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講“八年抗戰”，其實自“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人已經在英勇抗擊日本的侵略了。可是在西安事變之前，作為當時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於日軍的態度極為曖昧。

當時作為反對黨的共產黨面對日軍的得寸進尺，在全國積極組織抗日，獲得了許多社會賢達的支持。抗不抗日，成為國共黨爭的主要爭鋒點，因此引發了一系列政治鬥爭，有不少人成為鬥爭的犧牲品。

抗日名將吉鴻昌遇害即為一例。談到吉鴻昌，最有名的便是他死前的就義詩：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這位“恨不抗日死”的抗日名將，最後死於自己人手裡，令人唏噓。

起兵反蔣被“炒魷魚”

吉鴻昌於1895年10月18日出生於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父親影響，吉鴻昌幼年就具有強烈的愛國  思想。

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棄學從戎，投入馮玉祥部當兵。他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的精神品質被馮賞識，提升為手槍連連長，不久升職為營長。

十幾年裡，吉鴻昌雖不斷升官，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着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為國民軍，吉鴻昌任營長。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

在西北軍的日子裡，他嚴於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後來結識了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吉鴻昌身先士卒，率領部隊解了西安之圍。因為功勳卓著，吉鴻昌的部隊在1927年4月擴編為第19師，吉鴻昌升任師長，歸屬馮玉祥部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占領豫北重鎮新鄉，奉系軍閥的部隊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譽為“鐵軍”。

1928年任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了軍隊和吏治，致力於漢回團結，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介石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

由於對共產黨頗有好感，吉鴻昌不願意與蘇區刀兵相向。因此在部隊裡向部下和士兵們宣傳“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思想，同時按兵不動，對蔣介石的命令陽奉陰違。

1931年5月，蔣介石極為不滿吉鴻昌避戰的態度，再次電令吉鴻昌向安徽金家寨進剿紅軍，並派冷欣為特派員駐吉鴻昌總部監視。結果吉鴻昌依然如故，與國民黨內反蔣勢力和共產黨的聯繫日益緊密，曾經派代表赴廣東、參加汪精衛的反蔣會議，被蔣介石的人查獲。[1]

不僅如此，甚至在潢川直接率部發動反蔣的“起義”，只是由於蔣介石事先得到消息而沒有成功。蔣介石對于吉鴻昌非常惱怒，將吉鴻昌“炒了魷魚”，逼迫他出國“考察”。[2]

我是中國人我自豪！

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一直以自己的父親為榮，對于吉鴻昌在國外“考察”的經歷，她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吉鴻昌一顆拳拳報國之心。

有 一次，吉鴻昌去郵局寄包裹時，當郵局工作人員問他是哪個國家的人時，他高聲而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國人！”隨行的工作人員在旁邊埋怨吉鴻昌並告訴他應該說 自己是日本人，這樣可以得到禮遇。吉鴻昌憤怒地說：“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我覺得當中國人很光榮！”為了讓別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吉鴻昌將刻着“我是中國 人”的一塊牌子掛在胸前。

吉鴻昌在國外到處宣傳抗日，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日本有飛機大炮，中國憑什麼抗日？”他拍着胸脯憤然回答道：“我們有熱血，有四萬萬人的熱血。中國人的憤激已經達到了極點，莫不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誓願犧牲一切，為生存而戰！為真理而戰！”

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裡的華僑集會，紀念孫中山誕辰65周 年，他應邀在會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講演，聽罷許多人熱淚盈眶，一位華僑高聲說：“吉將軍，你快回國，把軍隊整頓起來吧，我們一定作你的後盾！”吉鴻昌聽 罷激動地說：“我一定不辜負同胞們的熱望，誓死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說罷淚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河山！”這時，到場的僑胞也 放聲痛哭，高喊：“犧牲一切，奮鬥到底！”

再次起義未果後積極抗日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吉鴻昌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回國，在天津定居並秘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聯繫。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環球視察記》，主要寫了他在國外的一些經歷和看法，藉以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

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政治生命翻開了新的一頁。1932年8月中旬，吉鴻昌執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在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發動了反蔣暴動。[3]

起義失敗後，他赴泰山動員馮玉祥出山組織武裝抗日。在他的努力之下，成功說服了馮玉祥與晉南的張振武，依靠蘇聯的武器支援重新整合敗退的熱河軍，蒙古族武裝，察哈爾當地民團和一些當地的土匪武裝，於1933年5月26日在張家口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同盟軍在吉鴻昌的指揮下，連續克復康保、寶昌、沽源等城市，7月22日乘勝追擊收復察省重鎮多倫，把日偽軍全部驅逐出察哈爾省。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逐步壯大，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因為吉鴻昌是共產黨員，馮玉祥也是蔣介石的“老冤家”，可以說這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是部分反蔣勢力的集合體，如何瓦解這股新興崛起的勢力成為蔣介石的當務之急。

於是蔣介石命令何應欽率領所部十六個師的兵力，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軍戰事正酣之時背後捅了一刀。同時，7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電告馮玉祥，說馮破壞“整個國策”，馮玉祥被迫宣布下野。8月5日馮玉祥將察軍政大權交給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

此時吉鴻昌、方振武等部則公開共產黨身份，率領餘下的部隊在察哈爾南部地區尋機建立新蘇區。9月部隊轉展到赤城縣以北的獨石口後，在進軍商都準備與抗日將領高樹勛會師時遭到國軍多番阻擊，便決定“抗日討賊”，南下攻打由何應欽所率中央軍重兵把守的北平。國民革命軍駐北平城防部隊在受到偷襲之後反攻。

在 國軍的多方圍剿之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逼到山谷里，彈盡糧絕，突圍無望。吉鴻昌和方振武無奈之下決定與國民黨三十二軍軍長商震談判，同意接受改編。 隨着談判的結束，他們被扣押繳械。何應欽接到商震的電報後，命令商震立即把他們押往北平審問。其中詳細的歷史過程，中央電視台10套“探索·發現”欄目歷史紀錄片《抗日同盟軍》有詳細的敘述。

屢次反蔣引起蔣介石殺心

1933年10月，吉鴻昌被押往北平，在路上逃脫了國民黨的關押，跑到了天津。到了天津後，吉鴻昌繼續從事抗日活動，1934年 吉鴻昌同宣俠父、南漢宸及任應歧將軍，聯絡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黨組領導成員。為宣傳抗日愛國，大同盟編輯出版了機關刊物 《民族戰旗》，吉鴻昌用自己的錢購置印刷工具，並在自家設立了秘密印刷廠，他的家成了黨在天津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聯絡站，被大家稱為“紅 樓”。

吉 鴻昌還廣泛聯絡各界愛國人士，繼續準備武裝抗日活動，他的夫人胡洪霞變賣財產衣物，為抗日前線籌集軍火。除了積極組織抗日之外，不斷發展共產黨在華北地區 的力量，召集原西北軍中具有反蔣思想的蘇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來天津，由天津地下黨組織集中進行開展秘密武裝鬥爭的訓練，然後派往西北、豫南、豫西、 安徽等地，組織人民抗日武裝自衛軍，作為紅色火種，[4]積極準備第四次武裝起義。

吉 鴻昌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武裝起義的形式進行反蔣鬥爭，激起了蔣介石的殺心。他密令軍統局暗殺吉鴻昌，並交軍統北平站負責。當時，軍統局為加強在華北的特務活 動，在北平和天津成立行動組。北平站行動組，由白世維任組長；天津站行動組，由王子襄任組長。北平站站長陳恭澍接到命令後，專程趕到天津，與王子襄商量。

經協商，具體行動計劃是：由軍統天津站進行偵察，主要搜集三個方面的情況：一、收集吉鴻昌在天津活動的一切情報，所得消息，即將原件交給陳恭澍。二、全力偵察吉鴻昌的個人行為。三、特別注意吉鴻昌接觸的一切人，及這些人的資料。部署完畢後，特務們分頭出動。[5]

執 行刺殺的殺手有呂一民、楊玉珊等人，出發前呂一民把吉鴻昌的長相及特徵描述給楊玉珊聽，計劃在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可是刺殺的時候卻擺了個大烏龍，殺死的 不是吉鴻昌，而是去參加“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代表劉紹勷，吉鴻昌只是受到槍傷。

事發後國民飯店立刻向法租界捕房報案，十多分鐘後法籍警官率領武裝巡捕及便衣偵探分批抵達現場，隨即將一四五號房間裡的一干人等帶回捕房問話。並召來救護車將死者劉紹勷的屍體運走，受傷的吉鴻昌也被帶走。[6]

軍法判決死刑

1934年11月14日， 也就是國民飯店槍擊吉鴻昌未果的第五天，法租界當局將在押的吉鴻昌、任應岐二人，“引渡”於國民政府。此事一經傳出，大大出乎意料。這件事究竟是怎樣交涉 成功的，以及由哪個單位主辦，由何人負責主其事等，軍統局屬下的“北平站”和“天津站”均一無所知。數十年後查考檔案，亦無點滴記載。據猜測，很可能是由 北平軍分會秘密進行的。

11月23日， 北平軍分會舉行了一場所謂的“軍法會審”。法庭的控訴理由有三點：第一，他加入了中國公產黨；第二，公開反蔣；第三，在蔣介石還沒有主張抗日時就開始擅自 “抗日”。吉鴻昌在法庭上對法官的控訴供認不諱，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以及自己反蔣的意圖。次日，“軍事法院”以“叛國罪”（多次煽動兵變）和“叛黨罪”（脫 離國民黨加入共產黨）判處吉鴻昌槍決。

就這樣，一代抗日名將死於黨派之爭，在日寇壓境的時代背景下，實在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