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迴：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章立凡

時序更新，歲次甲午。傳統的干支紀年以六十年為一輪迴，自1894年中日戰爭起算，歷經一百二十年的滄桑，中國走進了第三個甲午之年。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天朝在甲午戰前業已享有GDP世界第一的榮耀。甲午一戰，老大帝國被蕞爾小國打敗，開啟了大清王朝的覆亡之門。

為何GDP世界第一照樣挨打？一百二十年間中國進步了多少？有何歷史教訓？中國軍方戰略思想家劉亞洲將軍承認：“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未來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他沒有給出答案；但腐敗的軍隊不可能取勝，乃不爭之常識。從已披露的資訊分析，當下中國軍隊的腐敗程度超越大清北洋水師和陸軍；到目前為止，中國軍隊尚不具備在國際戰爭中與超級大國對抗的能力。

從洋務運動看改革開放

禍兮福之所倚，歷史無往不復。第一個甲午年（1894）之前的中國經濟，剛剛經歷了從閉關鎖國到洋務運動的改革，經濟增長面臨峰值，中國在戰前十年，就擁有了號稱亞洲第一的海軍（後來被日本超越）。甲午之敗的同時，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戰敗的恥辱和割地賠款之痛，促使朝野反思，才有了追求憲政的戊戌變法、大清新政等一系列變革，改良與革命的賽跑，最終以大清覆亡、中國走向共和告一段落。

其後六十年間，中華大地迭經內憂外患，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國共兩黨領袖在政治鬥爭中皆以實現憲政為己任。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在1947年頒布了《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至今仍在中國台灣踐行。兩年後，內戰中獲勝的中共建立新政權，並於第二個甲午年（1954）之際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此時的中國大陸，已重新走上了閉關鎖國之路，不久，憲法也被毛澤東束之高閣。此後歷經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浩劫，中國經濟曾兩度瀕於崩潰邊緣。

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實為洋務運動的2.0版，骨子裡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特色。兩度花甲輪迴，紅朝再創輝煌，除繼續葆有秦始皇時代祖傳下來的人口冠軍之外，2009年擁有了第一艘二手航母， 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說將很快超越美國，榮登世界第一寶座。

在第三個甲午之春，世界銀行發出預測：中國今年或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一切看起來很美，究竟是福是禍？誰也說不清。

從虎狼環伺到與鄰交惡

囿於地緣政治的格局，歷史上的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海洋國家。中國人作為農耕民族，也沒有形成航海和殖民的傳統。自大的天朝對外部世界近於無知，也不懂得自由貿易和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引發了工商文明與農業文明的劇烈衝撞，才不得不逐步學習西方堅船利炮帶來的異質文化。

同期日本與中國展開了學習競賽，迅速“脫亞入歐”。甲午之勝，令日本躋身列強，野心膨脹。1900年庚子之變後國勢日危，日本和俄國成為侵略中國的兩個主要競爭者。1904年沙俄與日本爆發了爭奪中國東北的戰爭；1921年蘇俄策動外蒙獨立；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中國全面抗戰，英美等盟國放棄在華特權。二戰結束時，日本全盤皆輸；蘇俄支持中共建政，徹底剝離外蒙，“老大哥”成了最大贏家。

近代以來中國的煩惱，屢因朝鮮而起。朝核問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至今仍高懸於頂。第二個甲午年前夕，中共介入朝鮮戰爭為蘇俄火中取栗，朝鮮和中國均失去統一機會，正所謂損人不利己；而兩個國家分裂至今，各自保存了兩種制度的樣板，孰優孰劣，冷暖自知。

中共建政以來，與鄰劃界歷來遵循“寧贈友邦”的天朝傳統；中印、中蘇、中越等歷次邊界戰爭，無論戰果輸贏，最終也總是將國土拱手讓人。以1999年的《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為標誌，中國永遠失去了自沙俄時代以來被侵占的唐努烏梁海等大片領土，面積遠超釣魚島。常言道“弱國無外交”，號稱“大國崛起”了，依然不懂外交。

從清末的虎狼環伺到當下的與鄰交惡，歷史又在輪迴：中日重新對峙，美國重返亞洲，印度、越南及東盟各國也在聯合抵制中國。而中國捨棄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重推“聯俄”戰略反制日本和其他亞洲鄰居，實在是本末倒置的冷戰時代思維。毛澤東曰“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多世紀來，中美關係有冷有熱，美國佬畢竟未占過中國一寸土地；而熊貓與北極熊攀親，熊貓永遠是吃虧的一方。毛澤東、鄧小平早已明了的歷史教訓，到革命後代手裡反而弄不明白了？

從“家天下”觀“黨天下”

一百二十年來的中國，從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變成了一黨專政的“黨天下”。在“家天下”時代，百姓只需供養政府和皇帝一家，變成“黨天下”之後，不僅要供養政府，還要養活與之平行的各級黨組織及工、青、婦、民主黨派等衍生機構，導致納稅人的負擔成倍增長。

相對於君主個人統治而言，一黨專政乃是一種“集體君主制”。個人君主制會冀望子孫後代帝祚綿長，懂得與民休養生息；而“集體君主制”不僅造就了眾多“小國之君”，更糟糕的是任期內“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竭澤而漁式的濫權自肥到處可見。紅朝“裸官”成災，腐敗深入骨髓，根子仍在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之“黨”，非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而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會黨。不僅具有家長制、大佬議事、暗箱決策、家法大於國法等秘密社會的特色，且具備類似於蒙元、滿清等部族政權的血緣政治特性。坊間“五百家族”掌控國脈的傳說，蓋有所指於此。

考慮到統治的可持續性，個人君主制政權往往會進行一些政治改革。但考察從“戊戌政變”、“大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前的“皇族內閣”，歷史證明靠血緣集團維繫的部族政權，政治改革很難成功。分析自“天安門事件”、“南巡講話”到當下自信滿滿的“小組治國”，可知一黨專政也是一種很難進行政治改革的體制。

從黨文化論軟實力

西方政治家儘管對中國的崛起抱有警惕，但也看透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缺乏軟實力。不久前，美國副總統拜登在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講話中點破：中國沒有製造任何創新的東西。這個國家的人權記錄阻礙了它在其他方面的進展，比如說創新。即使中國製造更多的科學家，但是他們沒有製造創新產品。

這種觀點，從另一角度印證了錢學森逝世前發出的“世紀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答案是：“黨天下”體制不僅阻礙政治改革，黨文化也在不斷扼殺獨立思考，摧毀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從清末的“中體西用”到當下的“中國特色”，至今未走出洋務運動以來的歷史怪圈。歷史上植根於農業文明的儒家文化，在維護專制統治的同時，一直扮演着科技文明殺手的角色。值此主義信仰崩塌之際，主政者希望藉助儒家傳統支撐權力，也註定不會成功。

結語：輪迴中的沉思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的兩個六十年輪迴，很可能只是一種歷史的死循環。“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的千古讖語，果真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嗎？

2014年6月15日 風雨讀書樓

《明報月刊》 2014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