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的一封勸降書。此書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殺。這份日本人寫的勸降書可謂一篇千古奇文，它根本不是一份勸說敵人放棄抵抗立即投降的戰場文件，而是從中華帝國的科舉制度開始說起，比照日本曾經經歷過的辛酸歷史，解剖中華帝國衰敗的原因。即使在百年之後，仍值得所有中國人在夜深人靜之時燈下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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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戰日將寫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書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大山巌頓首

伊東佑亨 頓首

大日本帝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

謹布上文。

對勸降書的點評

在中華帝國的咸豐、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種種事變，從太平天國內亂到外國勢力的入侵，使隔岸觀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個道理：避免外國勢力入侵的最好辦 法，並不是提心弔膽地關着國門，而是要不遺餘力地發展自己。與中國歷代皇帝“海禁”的對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國策”： “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個國策的擴張思路多少年後仍沒有改變：控制朝鮮半島以衝出小島踏上亞洲大陸，進而控制蒙滿，最後征服整個中國。

而中華帝國散發出腐朽味道的體制已經令這個大國千瘡百孔。即使從版圖和歷史積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國力上並不比日本差多少，許多方面甚至遠遠在日本之上， 但是，帝國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機。它就猶如一條破舊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風浪，便可以讓它面臨顛覆的境地。何況是在爆發了戰 爭的情況下。

戰爭爆發了，當帝國的艦隊遭到日本海軍襲擊並且受到重創的時候，軍方不敢、也不願意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皇宮，因為當時正是帝國皇太后60大壽的慶典期間。帝國 海軍的所有軍艦都是在光緒十四年以前購買的，從那時到戰爭爆發的光緒二十年，帝國政府明令禁止海軍再購買軍艦和更新設備，理由是“時艱款絀”。然而，誰能 相信如此龐大的帝國會窮到連幾艘軍艦都買不起的地步？據說僅僅維持帝國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萬兩銀子，天天4萬兩銀子，足見國庫之豐厚。

1894年11月7日，中國那座沒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連陷落。黃昏時分，城內滿城大火，風雪中日軍把中國百姓不分老幼驅趕到城外進行報復性屠殺，中國百姓的血流進護城河已經結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熱血流過而融化。

而正是在這一天，帝國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內慶祝她的“萬壽吉日”。早上7時，慈禧身穿龍鳳呈祥的禮服，由樂壽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頂轎，在身穿紅綢紗衣的校尉和 太監的簇擁下，從寧壽宮到承乾宮拈香。韶樂聲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後行跪拜大禮，然後是盛大的皇家宴會，宴會上演出了華麗的中國戲——京劇。內務府 的賬本上記載着為皇太后過生日所花費的銀兩數字，數字之巨大足以讓全世界為之瞠目。作為女人，這位皇太后為自己的生日準備的首飾合黃金1萬兩，合白銀38 萬兩。她為自己的生日準備的衣服，包括各色綢緞龍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繡壽字圖案襯衣等等，分別由蘇州、杭州和江南三個織造局承制，共花費白銀 23萬兩。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所經過的道路被分為60段全部進行了修飾，其間還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龍棚、經棚、戲台、亭座等裝飾性“點景”209 座，修飾造價共計白銀240萬兩，加上紫禁城內的宮殿修飾、賀禮宴會、演出唱戲、皇家賞賜和各省進貢，帝國皇太后一個生日的花費該在1000萬兩白銀以 上。這個數字，和帝國政府賬本上的海軍經費差不多。但是，帝國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園，於是，海軍軍費被“暫時”借用了。

關於頤和園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國海軍軍費，至今依舊是一筆糊塗賬，因為除了動用海軍軍費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繳，戶部的撥發，各級官 員的“敬獻”，所有的賬目混在一起總數大約為白銀3000萬兩。關於頤和園修建費用的數字，由於統計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別。“3000萬兩”出自《清宮遺 聞》：“修頤和園款多出之海軍經費，聞約三千萬兩。其修理費，則出土藥稅”。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上），（台）蘇同炳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頁。當時，英國和德國製造的最現代化的戰艦價格大約是50萬兩白銀，而帝國北洋艦隊鼎盛時期軍艦總數不過25艘左右，這樣算來，帝國皇太后每半個月就要花費掉買一艘巡洋艦的錢，而她修建私人花園的錢足以讓帝國擁有三支由最先進的戰艦組成的北洋海軍艦隊。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慶典達到高潮的時候，旅順緊跟着大連陷落。在日本第一軍團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內，日本軍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對中國婦女肆意凌 辱，對中國平民殘酷屠殺。日軍從旅順東面的上溝殺到西面的太陽溝，中國平民幾乎沒有一人倖免，城內城外到處是開膛破肚的中國男女老幼的屍體。1894年 11月28日的《紐約與世界報》報道說：“旅順的日軍從攻陷旅順的第二天開始，連續四天殺害了約6萬名非戰鬥人員、婦女和兒童，在整個旅順免遭殺害的清國 人不過是為掩埋屍體而倖存的36人。”

這樣一個帝國的任何抵抗都將是徒勞的。

這一點，連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軍在威海海戰中面臨覆滅之災的時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國海軍的高級軍官收到了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的一封勸降書。此書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殺，因此尋找不到有關丁提督看完這封勸降書之後的表情和言論的記載。這份日本人寫的勸降書可謂一篇千古奇文，雖 寫於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後的所有中國人在夜深人靜之時燈下細讀。

無法得知這位日本軍人為什麼會在這樣的時刻與自己的戰爭對手談論主題如此重大的國家政治問題。這不是一封通常意義上的勸降書，從內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勸 說敵人放棄抵抗立即投降的戰場文件。這個日本軍人從中華帝國的科舉制度開始說起，比照日本曾經經歷過的辛酸歷史，解剖中華帝國衰敗的原因。奇特的是，這些 關於國家變革的理論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見日本人對自己國家的崛起有着多麼深刻的感受和認識，它確實需要中國人“虛心平氣”地深思，思“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巨變的時代，對於封閉的中華帝國來說，“更張新政”已是“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否則，這個巨大的帝國即使再買多少軍艦也難逃覆沒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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