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毛派的心路歷程-文革有什麼意義？

蔡磊 · 2015-06-15 · 來源：烏有之鄉

當代世界的各種社會改良措施，幾乎無處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遺產。讓我覺得痛心的是，許多在中國大陸包外國基金會搞各種項目的中國大陸學者，或許是由於對文革的重大隔閡，必須用英文來說這些聽來頗玄奧的洋概念，而不知這些其實都是“出口轉內銷”。

陳明忠先生說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為沒有一本好書，只知道是一場浩劫。我同樣到目前為止對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關心、好奇，也只能有片段的認識。

因為直到這一兩年來，文革在中國大陸是不准討論的，只有跑到海外以反共專家為業的人可以寫大部頭的“十年浩劫史”之類的書，而真正積極參與在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中的人，在國內，要不就不說，想說的卻不准說。

一位我認為是真正的左統派的朋友在台灣辦的《批判與再造》雜誌，最近四、五年來成了一些倖存的文革造反派發表文章的園地，毋寧是幫台灣左派盡了一些應盡的責任。

我不打算在此為文革翻案。的確，文革是失敗的。

當初文革想打擊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黨內一小撮當權派”，之後牢牢地當了權，子子孫孫也都發了財。

經歷過文革的幾億人有幾億個不同的複雜經驗，很多人是負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這些歷史，在中國大陸看來可能正逐漸允許討論的狀況下，是有可能愈來愈清楚的。在此，我只想說，沒有文革，馬克思主義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遺緒，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產生了鮮活的各種進步實踐。

罵文革把中國搞得大亂、搞成無政府狀態的人，如果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去重新看〈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基本文獻。

從馬克思到列寧、甚至連名聲狼籍的斯大林，都一再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的專政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要消亡、消亡的物質基礎就在於解決腦體力分工、城鄉矛盾等各種矛盾、“國家資本主義”絕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只是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列寧清楚明白地指出：“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對剝削者。”

毛澤東反覆地在各個場合講共產黨一定會消滅，甚至說：“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毛澤東的戰士，要深入理解毛澤東主席的這句話)

這當然不是附和蔣介石，而是重複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核心信念。在這個主張上，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民主運動傳統，並往前推進。去掉了這個大目標，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後的蘇聯，非常確定地絕不是一個意圖走向“國家消亡”的暫時政體，反而不斷鞏固黨和國家的權威，把國家資本主義當成不朽的最終目的。

我不懂為什麼陳明忠先生把蘇聯稱為“極左”。歷代的觀察研究都發現，在蘇聯的企業中，和資本主義企業沒什麼兩樣，有層層的官僚，經理掌握支配工人勞動力的權力，而工人只是來上班聽命的，差別只是福利比較好、職位有保障。

“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這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同樣實施計劃生產，通用汽車公司還一度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計劃經濟體。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中蘇論戰中首先對蘇聯體制開炮。除了與帝國主義“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頭到底還有沒有階級矛盾的問題。

當時的中共認為，即使法權上取消掉生產資料的私有，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配合的勞動過程中的指揮與被指揮關係、分配上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依舊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因而還存在階級矛盾，必須解決。

對許多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蘇論戰是讓他們重新看到社會主義運動還有生命力的關鍵事件。

除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腦體力分工關係、城鄉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澤東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等等，還說了一定會有更多矛盾。

當時，他以獨特的辯證法中關於矛盾的不同性質的觀點，認為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對抗性的，而以主觀努力解決，但也可能解決不了、變成對抗性的。解決了矛盾，就往社會主義過渡又邁進了一步。

絕大部分解決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層群眾發展出來的，毛澤東等領導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鋼憲法等。“放手發動群眾”、“激發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中共在長期內戰中發展出的信念。

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張蘇聯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派與毛澤東這派之間的矛盾，顯然已經發展成了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因而文革發生，毛的路線一時占了上風，直到1976-78年才歸於失敗。

但是，沒有這最後奮力一擊，沒有這史無前例的以國家力量試圖推動國家消亡的嘗試，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早就乾癟貧乏得無人問津了。

但是，反對專家至上、反對包辦主義命令主義、要求放手發動群眾的首創精神、“主人公心態”──文革時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農村發展工作、社會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和更多領域中，以 ”empowerment” (譯為賦權、培力、增能、等等)這個英文字眼活了下來，發揚光大。

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煉鋼”中所提出的“大、新、洋與小、土、群”的結合，現在成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等主流機構的官方政策，名為“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ppropriate_technology

當代世界的各種社會改良措施，幾乎無處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遺產。讓我覺得痛心的是，許多在中國大陸包外國基金會搞各種項目的中國大陸學者，或許是由於對文革的重大隔閡，必須用英文來說這些聽來頗玄奧的洋概念，而不知這些其實都是“出口轉內銷”。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肯定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是二十世紀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挑戰，而文革是這個運動的最高潮，那麼包括文革在內的這整個世紀的運動的失敗與成就，二十一世紀的左派都應該批判地繼承下來。我認為這是歷史唯物論最基本的態度──正視歷史，從歷史中反省學習。

自從1980年代，社會主義加民族解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從節節敗退終至潰散以來，許多各地的進步人士紛紛急着與這個傳統劃清界限，以圖重新打造全新的願景。問題是，無論如何，面對帝國主義依舊稱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舊帶來重重苦難、甚至極可能通過環境災難而消滅全人類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依舊必須像前人一樣構思出路、構思推翻並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

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內的二十世紀革命經驗，會使得我們在思考出路問題時，僅剩下空想一途。

陳信行 現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科學與技術研究(STS)與勞工研究，著作包括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等學術文章以及發表於「苦勞網」、《批判與再造》、《左翼》等處的評論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