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去井岡山參觀過賓館裡的一個套房，毛澤東住過一夜，然後就永遠合攏窗簾，鎖緊門窗，每天早上，服務員進去打掃一下，趕緊退出。這間房永遠處在“待命”狀態，等候偉大領袖什麼時候再來……他老人家住過或者要來住的地方，誰敢僭越？生出這樣的念頭，都有“野心家”之嫌


　　老高按：早年在國內在各地出差或開會時，接待人員一個會帶我們去看一些為領導人修的“行宮”。在杭州，福州、井岡山……都看過這類地方。前幾年回國，到韶山又看了滴水洞。在市場大潮起來之前，就一直關着，渺無人跡。我還記得井岡山賓館裡的一個套房，毛澤東住過一夜，然後就永遠合攏窗簾，鎖緊門窗，每天早上，雷打不動，服務員輕手輕腳地進去打掃一下，趕緊退出。這間房永遠處在“待命”狀態，等候偉大領袖什麼時候再來……為什麼不開放？那還用問嗎？偉大領袖住過或者要來住的，誰敢僭越？生出這樣的念頭，都有“野心家”之嫌。他老人家睡過的床，難道你也想睡上去；他老人家坐過的馬桶，難道你也想坐上去；他老人家推開的窗戶，難道你也想推開——做號令天下的春秋大夢？
　　現在市場經濟中，相信這些地方都派了各種用場，頂不濟，也是一個紅色旅遊的景點，就像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了頤和園，現在不是也成為民眾的休閒觀光的場所了嘛。
　　常常看到一些文章，介紹毛澤東怎麼儉樸，吃飯如何簡單，穿衣如何隨便。鄧穎超為周恩來補睡衣的佳話更是流傳久遠。那些介紹是否真實，我無從置喙，但至少不是全部情況。我常常想起，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所修的這些遍及全國、永遠關閉待命的住過一夜或者等待來住的行宮賓館，想起許多專供毛澤東和少數中央領導人享用的待遇……

　　當然，這些行宮別墅，毛澤東或許並沒有親自過問，都是周恩來、汪東興他們，以及下面各省市、各軍區的人獻忠心。但明察秋毫的毛澤東，能一無所知嗎？
　　在網刊《往事》第84期上讀到一篇原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所寫的《廣州南湖“行宮”修建記》，記述的是：1971年5月到1972年6月底，在汪東興下令和親自過問下，l萬多名解放軍和幾千名工人懷着為毛澤東建好新居的紅心，不分晝夜苦幹，建起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建築群，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方米。
　　興建過程中的種種故事已經讓人嗟嘆不已，而興建之後的故事，更是讓人啼笑皆非。
　　後來我查到，這篇文章原發於《南方周末》。這裡我貼出這篇文章，供更多朋友了解那個年代的一角。文章較長，但願各位能讀下去。



　　在廣州，大概無人不知北郊有個因南湖而得名的遊樂場和豪華賓館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從政府官員到一般市民，卻誰也不知道廣州有個南湖。準確地說，從1971年5月之後，南湖二字才開始出現在高度機密的大比例尺內部地圖上。難道這是新開鑿的人工湖嗎？不是。其實它是白雲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個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庫。它之所以改名，是因為1971年在這裡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幾位重要領導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汪東興交代為毛澤東建新居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初，毛澤東常來廣州。初時他的住處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1號樓，以後又在白雲山的雞頸坑為他修了一組房子。從1962年後，連續多年毛澤東未來廣州。這期間，除白雲山的房子曾接待過西哈努克親王外，省委小島的房子一直空着。兩處房子都沒有進行大的維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當面告訴在京開會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毛澤東有意於年底去廣州過冬，毛在廣州原住的兩處房子長期空置，比較陳舊，怕是不適用了，希望軍區和省委在廣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靜、保密的原則，另行選址為毛澤東新修一處住所。回到廣州，丁盛和劉興元立即按汪東興的要求親赴白雲山區勘察，兩人同乘一輛汽車圍着白雲山主峰轉了半天，但未發現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廣州軍區領導人積極籌劃為毛澤東修建新住所之時，突然發生了江青大鬧小島事件。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下，由海南島榆林（三亞）飛來廣州，安排她住小島1號樓。以前江青常住這裡，那時她對這裡環境比較滿意，因而軍區和省委領導人都沒想到會有什麼問題。豈知，經過“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經今非昔比，她不僅是毛澤東夫人，而且是名符其實的中央首長，要求自然也就不同已往。她一進入1號樓，見這裡基本上還是10年前的舊貌，便面有慍色。而更使她惱怒的是，經過10年發展變化，小島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寧靜。入夜，不時從江對岸的工廠傳來機器轟鳴聲和汽笛聲，還有江上不斷駛過的機帆船的“突、突”聲，聲聲入耳。
　　江青來了個歇斯底里大發作。
　　“這是成心不想讓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隨員：“走！通知機組，馬上準備起飛，回北京！”吳法憲和軍區領導人全都慌了手腳，不管怎樣解釋、檢討，江青就是不依不饒。萬般無奈，只好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在電話里勸了好一陣子，江青終算給了一點面子，答應天亮之後再走。軍區和省委領導不敢再有絲毫馬虎，通知對岸工廠立即停工，又責成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迅速組織人力，到小島東西兩側江面，攔截各種船隻，一律不得通過小島江面。
　　倘若誰不懂什麼叫做淫威，誰不了解當年江青是何等威風，那麼，這可算是一個生動的註腳。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這一鬧，讓劉興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為毛澤東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緊迫性。
　　這一鬧，也把原來在北京遙控指揮的汪東興推上了第一線。4月11日，汪東興乘專機到廣州，稍作停留，即邀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與他同赴海南島，在陵水軍用機場降落後，即轉乘汽車去崖縣（今三亞市）榆林要塞區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過的“元帥府”，就“元帥府”的維修、改建等問題作了指示，隨即與任思忠飛返廣州。
　　“元帥府”要維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間江青住在這裡時，嫌房子門太多，風大；嫌電影放映機沒有機房，放電影時機器好像在她頭上響，讓她頭痛；嫌她隨員住的房子離她太遠，她呼叫不便；還嫌“元帥府”沒有好車，她的車是用專機從北京運來的。聽說江青對“元帥府”的接待工作有這樣多意見，廣州軍區領導哪敢怠慢，趕緊叫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帶上一名建築工程師，趕赴榆林，同海南軍區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元帥府”的維修、改建問題；又把省革委會最好的一台銀灰色“奔馳280”轎車也調給“元帥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東興在軍區大院留園7號同軍區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為毛澤東建房方案。汪東興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後，特別提到：毛澤東對他在北京之外的幾處住所，比較喜歡的一是武昌東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設計、建築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環境好。軍區可以派人到這兩地看看，將來在選點、施工時，爭取把這兩處的優點結合起來。
　　14日上午，汪東興由劉興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雲山東麓老虎洞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後到軍區初步選定的計劃為毛澤東建房的磨刀坑作現地勘察。
　　磨刀坑是白雲山東北的一塊小盆地，南距沙河約五六公里，東距廣（州）從（化）公路約1.5公里。這裡原是廣州軍區工程兵倉庫，周圍山上是茂密的松林，遠離村落，環境清幽，便於保密，進城卻又比較方便。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大的水面，而毛澤東又特別愛水。汪東興也感到這個地塊不夠理想，希望軍區能儘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時間緊迫，要作兩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準備。
　　汪東興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當年國慶節。他說得極為形象、具體：“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等他老人家從城樓下來，就上火車，南下廣州。你們就準備迎接，讓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飛武昌杭州“取經”

　　施工時間滿打滿算只有5個多月。兵貴神速，根據汪東興的指示，軍區便派副參謀長劉如帶領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王慶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鄒合典和一位建築工程師，乘軍區值班專機飛武昌“取經”。武漢方面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對此十分重視，把劉如等安排住在東湖，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劉豐、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李化民接見，然後派專人帶領劉如等人參觀，詳細介紹情況和經驗，解答問題。
　　4月17日，劉如一行飛往杭州，同樣受到浙江省黨政軍領導的熱情接待。劉如等人不僅參觀了毛澤東的住所，還看了正在為林彪修建的房子——過去杭州沒有林彪專用住所。
　　4月18日，劉如一行返回廣州。此時劉興元和丁盛去北京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和中共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臨時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員江燮元於19日聽取劉如等人匯報。通過對武昌、杭州兩地的參觀比較，劉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澤東原在廣州的幾處住所，明顯陳舊落後，修建新房刻不容緩。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優點可以借鑑，不難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圍環境與武昌、杭州相去甚遠，且無法改變。看來還需另覓更理想的新址。他們還認為，武昌與杭州的接待班子實行軍隊與地方合一、接待服務與安全保衛合一的做法，操作靈活，效率高，值得借鑑。
　　江燮元贊同劉如等人的建議，指示一面抓緊進行磨刀坑的施工準備工作，一面繼續勘察，爭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時責成司令部管理局和軍務動員部共同研究，參照武漢的模式，擬制組建接待機構的方案。
　　為了加強施工領導，統一調度施工力量和物資，成立了由江燮元掛帥，有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主要領導和廣東省、廣州市各一位負責人參加的施工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劉如兼主任，王慶林、張小軍、鄒合典和軍區工程兵、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軍區後勤部各一名領導為辦公室成員。

任務加碼選定磨刀坑水庫

　　4月26日，受命專司組織指揮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慶林和鄒合典，攜帶工程設計初步方案和有關資料飛往北京，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作了匯報，經同意後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指定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聽取匯報。28日，毛維忠來到王慶林和鄒合典住處軍委三座門招待所，傳達汪東興對方案的審查意見。汪東興原則同意軍區報送的方案。但是，令王慶林和鄒合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汪東興指示軍區的任務還要加碼：在毛澤東住所附近，還要再為周恩來、康生、江青各修一組房子及相應的附屬建築，而且都要在年內完工！
　　王慶林、鄒合典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匯報了汪東興新下達的任務，劉興元和丁盛也吃驚不小，感到壓力巨大：據粗略計算，計劃為毛澤東修的房子約1萬平方米，5個月內完成，已經夠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個來月，談何容易！更何況，磨刀坑那裡地幅不夠廣闊，安排毛澤東的一組房子已屬勉強，現在要修4組房子，如何擺布得下？
　　劉興元、丁盛決定：一定要另覓新址。
　　經過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圍繞白雲山反覆勘察比較，最終他們建議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庫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庫比磨刀坑又多兩字，但兩者環境、條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庫水面約1平方公里，狀似一條頭朝西南尾向東北的鱷魚，有六七條較大的分汊。它與磨刀坑相距不過1.5公里，但中間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獨立小環境。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庫的最大優點是有一塊不小的水面。這裡雖不能與武昌的東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廣州市郊，卻十分難得；更何況水庫四周有青翠的山巒林木，這方面的條件就不讓東湖和西湖了。
據初步測算，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這裡地勢起伏，樹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確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場所。經劉興元、丁盛看過之後，終於決定把計劃給毛澤東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庫，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這裡，周恩來和康生的房子則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二次進京。他們帶去了磨刀坑水庫一帶的地形圖和其他有關資料。像上次一樣，還是先由毛維忠聽取匯報。
　　13日晚，毛維忠再次向王、鄒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汪對磨刀坑水庫環境很滿意，他大體贊成軍區對建房布局的意見，但是，汪東興特別交代：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遠一些”。王慶林、鄒合典聽後納悶兒不已。
　　汪東興要求軍區儘快呈報設計圖紙，他要親自審查毛澤東住房的圖紙；周恩來住房的圖紙則交由鄧穎超和總理辦公室審查。
　　王慶林、鄒合典回廣州向軍區領導匯報了汪東興的指示，軍區領導和機關又是一輪緊張的運作。在具體研究4組房子的定位問題時，軍區領導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積很大，再考慮到將來的管理問題，何不把4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庫來？
　　5月26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第三次進京。他倆不僅帶去了4組房子的分布圖、設計圖，還帶去了低空拍攝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庫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覽無遺。
　　這次是毛維忠和汪東興一位姓孫的秘書一起聽王慶林、鄒合典的匯報。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毛維忠在聽匯報後當場講了許多看法，那位秘書也講了不少意見。可以看出，這位秘書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生活習慣極為熟悉，對園林建築也頗為在行。
　　毛維忠在臨走時說：“這是最後一次審查了。你們回去就要馬上組織開工。不過，剛才我講的不一定算數。我還要向汪主任匯報，看看他還有什麼指示。你們先不要走，說不定汪主任還會直接聽你們的匯報。”
　　果然，5月31日，王慶林和鄒合典接到孫秘書的電話：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
　　孫秘書親自開車把王慶林、鄒合典接到人民大會堂。
　　由於汪東興已經仔細看過了廣州軍區上報的書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鄒二人再作全面匯報，他們只根據汪東興的提問作了一些補充說明。接見主要是聽汪東興的指示。
　　汪東興首先對廣州軍區1個月來的工作大加誇獎，認為軍區主要領導領會意圖好，決心大，行動快，所以才有現在的成績。他贊同軍區把4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庫南岸的意見。接着談到技術問題。汪東興談得十分具體，對計劃修建的4組共40棟房子從布局、結構、環境布置到內部裝修、陳設，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別是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講得尤其細緻入微，一絲不苟，連地毯邊角的圖飾、色調，哪一盞燈的位置和燈管、燈泡的瓦數，這些極不起眼的問題，都有明確要求。王慶林、鄒合典豎起耳朵聽，飛快地記錄，唯恐有點滴遺漏。
　　講到最後，汪東興忽然又給王慶林、鄒合典來了個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庫這4組房子大體就這樣了。那麼，原來你們選的磨刀坑那裡怎麼辦呢？你們回去向軍區首長講一下：那裡還是利用起來，仿照磨刀坑水庫第一組房子的模式，在那裡給主席再修一組。那個地方也有優點：隱蔽、清靜、朝向好。這樣，一共修建5組房子。還有，省委小島1號和雞頸坑的房子，你們也要改建好。將來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庫或磨刀坑，辦公可以到小島或雞頸坑，讓主席活動一下。”汪東興還給這種活動方式起了個名字：“坐車被動運動”。
　　就這樣，一番輕鬆的談話給廣州軍區下達了一項很不輕鬆的任務。
　　接着，汪東興又講了一句讓王慶林和鄒合典頭大的話：“建築材料你們自己解決，不要找我們，我們管不了！”
　　汪東興也不是什麼都不管，王慶林和鄒合典上次來匯報時，他答應給軍區解決30輛轎車，國產“紅旗”和蘇聯“吉姆”各半；還給解決兩台大電影放映機，毛澤東和江青的住處各放一台。

磨刀坑水庫改稱南湖

　　接見將要結束時，汪東興又講了新房建成後的管理機構問題。他說：“機構的名稱，就按你們的意見，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庫以後就改稱南湖，磨刀坑改稱松園。招待所把這兩個地方統管起來。”
　　為磨刀坑水庫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劉如和王慶林的建議。一次在現地研究施工計劃，不知是誰先提出，把毛澤東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總覺不雅，而且不利於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語，湊了一個意見：武昌有東湖，杭州有西湖，廣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庫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稱松園。他們把意見報給丁盛，丁盛覺得有理，同意將意見上報。現在汪東興一錘定音。
　　從此，在內部地圖上開始以南湖地名取代磨刀坑水庫，以後民用地圖也逐漸改稱。斗轉星移，那裡的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接見結束時，汪東興對王慶林和鄒合典重申了四月間他在廣州講過的話：“請你們回去告訴丁司令員、劉政委，給主席蓋的房子一定要在國慶節前完工。主席國慶節一過就去廣州。從現在到9月底還有4個月，你們務必抓緊！”稍停，他又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七.一’過後，我就讓毛局長到廣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積極籌劃建房工程的同時，廣州軍區還根據汪東興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經驗，緊鑼密鼓地研究了組建一個統管廣州市軍隊和地方內部接待機構的問題。受命負責這項工作的副參謀長劉如，經過與軍區三大部和各有關業務部門多次研討，建議將新機構定名為“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招待處”，下轄南湖、省委小島、從化溫泉等接待單位；還計劃組建5個警衛連，編制總人數1300人。軍區領導同意劉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報，中央軍委辦事組也很快批覆同意。
　　招待處於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廣州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長張小軍被任命為招待處長，軍區司令部直屬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處政委。（未完待續）

光榮的政治任務

　　工程計劃一經批准，就馬上大幹起來。如此龐大的工程，要解決的問題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隊伍從哪裡來？由於經費無保證，又要求保密，更何況工期緊迫，工程複雜，要求高，因而除經嚴格審查先僱請1800名技術工人外，不得不動用部隊和部隊的運輸車輛以及大量工程機械。
　　為便於保密，整個工程稱為“705工程”。這一代號來源於1970年5月中央軍委批准廣州軍區指揮機關因戰備由東山遷往郊外山區，需要修建部分營房的規劃；與此同時，軍區又要為林彪在白雲山下修建一處房子，於是將這兩項工程統稱為“705工程”。這兩項工程於1971年初基本結束。如今，南湖、松園、小島、雞頸坑等處工程都沿用這一代號。
　　為了搶時間，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規，邊設計邊施工。
　　缺少經費和建材，廣州軍區首長和機關不得不四處“化緣”。被求到的單位負責人，一聽說是給毛澤東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盡力支援。軍區最先求到的是總後勤部。由副部長陳龐經手，一次就批了1千萬元——事後聽說黃永勝已經向總後打了招呼。廣東省革委會自然也是捐助大戶。缺少木料，向東北求援，瀋陽軍區幫助解決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分文不收。
　　軍隊修建高級賓館畢竟經驗不足，需請地方專家能人指導。王慶林、張小軍等人想起了廣州市原副市長林西。林西過去分管市政建設頗有建樹，對園林建築尤有獨到見解，在那閉關鎖國的年代曾赴歐洲作過考察，在廣東是公認的一位懂建築工程的領導幹部，頗受陶鑄器重。“文化大革命”一來，他這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資產階級情調”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本人也進了“牛棚”。此時他正在廣州市革委會從化“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施工辦公室給丁盛、劉興元寫報告，建議請林西為顧問，丁、劉照准，批示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辦理。施工辦公室的幾位領導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車趕赴從化，把林西接來。
　　這位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領導幹部，全然沒有一點市長的派頭，同王慶林、鄒合典等人一起，長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軍隊幹部的鼓勵下，他逐漸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顧慮，又拿出了他的絕活兒。同樣的東西，現在服務對象變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了。他的意見受到施工負責人的重視。特別是在環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設置方面，他力主儘可能保持自然美，儘量減少人工痕跡，這些意見都被採納。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時，房後有株大松樹，妨礙施工，很多人主張砍掉，王慶林反對。林西支持王慶林的意見，他說，修棟房子不過一年半載，這棵松樹沒有百八十年長不起來，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來。他叫人在樹的四周挖了個淺池，池中鋪上小石塊，放進半池清水，樹下立了塊大石頭，刻上“勁松”二字，眾人無不喝彩，成為園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裡堆了幾個數十厘米高的平緩土包，園內空地遍植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與園林之美結合起來。1972年後，江青曾多次來這裡居住。這位刁鑽古怪最難伺候的女皇，居然對她住處的環境表示比較滿意。曾同林西共事的軍隊幹部對他無不嘆服。
　　參加施工的部隊官兵，把施工當作光榮的政治任務，冒着高溫酷暑，晝夜苦幹，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進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島1號和雞頸坑1號改建工程都已完成，為毛澤東修建的南湖第一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國慶節即將到來，廣州軍區首長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進展情況，積極落實迎接毛澤東來廣州的各項準備工作，唯恐發生一點紕漏。

獻忠工程變成甩不掉的燙山藥

　　卻不料，霹靂一聲，出了個“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周恩來的聲音略顯急促：“丁盛同志嗎？我告訴你：在廬山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帶着他的老婆、兒子，坐飛機向北面跑了！你們要注意掌握部隊。毛主席命令：廣州戰區的陸海空軍統由你指揮！”
　　丁盛的腦子裡一片空白，周恩來講的那個人是誰？他一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在周恩來連問了幾個“你聽明白了沒有”之後，他猛然想起半個月前毛澤東在長沙同他和劉興元等人談話的情景，現在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他一下子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馬上毫不含糊地表態：“請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誰，只要他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決和他劃清界限，堅決打倒他！”
　　放下電話，丁盛馬上去找劉興元。兩人決定立即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接着，軍區機關、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軍區主要領導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國慶節後毛澤東還能來廣州嗎？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私下裡有此議論。但是他們的準備工作絲毫也沒放鬆，總是要有備無患嘛！
　　1971年的國慶節北京沒有舉行群眾集會，也沒看焰火，汪東興多次講的毛澤東看完焰火就南下廣州的計劃也落了空。
　　五月間經軍委辦事組批准組建的招待處，搭起了架子，兵員卻遲遲沒有着落。到了年底，軍區幾個主要領導和參謀長孫干卿議論：北京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中央首長哪還能到廣州過冬！以後也不會有多少接待任務，要個大招待處有啥用？招待處幾個連隊的補兵計劃至今也沒有批，我們何必硬撐着，乾脆把招待處撤銷算了！意見報到總參謀部，很快批覆同意。12月27日，成立僅僅半年多的招待處宣布撤銷，同時成立團級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領導。
　　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沒來廣州。廣州軍區許多人都說，當初若不是考慮接待毛澤東，哪能興師動眾在南湖修那麼多房子？結果白費了力氣！

　　豈止是白費了力氣！參與這項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們滿懷一片赤誠，辛勤播種耕耘，到頭來收穫的竟是一個燙手卻又甩不掉的山藥蛋，是一隻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圍繞“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波，凡參與組織實施這項工程的，絕大多數人受到長達數年的清查批鬥，遭到不公正的處理，有的甚至徹底斷送了自己的事業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後，不斷從北京傳來對廣州軍區不利的消息。有的權威人士作了這樣的論斷：廣州軍區的前身是第四野戰軍，林彪是第四野戰軍司令員，黃永勝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林彪現在反黨叛國，曾計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廣州軍區與林彪關係很深，因此，應該作重點清查。
　　廣州軍區機關有些幹部私下議論：如果要追溯歷史，為什麼只到第四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的前身是八路軍115師，115師的前身是中央紅軍，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三人論地位論威望，都在林彪、黃永勝之上。按照上述邏輯推論，豈不也可以說廣州軍區是最光榮、最可信賴的部隊嗎？
　　“批林整風”運動一開始，北京便有人提出：龐大的“705工程”究竟是為誰修的？是不是為迎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從“705”的數字得到靈感：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弄了個反革命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廣州則有“705工程”，這兩者是什麼關係？
　　廣州軍區負責人對外界議論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隨着這股風越吹越大，他們開始有些不安。冷靜地想一想，這中間確有紕漏。最大的問題是：這樣一項耗資數千萬元、調動千軍萬馬的浩大工程，竟然沒有中央的書面指示、批件，沒有列入國家建設計劃！過去全憑上面某人的口頭指示甚至暗示，全憑對領袖的“深厚階級感情”，就不顧一切地大幹起來。現在如果叫真兒，上面再不認賬，那可是空口無憑，有理說不清呀！
　　要趕快採取補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慶林叫到他家裡。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帶倦容，坐在沙發上。一向快人快語的丁盛，此時有些心緒不寧地對王慶林說：“最近北京對‘705工程’有些反映，說是給林彪修的。我們過去也疏忽了，工程沒有在國家正式立項，沒有‘戶口’。我和汪（東興）主任商量過了，這事兒需要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補報一下。你對情況熟悉，你儘快準備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計委、建委作個匯報。汪主任已經給他們打過招呼。再看看汪主任還有什麼指示。”

丁盛的補救措施

　　12月3日，王慶林攜帶“705工程”設計圖紙、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飛抵北京，同行的還有一位通信科長。到北京後，王慶林首先感到異常的是，這次他沒有被安排住軍委招待所，卻被安排到了北京飯店；那裡的工作人員又特熱情，他走到哪裡都有人跟隨。王慶林感到很不自在。
　　當晚，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和國家計委一位叫張彥文的處長來到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匯報。
　　謝北一和計委的那位處長對王慶林很客氣，在聽過匯報並看了王慶林帶去的一些資料、主要是照片之後，謝北一說：“軍區修房子，東興同志到現地看過了，整個工程情況他清楚，我們按東興同志的意見辦就是了。我們不是對這項工程進行審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這項工程，我們想了解一下情況。再就是你們申請解決420套陶瓷潔具，數量大了，要這麼多幹什麼？主席最近有個指示：國內節儉些，多外援一些。你們要的潔具都是高級產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員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臨別時，謝北一看了一下張處長對王慶林說：“很快要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了，你們還缺什麼材料，到時可以在會上提出來。”
　　兩天后的晚間，毛維忠也來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匯報，並傳達汪東興的指示。匯報近3個小時，毛維忠不時提問，而且問得很細。最後他傳達汪東興的指示：修這項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後，有的寫檢舉信，說房子是給林彪修的。這個工程確實大了些，又沒向中央正式報告。工程經費，你們軍區首長原來表示自己解決，後來又到處要錢，總後就是1000萬，還向軍委工程兵和廣東省要，動用兵力也很大，難怪有反映。現在你們趕快寫個材料，向中央補報一下。
　　王慶林表示回廣州後立即向軍區領導匯報，然後以軍區名義向中央寫個報告。
　　“不行，”毛維忠斬釘截鐵地說：“汪主任讓你們馬上寫。”
　　王慶林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丁盛，丁盛說就按汪主任的要求辦。王慶林只好寫，簽了自己的名字。
　　毛維忠拿上王慶林寫的報告和各種資料走了，說是馬上送汪東興審查。
　　不到1個小時，毛維忠又回來了，傳達汪東興看過王慶林的材料後的指示。汪東興對工程總的感到滿意，認為軍區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慶林回到廣州後要提醒軍區領導：現在“政治氣候不對，要避一避風”。南湖的4組房子，第一組已經完工，第二、三、四組即將完工，要繼續完善配套。原計劃在松園給主席再修一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東興對南湖工程代號為什麼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並問“705工程”的經費開支是否僅限於南湖工程？
　　汪東興還對南湖4組房子的編號問題作了指示，認為現在的編法不妥。他說：一個辦法是不編號，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順序顛倒過來，或者把現在的編號打亂重編。將來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說哪套房子是為哪位首長修的，首長願意住哪兒就住哪兒。
　　汪東興對房子編號的意見，大概主要是着眼於安全警衛。至於說“首長願意住哪兒就住哪兒”，恐怕此話只適用於毛澤東和江青，周恩來和康生絕不會住進計劃給毛澤東和江青住的房子裡去。

定心丸

　　王慶林於12月7日向丁盛、劉興元、江燮元和軍區參謀長孫干卿等人匯報了赴京匯報情況。汪東興和國家建委領導都肯定了“705工程”是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續有些不夠完備，這讓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對汪東興所作的指示，他們認真研究了落實措施。但是對汪東興關於停建松園工程的指示，他們卻覺得問題很大。當時工程的地基已經打好，各種建築材料也已大部備齊並進場，而且這些材料大多是為松園工程定製的，無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將會造成很大浪費。會後丁盛、江燮元和孫干卿又去現地察看，覺得工程還是不宜半途下馬，三人又向劉興元講了他們的意見，最後一致決定，還是要一鼓作氣，把這組房子修完。劉興元說：“修起來沒人住，就是當倉庫，也比半拉子工程丟掉強。”
　　汪東興很關心他的指示的落實情況。12月29日，毛維忠奉汪東興之命專程來廣州檢查“705工程”施工質量。他到廣州時已近黃昏，乘車逕赴南湖，顧不上休息，由王慶林、張小軍陪同，先後檢查了為毛澤東和江青修的兩組房子。當晚他住在毛澤東的房子裡，親身體驗房子是否適用合格。
　　第二天，毛維忠又仔細查看了毛澤東在省委小島和雞頸坑住過的房子以及軍區在老虎洞為林彪修的房子，並在雞頸坑也住了一夜。雞頸坑的房子雖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組房子都小得多，裝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裝修，更適於居住。汪東興和毛維忠決定這裡繼續做為接待毛澤東和江青的一個備用點。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連日進行長談，這裡便成了她的落腳點之一。這是後話。
　　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參謀長孫干卿在老虎洞會見了毛維忠，毛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後北京一些人對“705工程”的議論和疑問。他承認，工程規模確實大了點，花錢也多了點。他說：“這我也有責任，應該作自我批評。”但是，這項工程在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他說，汪東興已經在王慶林受軍區首長委託在北京寫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見，說明工程是為中央首長修的，“與林賊無關”，報中央備案；毛維忠又給廣州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汪主任說，你們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後，毛維忠對他看過的幾處房子逐一品評，提出改進要求，共有數十條之多，其觀察之細緻和要求標準之嚴格，給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檢查完了廣州，毛維忠又去海南島榆林檢查“元帥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維忠返回廣州，仍住南湖為毛澤東修的房子。丁盛和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換了意見。

工程概貌

　　經過l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雞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於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園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數據：
　　南湖1組：1971年5月2日開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棟、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6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組：1971年6月19日開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棟、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組：進度同2組。共建房5棟、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組：1971年8月2日開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棟、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園（亦稱南湖5組）：1971年9月開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棟、1.3萬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還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員（包括警衛分隊、通信站等）修建辦公室、宿舍、營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護坑道1條，大型隱蔽部3個，半地下電站1個，各種電纜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應的配套設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僱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一組1萬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僅用半年左右時間建成，過去連想都不敢想。南湖與松園工程建成，讓廣州原有的內部高級招待所無不黯然失色。這裡環境開闊，湖光山色，風景幽美，空氣清新；布局合理，設計精妙，工藝嚴格，陳設考究。此外還有兩個最大特點：建築高大、堅固。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着眼於應付突發意外情況：外牆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毛澤東：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修的

　　在廣州郊區為毛澤東修房子，作為總策劃的汪東興是何時、如何向毛澤東報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幫”後，汪氏在他發表的一些回憶往事的文章中，對此一字未提。但廣州軍區領導人，則是在建房過程中，便向毛澤東作了報告的。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牆腳”。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並未感到詫異，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毛澤東接見丁盛、劉興元等人時，汪東興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決湖南問題——主要是據稱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卜占亞上了林彪“賊船”的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雞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周恩來接着說：“主席講到這裡，我還插了一句：那裡的房子，我去看過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見修的。”
　　周恩來最後點明了他談這個問題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後誰也不要再在廣州房子的問題上鑽空子、做文章了！”

　　毛澤東的指示果然頂用。儘管廣州軍區領導人和部隊同林彪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九一三事件”後不斷有人試圖把廣州軍區的一些重大活動、包括南湖建房問題同林彪掛鈎，但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在“批林整風”運動高潮中，竟無人再提南湖房子的問題。相反，那時還不斷從北京傳來毛澤東表揚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的話，說他們聽了毛的“吹風”之後，態度鮮明，轉變快，“聽我（毛澤東）的話”；“九一三事件”後，又認識錯誤好，檢討深刻。

　　　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廣州|友誼劇院向黨政軍機關局、師級以上幹部作報告，宣講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她的那一封信。臨近結束時，她話題一轉，講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說：“九一三”凌晨，周恩來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林彪出逃情況，她當時就在現場。廣州軍區接電話的是丁盛。聽了周恩來的情況通報後，丁盛當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廣州軍區全體指戰員堅決聽從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揮，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決打倒他！”撂下電話，周恩來滿意地連說了兩聲：“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還怕大家不信，又說：“這我不是恭維丁盛同志，當時情況就是這樣的。”

　　江青的這番話博得熱烈掌聲。江青的表態非同小可，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到會的軍隊幹部尤其高興，因為這證明廣州軍區領導班子是中央信得過的，具有光榮歷史的廣州軍區是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軍隊。
　　可是，誰想江青讚揚丁盛的講話最終卻害了丁盛。4年之後“四人幫”倒台，在劫難逃的丁盛，又被從林彪的“賊船”趕上“四人幫”的“賊船”，說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積極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其罪證之一，就是江青的這次講話。這是後話。
　　在這次報告會上，江青還大罵林彪，並藉機敲打廣州軍區。說林彪要暗害她，給她派了一個特務護士，天天給她下毒，她與林彪不共戴天，可是廣州卻有人為林彪修“行宮”——她指的顯然是軍區為林彪在老虎洞修的房子。其實，同南湖相比，老虎洞怕是連小巫也夠不上。論規模，論氣勢，論用途，在廣州只有南湖堪稱當之無愧的“行宮”。
　　評論“九一三事件”後一段時間廣州軍區的政治形勢，可以用4個字加以概括：有驚無險。

風雲突變

　　但是，到了1974年春，風雲突變！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賀南海前線軍民取得西沙群島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為名，親筆給到職未及一月的廣州軍區新任司令員許世友和排名在孔世泉、陳郁、王首道之後的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寫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詩人、一名記者為特使，乘飛機將信送來廣州，同時還帶來《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匯編》等批林批孔“學習材料”各500份。江青說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洶湧澎湃”，正在“進行一場持久的鬥爭——批林批孔運動”，“我們是心連心的”，要求許世友和趙紫陽與她一起投入這場鬥爭。
　　雖然這3名特使中的詩人和記者原是廣州軍區的一般幹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資歷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許世友特別指定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領導去機揚迎接，他與趙紫陽則在特使們下榻的軍區第二招待所（東山賓館）迎候。接過江青的信，叫人讀了一遍，又與趙紫陽作了研究之後，許世友立即指示軍區司令部辦公室連夜將信用大字排印，部隊發到團，地方發到縣（海南島駐軍發到連隊，地方發到公社），並要求接信後立即認真組織學習。許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間說了不少感謝江青關懷之類的話。幾天之後，許世友又與3位特使在海南相會，並再次宴請了他們。
　　1月29日，在軍區禮堂召開駐廣州陸海空軍幹部大會，宣讀江青來信，軍區領導表示要“不辜負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指示”，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大會之後，許世友又主持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談感想，表決心，定部署。會議結束，黨委秘書立即遵照許世友的指示起草電報，感謝江青對廣州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導，並報告對她指示的傳達貫徹情況。
　　江青的來信使廣州軍區的“批林批孔”運動迅速起動、升溫。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當代“大儒”，其重點是“批孔”，即從批“孔老二”入手，聯繫當前路線鬥爭，打倒她的（或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政治對立面，毛澤東也說過“批孔比批林更困難”之類的話；但在廣州，許世友則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聯繫鬥爭實際，重點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許世友說：“為什麼林禿子要來廣州另立中央？就因為當時黨、政、軍都掌握在他們手裡，司令是他們的，政委是他們的，書記是他們的，（革委會）主任是他們的。廣州陸海空軍都被他們控制了，三軍都有他們的人！”這次運動就是要把這些“他們的人”一個個都揪出來！
　　但是，運動開始後的一段時間，無論軍區黨委常委內部還是軍區機關，對運動的表現卻讓許世友很不滿意。為改變這種狀況，許世友使出了殺手鐧：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為廣州軍區兼職政委的趙紫陽，讓趙以軍區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賓館接見廣州原兩派群眾組織的33名頭頭，向他們通報軍區運動的進展情況，宣布劉興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黨，要求與造反派“共同奮鬥，你們在地方上揭，我們在軍隊揭”。本來就不甘寂寞的兩派頭頭們，聽了這番話大為振奮，當天便把炮轟軍區原主要領導人的大標語貼到軍區機關四周。
　　其二，把過去黃永勝、劉興元當政時期因各種原因受過處分被調離軍區機關或轉業地方的人員，請回軍區機關參加運動。這一招很靈。這些人對黃、劉等人滿腔怒火，無所畏懼，敢想敢說，很快成為帶動運動的骨幹力量，造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局面。
　　進入5月份，運動的溫度已經很高，對軍區原領導成員“參與林彪武裝政變陰謀活動”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聞”讓人目瞪口呆。許世友信心十足，他頻繁召開大小會議，鼓勵大家再加一把勁，“捅破這層窗戶紙”，“打破沙鍋璺（問）到底”，徹底揭開廣州軍區被捂了多年的“階級鬥爭蓋子”，特別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謎底揭開。

許世友為南湖工程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處很快成為許世友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會上宣布：“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裡？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為林彪修的。那個招待處，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廣州的接待處！”
　　此話一出，軍區原主要領導人劉興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黨自然更是鐵定無疑的了，但他們都已調離廣州，於是曾參與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員江燮元、參謀長孫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對象；幾個負責組織施工者，本來就已定為運動中的“重點人”，現在又進一步“升級”，劉如、王慶林、張小軍三人的日子尤其難過。三人在小會、大會說明情況，材料寫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卻是越說越說不清，主持運動的領導說他們的根本問題是“中毒太深”，沒有“轉變立場”，必須“擊一猛掌”。而更讓三人沒有料到的是，正當他們焦頭爛額之時，卻又後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處政工科科長的幹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來揭發：軍區原主要領導早已向招待處領導“交底”，招待處就是用於接待林彪的；為迎接林彪南逃廣州，“九一三”前招待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林彪葬身溫都爾汗，軍區原主要領導如喪考妣，指示招待處領導在南湖修了兩大一小共三個墳包，為林彪招魂，兩個大墳包是給林彪、葉群修的，小墳包則是林小賊（立果）的；因為不敢公開在墳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勁松”兩個大字，表示對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讚頌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刻骨仇恨。
　　被批鬥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他們有一個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會為他們說話的。他們苦苦地盼着這一天，特別寄希望於汪東興，只要汪主任出來說一句話，誰還敢拿這個問題做文章！但是他們的希望卻最終變成失望。

急剎車

　　大約上面也感到許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於運動的發展。1974年7月29日，終於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軍區黨委常委發來一份緊急電報指示，批評在前一段運動中“隨意宣布劉興元、丁盛等同志為死黨、反革命，對其他同志也點名過多，勢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糾正；並決定派韋國清來廣州主持軍區的運動。這份電報屬絕對機密，只在軍區黨委常委中傳閱。韋國清雖然是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來一直是廣西自治區黨委的主要領導，不過問軍區日常工作，現在中共中央決定他緊急趕赴廣州，主持軍區的政治運動，可見事情非同小可。這是對許世友在政治上的一個重大打擊。軍區的運動來了個“急剎車”，原來揭發出來的那些引起轟動的材料，揭發者紛紛打了退堂鼓，承認自己撒了謊或者是“聽別人說的”，卻又記不得是誰說的了。
　　就這樣，對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湖移交廣東省委

　　廣州軍區機關對南湖工程的清查鬧得熱火朝天，其實此時的南湖已經不屬軍區，而改屬中共廣東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東興堪稱毛澤東最具權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廣州軍區領導僅憑他的幾次口頭交代，便殫精竭慮、不遺餘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園）工程，並按照汪東興的意圖組建了龐大的黨政軍統一的內部接待機構。不曾料想，僅僅過了兩年時間，還是同一個汪東興，卻又對廣東的內部接待工作來了個大改變，他通知廣州軍區和中共廣東省委：今後對中央領導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負責，南湖招待所移交廣東省委。於是，整個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園林、全部建築、各種家具陳設、幾十台高級轎車，一概無償地移交給廣東省委；招待所的軍隊幹部集體轉業。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鍋還得由廣州軍區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南湖工程成了廣州軍區和廣東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對象，所不同的是，由於省委機關對這項工程的來歷所知更少，因而他們所謂的揭發批判就更多些捕風捉影的東西，更加不着邊際。
　　1975年10月，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他在一次大會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後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領導有了明確態度，果然一段時間以內便沒人再拿南湖問題做文章了。

“揭批查”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倒台。一年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四人幫”罪行的“揭批查”運動。上面認為“廣州軍區……問題比其他單位多”，是“重災區”。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廣州軍區出了黃永勝、溫玉成、梁興初、丁盛”，“還有劉興元”，“路線鬥爭是兩次，實際上‘四人幫’、林彪是一夥的。”
　　有了上面的定調，許世友在動員大會上宣布：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基本任務還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揭批林彪一夥，就是揭批“四人幫”。他還說，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眼看就要揭開軍區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蓋子了，但由於“四人幫”的干預，運動半途而廢。
　　既然要繼續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質和用途問題。許世友又提出兩點疑問：
　　第一，1971年5月，軍區成立了師級招待處，為什麼林彪一死，當年12月底招待處就匆忙解散了？說明劉興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處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為什麼要將廣州至從化的公路改線，而且在新選的線路上開了一條可供隱藏飛機的隧道，還計劃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飛機的路面，是否是為林彪準備的政變工程？
　　關於招待處的成立與撤銷，前面已有交代。關於廣州至從化公路改線工程，最早的倡議者是劉如。廣州至從化公路約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時新辟的一段通往從化的公路稱為廣從公路改線工程，其實並不確切，劉如建議修建的不過是從廣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長約10公里的迂迴路。據劉如說，他在受領組織修建南湖工程任務之後，感到這裡緊靠廣（州）從（化）公路，而且這條路汽車流量很大，既不利於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議，在原有公路以東，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築一條避開南湖通往從化的迂迴路。軍區領導採納了他的建議。在計劃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約1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劉如考慮，如果修盤山路，彎多坡陡，行車不暢，而且從山頂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議：乾脆打隧道，雖然工程量和難度大些，也要多花點錢，但從長遠看，好處很多。劉如是主管作戰的副參謀長，每進行一項基本建設，他都要考慮對未來戰爭的影響。他覺得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戰時需要考慮進去，做到平戰結合。他看到，這條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較開闊，於是建議選擇一段路面拓寬加固，可作為戰時飛機迫降的簡易跑道；再將隧道加高加寬，迫降的飛機可進入隧道隱蔽，也可作為汽車的防空洞。他這兩條意見也被軍區領導採納。劉如隨即根據劉興元的指示，請廣州市革委會負責施工，軍區工程兵給予技術支援。由於修隧道和飛機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軍，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根據軍區指示到現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後，顧同舟被定為林彪死黨，這便使事情複雜化了。
　　劉如還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當“九一三事件”發生時，這條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條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說這項工程是為林彪武裝政變準備的，在時間上就無法解釋。劉如還有沒說出來的意思：南湖工程剛開工時，林彪還是寫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那時候誰能想到他和毛澤東會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再說，稍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廣州發動武裝政變，一條短短的隧道在戰略上有啥作用？
　　劉如的一切陳述都被斥為狡辯。至於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對南湖幾組房子修建來歷情況的說明，非但全然無用，而且被認定是“為林賊開脫罪責”。唯一出路只能是老實“認罪”，起碼要承認自己階級鬥爭觀念不強，路線覺悟不高，上當受騙，幫壞人幹了壞事，接受“群眾”批判，聽候組織處理。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間，幾位參與其事受批鬥者，除了想方設法搜集材料、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來歷的負責人出來說明情況，這種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尤盼此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出來為他們說話。但不知為什麼，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發。

未了的尾聲

　　廣州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從1977年11月正式開始，於1978年底結束。如果不是廣西邊境發生戰事，幾十萬大軍出動，也許運動還要持續下去。在軍區司令部，運動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幾名師以上幹部作了組織處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人，他們的罪名是為修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偽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處理者都不得參加對越作戰。這是對革命軍人的最大羞辱。受處理者個個滿腔憤懣。
　　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者始終弄不明白：這項工程從籌劃到完工，過程清清楚楚，而且軍區領導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澤東作過報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來和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幾位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去住過，都對房子的周圍環境和房子的設計、施工大加讚賞，這些房子的來歷和用途一清二楚，為什麼竟沒有一人出來為它正名，說句公道話，不惜讓一些人長期蒙冤受屈？

　　2007年10月3日初稿於廣州，2009年4月25日定稿

　　全文有刪節。原文所列附件（刪）：
　　1，“705工程”位置圖（1：100000地圖，1971年標繪）
　　2，南湖工程分布圖（1：10000地圖，1971年標繪）
　　3，汪東興、毛維忠關於修建“705工程”的6次談話記錄（1971年4月28日至12月30日）
　　4，劉如關於南湖工程的3個說明材料（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