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肅高饒：一石三鳥高、劉、周
—— 讀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
李昌玉

在中共建政之初，整肅高崗，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高層權力整合事件。毛澤東一石三鳥，打倒了高崗，馴服了劉周，從此開始了他的長達２３年的“個人獨裁”的不歸之路。

（一）一石三鳥高、劉、周

在舉世矚目、先聲奪人的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我閱讀了辛子陵寫的《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其第４章《帝王南面之術的運用》，極為深刻地描述了毛澤東在建政之初，運用帝王南面之術，一石三鳥，把三位地位最高的近臣高崗、劉少奇、周恩來成功地打倒或馴服的全過程，來龍去脈，條分縷析，使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恍然憬然感悟出一張隱藏的底牌，整肅高崗的同時，還暗含着馴服劉周的秘密。

在毛澤東發動的眾多政治運動中，１９５４年整肅高饒，是一個影響比較小的運動，因為它整肅的範圍在高層，公開提名的只有向明等７人。向明是山東分局書記，沒有“擴大化”進而揪出一大批“分子”。但是從影響來看，絕對不可等閒視之。整肅高崗的結果在於毛澤東從此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法理上擅權專權全黨的個人獨裁地位，再也沒有一個制衡他的對手。

高崗不整倒，劉周也不會那麼低首馴服，毛澤東要像後來那樣為所欲為、一意孤行恐怕會遇到許多阻力。

（二）運用帝王南面之術的天才

辛子陵寫的《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第４章《帝王南面之術的運用》，以整肅高饒事件為中心，把毛澤東駕馭群臣的高超技巧，揭露得淋漓盡致，入木五分。整肅高饒是毛澤東在進入北京之後，第一次和高層親信的權力較量，整肅異己，打倒了不馴服的高崗，打壓兼拉攏劉周，提升小鄧，中共中央核心層的人事關係和權力分配重新組合，不但高饒聲名掃地，而且劉、周、鄧也和毛澤東建立了新的親疏遠近關係，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毛澤東個人的專權擅權獨裁地位。這對於毛澤東下一步和以後的政治動向和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反了高饒之後，毛澤東就更加肆無忌憚的一意孤行，為所欲為，發動了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直到文革等等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反高饒起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專權擅權作用。

在辛子陵之前，似乎還沒有學者把這個籠罩在新中國開端的重重疊疊的迷霧，以如此洞悉幽微的眼力和鞭辟入裡的文筆，揭示在歷史的天幕上。讀着辛子陵的揭露，實在是叫人要拍案叫絕。這麼好的絕妙好詞，非常值得一讀，特別是經歷過整肅高饒事件的老人，更應該讀一讀。

何謂“帝王南面之術”？辛子陵說：進京之後，毛澤東主要讀的書就是《二十四史》，從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鑄成毛澤東晚年種種大錯的，諸如迫害和誅殺功臣，在黨內製造派系，堅持終身制和家天下，縱容後黨擅權等等，皆屬‘帝王南面之術’。這帝王南面之術，就是怎樣鞏固皇權，防止大權旁落的學問，就是怎樣坐穩皇帝，怎樣駕馭群臣的學問。”毛澤東在整肅高饒當中，把“帝王南面之術”玩弄得如此爐火純青，天衣無縫，在這方面他的天才真是舉世無雙，罕有匹敵。這是一個現代版的帝王南面之術的典型、樣板，翻雲覆雨，食言自肥，把幾位位極人臣的近臣玩弄得天昏地黑，高崗憤而自盡，劉周服服帖帖，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毛澤東的大手筆：欲擒故縱，放長線，吊大魚

辛子陵以確鑿的檔案文獻證明，毛澤東打倒高崗，採用了欲擒故縱的手法，放了一條常人無法理喻的長線，吊了一條大魚。

作為高饒事件，主角是高崗，饒漱石是陪綁。揪出一個“高饒反黨聯盟”更顯得敵情嚴重。高崗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是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毛澤東的全面策劃之下，召開七屆四中全會，突然襲擊，以分裂黨、破壞黨的團結的罪名，把高饒一拳打倒。這在中共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開創了後來黨內整肅的先河。

高崗生於１９０５年，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共，參與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就是因為有了這個落腳點，所謂“陝北救了中央”。陝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是劉志丹、謝子長，後來都犧牲了，於是排座次輪到高崗。東北解放後，高崗主政東北，和蘇聯打得火熱，又成了“親蘇派”。毛澤東在建國後實行 “一邊倒”的親蘇政策，因此，重用高崗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辛子陵引用了原蘇聯聯絡員柯瓦寥夫的回憶錄，在中共建政前夕，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秘密訪蘇，請求蘇聯援助，商談兩國關係和中共建政的一些問題。在聯共（布）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竟然發言，向斯大林建議“宣布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以保護東三省免遭美國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張胆“裡通外國”的言論，叫劉少奇怒不可遏，在回賓館的汽車上，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回到賓館立刻向毛髮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辛子陵想：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應當比劉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當高崗回國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卻對他勸勉有加，還面許他準備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崗受寵若驚。如此喜怒深藏，可見毛之陰毒，不過當時毛已向世界莊嚴宣布他要“一邊倒”，因此高崗的“賣國”之言正中毛向斯大林輸誠之下懷。

１９４９年毛澤東訪蘇，在瀋陽特地下車遊覽市容？看什麼？為了親眼見證一個傳說：在瀋陽的高樓大廈上，都掛着斯大林身着元帥服的巨幅畫像，卻沒有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親眼看到傳說不虛，還能不生氣？但他仍然沉住氣。不過，當他得到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崗和林彪給斯大林贈送了一個車廂的禮物時，仍然抑制不住氣憤，下令“把車廂摘下，把禮物卸下”。

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最初幾年，毛澤東的腹稿是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新民主主義”舉措越來越不滿，相反卻明顯地倚重高崗，在外界給人要以高代劉的錯覺。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是鄧子恢，委員有陳雲（中央書記處書記）、彭德懷、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等等重量級的人物１５人，所以稱為“經濟內閣”，陣容之強大為黨政各機關之冠，超過了周恩來的“政務院”。當時調五大區負責人進京，明顯地突出高崗，似乎是拿高崗挑大梁。京城流傳“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是一個陷阱，高崗跳得越高，陷得越深。

毛澤東撤銷了政務院黨組，使周恩來有職無權，作為政務院總理，最後分工只掌管外交、教育、公安、僑務等幾個部委，而高崗卻分管８個工業部，重要性明顯超過周恩來。毛澤東從各個方面抑制劉周，倚重高崗，顯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各種政策觀點方面，如，開展“三反”運動，實行新稅制，“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確保私有財產”等等觀點毛澤東嚴厲批評劉周，而肯定高崗。

辛子陵說，“從此劉少奇的黨內理論權威的地位，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權威闡釋者的地位，徹底崩潰。與此相連帶的，劉少奇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也發生了動搖。誰能代替劉？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崗。”毛澤東如此倚重高崗，其實是欲擒故縱，欲取姑予，幾乎是４年之後反右運動“陽謀”的１９５４版本，辛子陵接下來寫道：“在這種形勢下，高崗像喝了‘催命符’一樣，一定會跳出來，而且要取代劉少奇。”

這樣，高崗和饒漱石就結成了倒劉反周的“高饒反黨聯盟”。他們肆無忌憚地行動起來了。辛子陵引用薄一波的回憶。薄一波舉出了許多事實證明高崗的野心和陰謀，他說：“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議由少奇同志臨時主持中央領導工作。實際上，過去毛主席離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贊成輪流。唯獨高崗表示反對，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崗陰謀活動的本質，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總理，而由他擔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他後來在《我的反省》等書面檢討中，承認他的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想要將來做領袖”是自供，不用說在１９５３年，就是到了１９７６年，毛澤東早已人命危淺，奄奄一息，不到他撒手人寰之後，誰也不敢議論此事。華國鋒僅僅憑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大字――另外對老百姓還隱瞞了“有問題，找江青”六個字，就名正言順地成了中國人民的“英明領袖”。這樣滑稽的歷史喜劇豈不是兩千年專制歷史的迴光返照？！
薄一波是處身中共高層，而且經歷了高層無數權力爭鬥的高官，不是歷史學家，所以他在寫回憶錄的時候，跳不出權力爭鬥的是非。對於中國現代史深有研究的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先生，在他的《新中國三十年》名著中，對於這種現象就等閒視之。他說“殊不知在人治中國的國家元首，尤其是開國之君，都是從馬上得來的。一將功成萬骨枯，踩着一條血路爬上層樓，數十年白刀進，紅刀出，爾虞我詐，仇讎盈野。為本身和家庭安全計，他縱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況都是終身制的職業革命家，豈可半途而廢。如部下的從龍之士，硬要逼宮造反，則猶要不惜一切，衛冕護權到底，絕不罷休。老實說，這一特質是世界上所有獨裁政權皆然，中國並不是個例外也。”

薄一波的回憶和議論，當然是按照中共黨內習慣了的按資排隊、按功排隊的思維來寫，褒貶當然自有其理，不過假若按照民主政治的思維來認識，高崗也不至於罪大惡極，罪不容誅。

問題不僅僅在於高崗的野心，還在於毛澤東的工於心計，陰陽相兼，兩面三刀。

辛子陵寫道：“毛澤東深知，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難得，人才也難以駕馭，怎樣使他們在極人臣之位的時候，永遠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澤東是法家的篤信者。……因此任何親信都不能認為是絕對靠得住的。那麼怎麼辦呢？‘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奸劫弒臣》）做國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愛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這個，依靠這個就危險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愛戴的方法，有了這個辦法，王位才能鞏固。法家認為這是‘人君南面之術’的精微。”

毛澤東就是在高崗和劉周之間，不長期地專一地信任一方，而是利用矛盾，叫他們互相牽制，互相揭發，爭表忠心。他把這種方法運用得出神入化。辛子陵認為，“ 建國前夕毛澤東就下了除掉高崗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並不是故意做給高崗看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一目的達到之後，再四兩撥千斤，利用劉周除掉高崗。毛澤東把這一曲連環大戲演得有聲有色，把群臣們看得目瞪口呆。”
這一曲大戲，前後演了大約５年。這算不算“放長線”？

高崗於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７日舉槍自殺，未遂。過了半年，８月１７日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高崗遺留下一個永遠破解不了的疑問：他為什麼要決絕地自殺？是絕望？是抗議？是醒悟？是…………？

饒漱石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患中毒性肺炎死於獄中。中共高官，一犯錯誤，就得監禁至死為止。

辛子陵的《帝王南面之術的運用》這一章，寫了一萬多字，我僅僅轉述了一些要點。

（四）劉少奇、周恩來，吃下一粒苦澀的甜棗

辛子陵說：“高饒和劉周這兩股勢力較勁，是此消而彼長，彼消而此長的。這是常人的思維邏輯。一般政治家處理這個問題也必然是這樣一個結果。但毛澤東以他深不可測的權謀，縱橫捭闔，既除掉高饒，又削弱了劉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厲害、太可怕了。這使高幹們懍懍畏懼。不論是受到毛的信任，還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對主席忠誠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這就是他們從四中全會得到的教訓。”

劉周兩人確實做到永遠“不生僭越之心”。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不敢“逼宮”，失去為黨為國為民清除暴君的機會。周恩來則至死也以保住“晚節”為念，成為“愚忠”的最後一個最高級的標本。

就我所見，整肅高饒之後，南京軍區的師以上幹部集中到軍區學習，我的頂頭上司黃志遠是師級，學習回來後他對於七屆四中全會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退到幕後，讚嘆不絕。他們認為這是高饒反劉周的報應，是毛澤東放權、為劉少奇樹立威信的表現，顯示了毛澤東的大度和英明。幸好，現在我們可以查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４卷，關於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的指示有：

（１）關於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問題給劉少奇等的信（１９５４年１月７日、８日）：要求劉少奇“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

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只通過了一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遵照毛的指示，不點高饒的名，可是，劉少奇作了一個《我的自我批評》的檢討。這樣，如辛子陵所說，這是使劉少奇親手砸了“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牌子，從此劉少奇是一個犯了許多錯誤、被毛主席團結使用的高級幹部。劉少奇的遭遇，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這是毛澤東的故伎重演。在延安，他就導演過一次，人人都要在政治局檢討，唯獨他不檢討。共產黨的文化就是一當檢討就說明犯了錯誤必須下台。

劇作家沙葉新對於中共的檢討文化作過極為深刻的剖析。他說：“檢討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姦、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你的尊嚴，妖魔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污，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需改造的人！這樣的檢討是最讓人痛苦的，大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檢討時內心巨大大痛苦。“（《中共的檢討文化》）

（２）對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修改（１９５４年１月）

（３）關於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徵求對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意見的電報（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８日）
（４）關於高崗來信和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２日）：拒絕會見高崗，如同後來拒絕會見林彪一樣，而把此重任交給劉、周、鄧。

（５）關於由楊尚昆轉達四中全會文件修改情況和有關意見給劉少奇等的信（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７日）

（６）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給高崗問題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

２月１５日－２５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１７日，高崗經受不住眾叛親離的批判，舉槍自殺未遂，說明他“自絕”於黨。

（７）在鄧小平等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上的批語（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２日）

以上文件足以證明，劉少奇、周恩來不過是被毛澤東演出的牽線木偶，每一個節目，每一句台詞，都是由毛澤東策劃派定的，毛在杭州遙控指揮，所以依靠電報往來。

從高崗的片言隻語來看，高崗的思想並沒有什麼閃光的東西，倒是劉少奇、周恩來當時堅持的新民主主義方針、路線、政策比較務實穩健，符合實際，體現了毛澤東早先的許諾。毛澤東對於高崗的拉攏和打擊，手段卑劣，動機陰暗，實在令人齒冷。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６位副主席中，劉少奇排名第二，高崗排名第六，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中，高崗是政治局委員，劉少奇是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無論是自己主持，還是授權劉少奇主持，在七屆四中全會上整肅高崗，完全是搞的有罪推定，先下定了結論，再批判，根本沒有什麼民主程序。劉少奇當時或許認為得到毛的信任，還受寵若驚，興奮不已，哪裡會想到１２年後，自己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歷史竟然這樣驚人地相似，實在是開了一個大玩笑。
（五）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始於整肅高崗

唐德剛先生說：“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雖未盡如人意，然趨勢上則一切看好也。人民政府不是個民主政治，但至少是個現代化的‘集體領導制’（ａ ｍｏｄｅｒｎ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在中央政治局內，高層的領袖們，為國為民，還可集思廣益的，制訂和執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的罷相爭執之後，毛澤東雖驅周未成，卻樹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如此一來，毛澤東就逐漸走向唯我獨尊，歷史三峽之水，在漩渦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變成變相的帝王專制的朝廷了。”唐德剛認為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後樹立個人絕對權威始於一九五八年，恐怕有失偏頗。筆者認為應該提前4年，始於整肅高崗。從此以後，毛澤東心想事成地發動和領導了每一場政治運動，劉周都只能隨聲附和舉手贊成。

從整肅高崗開始，毛澤東的權術就是“怎樣駕馭群臣”，防止大權旁落。這台大戲，他導演得惟妙惟肖，台上台下都目瞪口呆。毛澤東從此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法理上擅權專權全黨的地位，再也沒有一個制衡他的對手。

（六）古今司法的奇觀

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結論說：高崗、饒漱石反黨活動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的唯一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遂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這是古今司法的奇觀！

回想70幾年前，希特勒陰謀策劃的國會縱火案，企圖誣陷保加利亞共產黨主席季米特洛夫為縱火犯與謀劃者，舉行了公開的法庭審訊。季米特洛夫還可以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進行自我辯護，最後因為沒有證據被無罪釋放。可是中共這種“說你是，你就是”的莫須有整人文化，害了多少這自己的同志啊！

在中共建政之初，整肅高崗，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高層權力整合事件。毛澤東一石三鳥，打倒了高崗，馴服了劉周，從此開始了他的長達２３年的“個人獨裁”的不歸之路。

（２００７年十七大前夕於山東大學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