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 ▶時事大家談：疾病負擔日益上升 ，中國面臨藥物創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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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寶申 2016.06.30 00:28
華盛頓—
肺癌和乙肝是中國最常見的兩種疾病，然而中國面臨日益上升的疾病負擔和藥物創新不足的困境。最近，中國國家衛計委完成了與國際醫藥公司首批“國家藥品價格”的談判。有三家藥廠的專利藥實現“降價”，用於治療慢性乙肝和肺癌的三種藥品降價幅度達到50%以上。中國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進展。輿論認為，儘管此次降價幅度令患者高興；但是，在國家出面談判的情況下，花了半年時間卻只有3家同意降價，其結果並不令人滿意。相關公共政策學者也表示，中國的藥物可及性與醫療體制改革成敗息息相關，單靠短期創新和談判降價購藥，是短視行為。中國應該如何降低藥品價格，緩解疾病負擔和藥物創新壓力？《時事大家談》談邀請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和世界觀察研究所中國項目經理馬海兵參與討論。
半年時間內有三家藥廠同意給三種藥品降價，這個成果是像媒體所說的，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同時也是一項惠民政策嗎？對此，世界觀察研究所中國項目經理馬海兵認為，政府出面致使企業做出讓步，並不是必然的，這涉及到各國在藥品價格管理上的問題。而且從各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基本上秉持着一個原則，既要鼓勵創新，又要保證公眾利益，關鍵是如何在這中間找到一個平衡。國家和政府間是處於一個平等、協商的關係，藥廠是否降價是自己的自由，後果由市場和藥廠自願承擔。如果不降價藥品無法銷售出去，是藥廠自已要承擔的風險；如果降價了，也不一定是為了公眾利益。在美國有專利保護法，為了保證藥廠研發新藥的動力，政府會給藥廠很大的利潤空間。等到專利保護期過去之後，會有大量仿製藥出現，藥效一樣但價格會很低。因此在專利保護期內，政府應該讓研發機構獲得一定的利益，這樣才有動力繼續去研發新的藥物。而過了這個階段之後，政府就要照顧大眾的利益，讓藥物價格降下來。而中國的這個事件中，在新藥剛剛面世的階段就被政府要求降價，只能說是一種政府行政上的做法，馬海兵本人並不認同。
對於國家出面和藥廠直接談判的做法，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律師表示他的觀點有一些不同，政府出面談判與藥廠博弈，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存在的，比如英國的公共健康委員會。中國政府部門此次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談判降價是個好事，但是降價幅度還不夠。第一種治療乙肝和艾滋病的藥物已經降價很多，從原來是1500元一個月到現在的499元一個月。後面兩種肺癌藥物依然是十分昂貴，分別達到5000元和7500元一個月，如果綜合算起來是一年十萬元，這對很對普通民眾來說，是很大的負擔，也不是全部都能報銷；而能報銷的部分對於公共衛生系統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還是不夠的。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在於，體制內的政策學家和經濟學者一直有一種聲音說，通過政府降價是主要的途徑，通過一些特殊方式壓制、恐嚇藥廠，達到降價的目的，但是這種做法不具有可持續性。首現，這種方式無法獲得自身的創新性，只是單純的降價。其次，政府參與到全球價差體制中，會被各個擊破。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在國際市場上擔負起對於民眾的責任。
賈平表示，公共健康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過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現在的人口老齡化就是過去體制問題造成的惡果。例如，中國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國，在2015年，新增450萬癌症患者，死於癌症的患者280萬，與2012年相比上升了10%以上，而這也僅僅是從觀測站收集到的不完整的數據。中國還有120萬以上結核患者，在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較高的數字，中國也是世界丙肝第一大國。因此，中國面臨着非常嚴峻的考研。目前中國可用的艾滋病藥物只有五、六種，2001年後世界範圍內生產的新藥，都沒有進入中國市場。儘管藥廠自由競爭、和媒體的介入會有一定幫助，但是醫療、藥品領域有很大的不透明性，和很強的專業性，僅僅靠藥廠的自由競爭後，絕不可能出現降價的局面。事實上，在全球大藥廠自由競爭的模式下，藥品價格不降反升。因此，需要增強第三世界國家的創新能力，以及仿製藥的生產能力。當然，中國是一個仿製藥大國，但是質量很差，還需要藥監、衛生局等部門加強一系列的監管機制和規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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