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李志綏通過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由於書中詳細披露了毛澤東不光彩的一面，且是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第 一次在海外出書，敘述親眼所見的毛澤東其人其事，引發海內外極大關注。從李志綏書中，提到在毛澤東身邊的女性工作人員中有一位名叫“小謝”的譯電員，即在 文革中職位飛速躥升的謝靜宜。作家丁抒撰文《文革時進入中共核心的女譯電員謝靜宜》透露，謝靜宜雖直通天庭，卻由於某種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遲群下 榻的招待所，向遲道歉，下跪討饒。此事“很快在清華園傳開，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

1960年謝靜宜在杭州汪莊與毛澤東合影

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談到眾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時，寫了這麼一段：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識毛時，仍是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着舊 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日益趾高氣昂。與毛的“特殊關係”是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機會。 被毛寵幸後，個個變得驕縱，仗勢凌人而難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毛踢開的女人，利用與毛有過這種關係而向上爬，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

其實，在眾多毛寵幸過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小謝”：謝靜宜。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隱去了她的名字，但在英國廣播電台的訪問談話中透露，謝是毛的女人之一。[1]

原先是個天真無邪的姑娘

從照片上看，年輕時的謝靜宜不僅漂亮，可能也是個天真無邪的姑娘。她是山東青島人，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三年，她從吉林中央軍委長春機要學校畢業，被分 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機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資料。一九五九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機要員，工作是接發電報、接聽記錄保密電話。

早在文革之 前，她就在中央辦公廳為毛舉辦的舞會上被毛選中，據李志綏透露，“毛同她很好”。[2]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機會。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說 要南下去長江游泳，指名要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來告訴楊成武，中央決定由他擔任周和毛的聯絡員，並告他：“要中央機要局送兩名譯電員跟你 去。”據楊成武回憶：“中央機要局送來的兩名譯電員，一名是廣東人，一名就是長春機要學校畢業、分配到中央機要局工作的謝靜宜。”[3]

“小謝”，這個周恩來送去的譯電員，一年後成為全國知名的大人物，幾年後竟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隨“工宣隊”進清華大學開始飛黃騰達

一九六八年，全國各地武鬥不止。七月底時，位於北京西郊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派開戰已數月。此時，毛澤東決定不再作壁上觀。遂派中央警衛團介入。但 又要掛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名。於是從北京各工廠選派人員，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加上以中央警衛團即八三四一部隊的軍人為 主體的“軍宣隊”，開進了清華園。

在中共的國體下，名曰“領導階級”的工人從來沒有資格領導任何人。這個“工宣隊”是個擺飾，掌權的是 “軍宣隊”。“軍宣隊”領導一切。起初，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楊德中為清華革委會主任和黨委書記，楊被排擠走後由八三四一部隊副指揮張榮溫接任。這時，革委會 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有好幾位，其中有兩個年輕人：一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遲群；還有一個就是不久前還只是一 名普通譯電員的“小謝”。

遲群有後台，“小謝”通天。張榮溫在部隊的職務雖然很高，卻沒後台，與上層沒有關係，所以也是個傀儡。據當時 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回憶：張榮溫“是革委會主任，還得事事聽從遲群、謝靜宜的。”張被調走後，“學校的一切大權，便操縱在遲群、謝靜宜二人手中。” [4]不僅清華，北京大學也由此二人掌管。兩人同時執掌兩所名校的大權，這樣的怪事不僅在清華、北大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全國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過。

“小謝”政治上的飛黃騰達由此開始。她步步高升，直到一九七六年被拘捕才完結。

林彪事件中為毛立功

李志綏的回憶錄里有這麼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時，毛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極點。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的丈夫小蘇〖註：蘇延勛〗在空軍黨委辦公室 工作，通過謝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包括‘聯合艦隊’、‘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小蘇要毛注意。毛決心南巡，乘南 巡的機會和大軍區的領導人及省的領導人打招呼。”[5]

九月，發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謝靜宜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開“十大”，謝靜宜當上了中央委員，還兼了個北京市委書記。

“小謝”同時掌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權大得很。那時不舉行高校入學考試，而實行名額分配到各地，由黨政部門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辦法。只要進了校 門，不管原來是幹什麼的，都叫“工農兵學員”。幾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澤東曾挑選浙江省歌舞團的幾個女孩子，從杭州調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後將她們 調離中南海前，毛澤東通過謝靜宜把她們全部安排進北京大學，成了歷史系的“工農兵學員”。

因各地掌權者走後門安排子女、親友上大學成了 民怨焦點，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到這個問題。毛澤東說：“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她們 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上大學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6]

毛澤 東送去的女孩子，“小謝”當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來龍去脈。應當說她們也是李志綏書中寫的那種“天真無邪的年輕姑娘”，而且尚未“被毛 腐化”，文化程度雖然不高，卻也不比“小謝”低多少。既然她“小謝”可以領導北京大學，她們當然也可以念大學了。

毛和江青的共同心腹

在清華，遲群是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小謝”只任副職。但她身份特殊，遠非遲群能比。她是毛身邊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據劉冰說：“確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謝靜宜先傳達下來，後來才見諸中央文件。”[7]

“小謝”不僅有毛的關係，還是江青的心腹。江青待人一向苛刻，對張玉鳳、“小謝”等毛器重的“女友”是例外。江青以大夫人的風範接納“小謝”，非但不忌 恨，不與之結怨，反而委以重任。“小謝”本已有中央委員、北京市委書記的官銜，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國四屆人大結束時，她又多了個“全國人大常委”的頭銜。

從李志綏的書中可以知道，汪東興對江青絕無好感，而據劉冰說“遲群正是他派下來的，是受他重用的。”謝靜宜則有江青、毛澤東這邊的後台。但汪東興不敵江 青，所以遲群也就不敵謝靜宜。平時江青有什麼指示，都是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傳達布置。這使得遲群忿忿不平。本來，他和“小謝”被稱為“主席的兩個兵”，但他 除了清華、北大的職務外，什麼也沒撈到。他在學校罵娘：“主席的‘兩個兵’──屁！什麼‘兩個兵’！”“主席身邊的人都有職位，為什麼不給我安排？”他在 家裡砸壞屬公家的茶具，打碎寫字檯的玻璃板。在學校當面諷刺謝靜宜“當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人大常委有什麼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參加。”他還在 背後罵謝“一個臭機要員，有什麼了不起？”他甚至在半夜三更跑到謝靜宜的居所，踢撞她的房門。謝靜宜雖直通天庭，卻由於某種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遲 群下榻的招待所，向遲道歉，下跪討饒。

當然，在公開場合，人們只看到這兩個大人物道貌岸然地講“毛澤東思想”、“反修防修”，絕對看不到這種表演。不過，遲群打砸罵街、“小謝”下跪求饒的事很快在清華園傳開，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

“批林批孔”中大出風頭

“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張，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運動卻緣起於遲群、謝靜宜向毛澤東的匯報。他們告訴毛，在林彪家裡發現有林彪寫的孔孟言論。毛說： “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並讓遲、謝二人搞個材料，讓他看一看。於是遲、謝二人率眾去抄林彪的家，翻箱 倒櫃，搞出了一個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這就是《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不過，如同毛有《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卻沒有第二張一樣，這個材料的“之 二”也從未出籠。〗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將林彪的話與孔子的話對照比較，再加上按語，以證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譬 如，林彪說：“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按語：“林彪 對抗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順’的反動說教為根據，頑固地堅持反黨政治綱領，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8]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給毛寫信，要求將《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區、省軍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 孔時參考。”毛批示：“同意轉發。”於是《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9]大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便由這份 文件的下達開始。遲群和謝靜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議主角是江青和 遲群、謝靜宜。江青墨水不夠，批判孔子的理論由遲群、謝靜宜來闡述：孔子“拼命地維護和挽救奴隸制，就是要復古倒退，反對社會的變革，開歷史的倒車”。 “歷次（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從陳獨秀開始，象王明、劉少奇等等，他們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們用它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謝靜宜沒講不 出多少道道，只強調說：批孔“是挖修正主義、林彪反黨集團的祖墳，是向封、資、修、帝、修、反的宣戰。”

“小謝”官越做越大

江青還委任遲群和謝靜宜當她的“代表”，到第二十軍防化連、海軍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發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們，一個個誠惶誠 恐地恭迎遲群和謝靜宜兩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足讓二人出夠了風頭。春節期間，江青還特地與二人談話，向二人許願道：“你們都可以當八三四一部隊副政 委。”[10]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讓謝靜宜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讓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會議，作為接班人培養。[11]

讓“小謝”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實在有點離譜，毛澤東沒採納這個意見，但從此謝就“實際上參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謝靜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員，卻可以出席政治局會議。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個月之後回到北京，於五月三日 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謝靜宜也列身其間。毛與眾人一一握手時，對女副總理吳桂賢說：“我不認識你啊。”吳說一九六四年國慶節見過主席，毛答“我不知 道。”輪到謝靜宜時，毛和謝有幾句對話：

毛：“你當了大官了，不謹慎呀！”

謝：“我不想當大官，但是現在官做得越來越大。”

毛：“試試看吧，搞不好就捲鋪蓋。”[12]

看來，對謝靜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裡有數。

謝靜宜緊跟江青，處處表現極左，簡直就是小一號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書記，曾在北京一所中學講話，大罵教師：“教師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13]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大力整頓各行各業。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據鄧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個調查報告，認為北京中學生搞“教育革命”下鄉“學農”、下工廠“學工”化費時間太多，文化知識學得不夠。謝靜宜得知後，竟馬上揚言要追查後台，要查出是誰搞的報告。

“批鄧”中又成英雄

遲群、謝靜宜兩人曾為拉攏劉冰而封官許願，告訴劉冰說“想讓你當北京市委書記”。劉冰不肯上他們的船，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八月中旬，劉冰在學校黨委 會傳達了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謝靜宜跑到劉冰的辦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開會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一聲？” 事後劉冰回憶：“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辦公室的中央，盛氣凌人地重複着：‘我們不是沒有告訴過你，為什麼你急着傳 達？’”劉冰毫不退讓，說：“市委規定要傳達，為什麼我不可以傳達？為什麼要經過你們才能傳達？”[14]

謝靜宜是通天的，她對鄧小平 的態度正是毛澤東和江青對鄧小平的態度的反映。這一點劉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惡人先告狀的古訓，以為毛主席不了解“小謝”在清華工作的情況，和黨委另外三個 副書記、常委先後於八月和十月兩次寫信致毛澤東，主要揭發遲群，也批評了謝靜宜。但是對謝靜宜的態度要溫和得多。僅表示“希望謝靜宜同志也能站在黨的立場 上同他（註：指遲群）的錯誤作鬥爭。”“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着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我們希望謝 靜宜同志在黨內是非問題上堅持黨性原則，起到積極作用……”[15]

他們設法把信送到鄧小平手中，轉交給了毛。但此時毛澤東大概已作出 了清除鄧的決定。他正欲找個藉口批鄧，便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寫下了清算鄧小平的動員令：“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 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 反映。”[16]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赴清華大學，出席清華、北大兩校黨委常委會，就劉冰等寫信給毛告遲群和“我們的市委書記謝靜宜同志”一事，傳達了毛澤東那張紙條的“主要精神”。

由於吳德在講話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劉冰”這句話，毛澤東的“批鄧”意圖一時沒透露給基層幹部。但沒過多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序幕揭開，遲群和“小謝”成了“批鄧”的英雄。

“小謝”準備被倒吊在天安門

謝靜宜文化程度雖不高，政治嗅覺卻很靈敏。由於從毛澤東和江青那裡直接了解到他們對周恩來的態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她顯得高興異常，與遲 群二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當晚，她打電話給青年團市委，詢問原定次日召開的“北京市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誓師大會”的準備情況，並下令 “大會照常召開，要開得熱熱鬧鬧，要敲鑼打鼓。”在學生的強烈要求下大會決定改期後，謝靜宜又下令：與會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發言中提到周 恩來的名字，不准講“繼承周總理的遺志”，會議“要敲鑼打鼓，興高采烈”。並強令團市委審查會議發言稿，將“懷念周總理”、“學習周總理”、“繼承周總理 遺志”等字句全部刪去。[17]

正因為她如此明目張胆，當年清明節前的幾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時，也有人高聲呼喊“打倒 遲群、謝靜宜！”四月五日，謝靜宜從城裡給清華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組織、有計劃的搗亂。”遲群在校內則組織追查 “反革命政治謠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離審查”了近四十名教職員工。[18]

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的五月二十日，謝靜宜對電影《反擊》攝製人員說：“這次天安門事件，如果他們上台，我們就要被殺。有人說，二十年以後，要把我們倆倒吊在天安門，我們不怕。”她說完，遲群接着說：“我是隨時準備犧牲……要有精神準備，倒掛在天安門上。”[19]

為江青登台造勢

謝靜宜決心跟四人幫走。一九七六年二月她與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等講到政治局批判鄧小平的事情時，說：“最有水平的是張、江、姚、王四個人。還有另外位還比較好，其他的都不行。”[20]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後，謝靜宜認為江青將成為黨的領袖，便與遲群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師生給江青寫效忠信，並強調“在信中，毛主席的 豐功偉績要少寫，主要寫江青對我們的關懷”，“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導下，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謝靜宜至少會弄個政治局委員，不必再“列 席”政治局會議。

二十七日，江青帶着一個排的警衛部隊，卡車上裝了幾匹馬，在遲群和謝靜宜的陪同下，跑到清華大學團河農場〖原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一部分〗。江青說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參加勞動”，實際走到花生地里，擺了個用鐵鍬挖土的姿勢照完相，便在謝靜宜的攙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後，在隨員的攙扶下，江青和謝靜宜分別騎上高頭大馬，在隨員簇擁中漫步。這時的江青躊躇滿志，認為最高權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馬背上環顧簇擁她的男人， 信口開河道：“在生產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會，是女的當家，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是女同志。”“女的也能當皇帝，到了共產主 義也有女皇。”[21]

江青和謝靜宜這兩個“女同志”，一前一後，在得得的馬蹄聲中耀武揚威。不過，這是她們最後一次騎馬。幾天后，江青成了階下囚。謝靜宜的好日子當然也就結束了。

靠毛餘蔭得免坐牢

遲群、謝靜宜與四人幫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被捕。但對他們的審判卻推遲了幾年。若說幹壞事，遲群、謝靜宜沒什麼區別。而且實際上謝靜宜與四人幫的關係比 遲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審判四人幫餘黨時，官方為遲群指定的辯護律師說：“我認為謝靜宜在遲群的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圖， ‘四人幫’都是通過謝靜宜轉達給遲群的。如‘三·二六’圍攻誣陷鄧小平，就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傳達的，去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也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 群布置的。”[22]

可是，審判的結果卻大出人們意料，遲群“以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獄後不久得癌症死去〗，謝靜宜卻“因坦白認罪較好，被免予起訴。”[23]

在今日中國，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邊》的回憶錄，斷不可能發表。但是，“小謝”得毛餘蔭，不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幾乎被人遺忘時，出來寫《在毛 主席身邊》了。還有《毛主席給予我們的教育、理解和關懷》、《跟隨毛主席在外地視察》、《在外地視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她說她 “感到有責任和義務把它寫出來，留給歷史”。可是她寫的全是早年當譯電員時的事情。好象她一直是個小譯電員，從不曾當過大人物，從不曾掌管過中國最主要的 兩所大學，從不曾進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會議室，甚至好象中國從沒有過“文化大革命”這回事。

這種完全不涉歷史的“回憶”文章當然不能“留給歷史”。作為清華校友，筆者的這篇文章一則記錄“小謝”在共產黨內升官、奪取權力乃至垮台的過程，二來就算是為本文開頭李志綏醫生的那段話作個注罷。

注釋

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三四八頁。

2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洲《世界日報》

3  《十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44頁。

4  劉冰《風雨歲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第168、161頁。

5  同[1]，第512頁。

6  《當代中國大寫意·內幕卷》第四十九頁。

7  同[4]，第192頁。

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76頁。

9  同上，第480、474頁。

10 《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第36頁。

11 《當代中國大寫意·內幕卷》第三十九頁。

12 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頁。

13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14 同[4]，第202頁。

15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七年第五期第四十五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86頁。

17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及三月九日《北京日報》。

18 同[4]，第267頁。

19 《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第56頁。

20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王秀珍寫的揭發交待。

21 同[4]，第289頁。

22 《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第四十八頁。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