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性趣風發的毛澤東仍讓賀子珍三次懷孕 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選編之七
這時婚後懷孕,對於女同志來說,簡直是一種災難。孩子生下來,又沒法帶,對於做母親的感情上無異是一種酷刑。我看得多了。賀子珍懷了孩子,誰也沒告訴,跟着隊伍走,在長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鄉家裡。……劉群先(博古愛人)說得俏皮:“行軍中騾馬比老公好!”這句笑話,說得很實在。──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撤離蘇區,長征開始。從後來的歷史看,的確如賀子珍的外孫女所說:“長征,改變了外婆的命運”。因爲中共的戰略轉移,“井岡山人”的地位下降,毛也不再需要這顆“地靈星”,於是,凝聚於賀氏一身的多重價值消失了。她萎縮爲依賴毛澤東個人地位沈浮的一名普通士兵、一個衛生員,以毛的個人需要爲轉移的“性工具”。
許多與賀子珍同樣經歷了長征苦難的女人,並沒有經受如賀子珍一樣的痛苦。當然,這些幸運的女人大都沒有在長征中生育或者受傷。而賀子珍恰恰占全了這兩樣。
關於賀子珍在長征中的那次生産,相關的記述是血腥而悽慘的:
“産房”是一間用單層磚砌成的破舊房子,裡面空無一物,沒有床,沒有鍋,也沒有竈。……主人已經不在。賀子珍只能躺在擔架上分娩。同志們張羅着想燒點熱水,可是沒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裡……
……干 部休養連的女紅軍七手八腳地爲她準備生孩子的東西,當時什麽東西也沒有,只有警衛員吳吉清背着一個臉盆,是一物多用的寶貝,洗臉、洗腳、打飯、裝菜、遮 雨,輪番使用它。臉盆現在攤上了第六種用處。賀子珍十一點鍾左右生下了孩子。第二天早上,用這個臉盆去打飯時,盆沿上還有血斑哩。沒有現成的小孩衣服,就 用舊的洗臉手巾把嬰兒包起來……
賀子珍生下了這個女孩後,擔架員便把她從房裡擡出來上路了。賀子珍的擔架上、衣褲上,還殘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跡。
既沒有給孩子取個名字,也沒有留下任何將來辨認之物,賀子珍只掏出四個光洋,就把孩子交給了毛澤民的妻子錢希均。當地老百姓爲躲“兵災”,已經走得是十室十空,錢希均和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個瞎老婆婆,勉強把孩子送了出去……
關於賀子珍在長征中負傷的情況,有關記述說:
當紅軍長徵到達貴州盤縣,賀子珍所在的總衛生部修養連遭到敵機襲擊,爲了掩護在攻打遵義時受傷的一位師政委,賀子珍的頭部、背部十四處受傷,生命垂危。
當時毛澤東正指揮紅軍搶渡赤水河,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大規模迂迴周旋,一刻也不能離開。他聽到這個消息後,果斷的決定:“不能把賀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無醫無藥,無法治療,二是安全沒有保證,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擡着走。”同時把自己的擔架調去,幫助擡賀子珍。
關於賀子珍是否爲掩護他人而受傷?多數當時在場的老人說,並沒有看到這個細節。後來的採訪者(郭晨、裘之倬《訪問賀子珍》)是從毛的警衛員吳吉清那裡聽說的。張國燾的回憶證明,毛賀二人的這種“感情”體現與“人道”關懷,也是在官兵極不平等的條件下,以別人的生命爲代價實現的。他說道:擡擔架的士兵瘦骨如柴,一批批地倒斃於道旁。以至於士兵的人數與這些中央直屬隊的人數日趨接近。斯諾的記載提供了同樣的旁證:
“……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叫人擡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騾馬馱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步行……”
中國大陸政治學者陳小雅新着《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日前由香港共和有限公司出版。(陳小雅提供)
的 確,毛不是一個對人、對物沒有感情的人,尤其是對於用熟了的人,用熟了的物,但這種感情是以他個人爲中心的,而不是一種人類的平等的同情心。道理很簡單, 如果毛愛賀如同愛自己,或者哪怕是把她作爲一個有獨立人格、獨立情感、獨立需要和特殊痛苦的人對待,他一定會爲賀的一顰一笑所牽動;他不僅不會在身受十四 處創傷、身懷十一處彈片的賀子珍身上任意傾瀉他的性慾,更不至於和一個“月婆子”去爭一隻雞該炒着吃還是□着吃!……
看看賀子珍對自己受傷後遺留痛苦的描述,我們就知道毛對她的“愛”:
……在長征路上生了那個女孩以後,由於産後缺乏營養和調理,她落下了頭暈的病根。負傷以後,大量失血,又使頭暈的病狀加重了。另外,嵌在她頭部、背部的彈片,時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經。特別是陰天下雨,就痛得更厲害。……有一天,在課間休息時上廁所去,戰友們久久不見她出來,跑進去一看,原來她暈倒在廁所里的。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能令賀子珍懷孕!而且是令她生育兩次,流産一次。也許,只有這,才是他對賀的感情的落腳處。因爲“她爲他工作就是爲黨工作”,她是他的一件離不開的“工具”,如同一匹“母馬”對於“種馬”。他愛這件“工具”、愛這匹“母馬”,只是愛它的用途。他愛她只是他愛自己的一種折射。可憐可悲的賀子珍,被拋棄多年以後,竟一直執迷不悟,飲鴆止渴──她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那句話:“是毛澤東救了我的命。”──以這類回憶滋養着自己、折磨着自己、也毒害着自己……
人能受虐、自殘如此,天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