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

爸爸發起的逃亡之旅順得如行雲流水，逃得乾淨利索，揮別農場沒留下一絲雲彩，一掃上次母子逃遁不成，反消耗幾天糧的晦氣。

俗話說，一個家庭“撇腳男人都要有一個”。是說男人作為家庭主心骨和決策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難怪上帝當初造人，先造亞當，後出夏娃，輕重緩急，次序有別，其奧妙就在這裡。

從小，爸爸的形象在我眼中就是一“高大全”。他雖只上過四年小學，但聰穎過人，水滸，三國，西遊記，楊家將，薛仁貴等歷史故事，如數家珍，常聽得我如痴如醉。自我離家上大學後，家書來往，都是他操筆，雖偶有錯字病句，但大體流暢通順，不礙溝通交流。

爸爸手巧，能織一手好看的花布，他溶錫鑄墜，製成漁網。他還尚武，常常炫耀年輕時，四五個同年小夥同時上陣，全被他打趴在地上的壯舉。更為驚怵的是一次他偶遇一國民黨兵，欲抓他去當壯丁，他先不動聲色，乘那兵不防備時，拔腿就跑，等那兵反應過來，爸爸已狂奔三四百米開外，那兵惱羞成怒，竟喪心病狂接連朝爸爸打了七槍，奇蹟般他卻毫髮無損。

“那怎樣才讓他打不中呢？”我抬起頭眨巴着眼睛驚詫地問爸爸。

“我跑得飛快，跑的又是之字形路，所以他就瞄不准， 假如你跑直線，准挨槍子。”爸爸頓了頓，像悟出了什麼，按了一下我的頭：“傻小子，打中了就沒有你啦！”

回到澧縣，家鄉已不是離家時的模樣，四處可見餓得浮腫的人。我家沒有戶口，成了誰也不要的“天吊戶”。一家人東奔西走，四處碰壁，找不到安身之地。

爸爸是個窮要面子的人，他一不投親靠友，也未返回舊巢， 連親弟弟也未謀面。困難時期，都不容易，見面後免生尷尬。再說東渡尋夢，狼狽逃回，無顏見江東父老。

最後，樅楊樹村收留了我們。村莊位於涔水東岸，與老家隔大水庫相望。

全家在一間廢棄的房子中安頓下來。房的前面是兩顆挺拔的枇杷樹，密密匝匝的樅楊樹布滿後山，山風旋動，松濤陣陣。穿過房前的操場，是一汪終年碧綠的池水。

樅楊樹，也不是世外桃源，除了照樣餓肚子，還要忍受村民的白眼。也難怪，多一個人就多消耗一份糧，村民不願“天吊戶”從他們口中奪糧。

村里同樣是吃“大鍋飯”。按人定量，分為四等。出工勞力吃一等，每餐四兩 （十六兩一斤的老秤），准勞力二等 （三兩），小孩三等 （二兩），幼兒四等（一兩）。

媽媽給姐姐多報了兩歲，她九歲吃上了二等。父母還作出了個不公平且有些殘酷的決定，讓姐姐吃我的三等，我吃姐姐的二等。

父母的決定，姐姐心裡不高興，但父母之言，無力反抗。不諳世事的我，竟然不知道謙讓拒絕，孔融五歲讓梨，成千古美談，本人當時也是五歲，與先人相比，羞愧難當，其精神境界差之千里， 難怪一輩子渾渾噩噩，難成氣候。

心痛和不安伴隨着我的一生，一想起姐姐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怎麼能忍心吃下去呢。

房子的東頭是一塊墳地，從墳地往南遠眺，越過一道山坳，就是村上的食堂。

樹上的烏鴉在不停地恬噪着。每天，我早早地坐在一高高的墳頭上，眼巴巴望着對麵食堂的煙囪，炊煙消歇時，便是中飯時刻了，媽媽就會把我們三姊妹的飯送來，那時便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有時媽媽不能送飯過來，姐姐就去食堂領我們三人的飯。姐姐生性膽怯，害怕見到村幹部。好幾次，村幹部見她來領飯，就用筷子敲她的頭，惡狠狠地訓斥：“吃二等的，要出工幹活！”另一幹部也附和道：“你家只見吃飯的，不見出工的！”

每到這時，姐姐嚇得不敢出聲，急匆匆端起飯逃遁。

1960年春節說到就到，村里男女老少在食堂聚餐。幾片豬肉炒白蘿蔔，算是一碗葷菜，一碗豆腐和兩碗蔬菜，組成團年飯。

沒有人願意同我家一桌吃飯，也沒有人同我們打招呼，好像我們真的是天外來客。爸爸的舅表妹坐在我們隔壁一桌，同其他人談笑風生，我們這邊，她連瞧也不瞧一眼。從此，我們也再沒有心情見這表親戚。

枇杷花噙霧綻放，黃蕊白瓣，訴說春天的心事。

不忍樅楊樹的冷漠和歧視，父母又舉家南遷，在一個叫李家棚的地方住下來。在那時，“天吊戶”就是二等公民，當地居民每年分到的布票，副食品券和購物券，我們都沒有。父母商議後，決定準備一下，還是返回悅來河。

每天收工後，乘着夜色，父母在收割完的稻田裡，棒槌手捋，攏集了十幾斤稻穀，連夜加工成大米，藏起來作為回農場路上的乾糧。

斷絲飛絮，無根無奈才漂泊逃難，聽憑風，由不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