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回憶：西路軍失敗賴不到毛澤東

摘一段給草草看。 也許草草真不了解真相而被蒙蔽了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游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張國燾自己不敢說，所謂的少數人也只敢說毛澤東沒分享情報，
而不敢說毛澤東指揮他們送死， 因為徐向前陳昌浩只聽張國燾的，
彭德懷的兩次聯合作戰計劃被陰奉陽違，毛澤東確實發過一些建議性電報，基本上被當成廢紙， 徐向前只聽張朱所謂的中央； 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張國燾西進逃跑的擋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裡有毛澤東派西路軍去西北送死？ ）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朱德為張國燾開脫，也是為自己開脫）四方面軍只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只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只要指揮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志過了河，決不會有古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這一段是四方面軍將士的牢騷，
張國燾要向自己臉上貼金，帥鍋的對象是陳昌浩，朱德帥鍋的對象也是徐向前陳昌浩戰術不熟練，另外，
西路軍將士應該是接受張國燾西北另立中央背靠蘇聯的美夢的， 埋怨的對象是張國燾沒有與他們一起渡江； 儘管張國燾恨毛澤東入骨， 但是，
再西路軍失敗的問題上四處摔鍋推卸責任， 但是他也不敢把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推給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