要辦工農兵讀書班，在讀書班裡，要有右的代表，結果在學習班裡整人。我們辦了幾
期工農兵讀書班，也就是所謂選拔幹部的“苗子班”，這種讀書班辦在高樓大院裡，吃的特別伙食，享受
特殊待遇，實際上是在培養養尊處優，高人一等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在培養修正主義。這項工作是我負責
的，是我的一條罪狀。參加讀書班的同志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主要是路線錯了，這些同志是沒有責任
的。
我推行“四人幫”修正主義的組織路線，分裂路線是很賣力的。召開十大時，王洪文對上海代表名單
大為不滿，說我們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等等。他說：這次上海中委的名額多，看來不能從代表中挑選，
代表中只能選出中間人物當中委。後來他要黃濤和金祖敏兩人，急急忙忙到代表以外的對象中去挑選。“
四人幫”為了挑選他們中意的人，就反反覆覆地選，今天提這個名，明天又改提那個名，因此中委候選人
名單遲遲定不下來，是各地名單中最後提出來的一個，拖了大會的時間。這也是“四人幫”搞陰謀詭計的
一個惡果。象這樣選中委、候補中委的做法，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是從來沒有的。王洪文還說，有的人歷
史複雜有什麼關係，去毛主席身邊的人，有的歷史也很複雜。王洪文一方面攻擊毛主席，同時攻擊了一批
同志，罪該萬死。王洪文還說：什麼階級分析，只要表現好就行了。王洪文的所謂表現好，就是對“四人
幫”好，我們就是按王洪文的黑指示辦的。王洪文對有問題的造反派老頭頭，無微不至的關懷，他說：這
些老頭頭不會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到時候是有用的。這次反革命武裝暴亂中，這幾個人是起了“大”作用
了。王洪文所以要這樣做，是有他的陰謀的，是懷着篡黨奪權的野心的。
在召開四屆人大時，王洪文還要金祖敏準備一大批名單，說是國務院各部都要摻沙子，都需要人。一
九七四年我去北京，王洪文就要我選一點，抽上來考察，到各組辦工作。我們提出過一批名單。這樣搞，
“四人幫”就是妄圖組織他們的“內閣”。四屆人大前（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搞過一批三十個人的
名單（部級十八人，司局級十二人），以後（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搞了個十六個人的名單（都是部級）。
我也積極幹了。罪行在我，組織部門是沒有責任的。今年二月份，張春橋對我們說，不要對各部送人了，
如某某某到了北京，也不起作用。按這個黑指示，中組部來要兩位副部長，我們不給，要一位計委副主任
，黃濤認為去一個人也不起作用，要被人家吃掉的，也不給。
“四人幫”為了實現他們的野心，大搞宗派活動，拉了一夥小兄弟，結成一個小集團，大搞招降納叛
。張春橋在一九六八年就講過，工總司的老頭頭入黨，要報市革委會（後是市委）審批。實際上為這些人
的入黨大開方便之門。在王洪文的指使和支持下，有的人不符合入黨條件，如戴立清、黃金海、陳阿大、
葉昌明、馬振龍等，用各種辦法把他們拉入黨內，陳阿大是先內定當九大代表，再突擊發展入黨的；有的
明明有嚴重問題，也照樣提拔重用；有的違法犯罪，就加以包庇，讓他們逍遙法外；有的已被判了刑的，
還給他平反。這些事，我都參與了，這完全是結黨營私，招降納叛，包庇壞人。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時，
曾告訴我：有事情要多找總工會一些老頭頭商量。因此，遇到什麼事情，或者開什麼會議，我總要在會前
或會後，把幾個小兄弟找來談談，議論議論。特別是在批林批孔時，我常和這幾個人研究分析運動形勢，
研究黨委班子人員，讓工會直接發號施令，不聽黨委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在搞宗派，搞分裂，破壞
了黨的組織原則。根子在“四人幫”，有好多壞事是我干的，下面工會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這裡，我還要交代同張春橋的老婆的往來，這方面我也有嚴重錯誤。從一九六九年三月開始，我同她
有些往來，串串門子，當時並不清楚她的問題。一九七四年，王洪文回上海，對我們說：張春橋要與她離
婚，否則不好辦。這時才知道她有重大政歷問題。但是，我仍舊保持了同她的密切往來，有時也同她談些
工作情況等。這說明自己沒有同她劃清界限，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所以要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討好張春
橋，有時也想通過她向張春橋反映反映自己的意見。這是自己緊跟猛靠“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又一罪證。
長期來，在“四人幫”的控制、毒害和影響下，我幹了不少壞事，犯了嚴重罪行。今天揭發和交代，
只是初步的。我要繼續回憶和檢查，徹底揭發“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同時徹底清算自己的錯誤和罪行
。特別是關於搞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搞宗派集團等方面的罪行，我要詳細地一件件作徹底揭發和交代。我
衷心地、誠懇地歡迎同志們繼續對我的錯誤和罪行進行揭發和批判。自己決心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脫胎
換骨，與“四人幫”決裂，徹底揭發“四人幫”的滔天罪行，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清算自己的罪行，立
功贖罪，將功補過，真正轉變立場，站到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邊，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跟廣大
幹部和群眾在一起，把“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義路線揭深揭透、批深批透，把這場偉大的鬥爭進
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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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1月18日印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