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作者：茅民）第四篇 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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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汪精衛投敵

 醞釀“曲線救國”

到1938年年中，抗戰已進行一年多了。對於一年多的抗戰經過，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 看到的 是日軍輕易橫掃中國半壁江山、國人慘痛犧牲。他本來就認為 抗戰必敗、只能和平救國，曾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着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現在中國已失去半壁江山，汪精衛更認為 自己的“曲線救國”的理念是合理的。   除了汪精衛，國民黨內部 持和平救國觀點的有一批人，其中的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 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這是胡適給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但汪精衛本人 不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低調俱樂部有人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迴避對敵作戰，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但是，主戰派在國民黨內 占壓倒多數，汪精衛沒能說服蔣介石等人。

10月22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汪精衛夫人）等人秘密會商，決定他們的和平運動 將分為五個階段進行：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表明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 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 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派 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 建立獨立的政府；四、日本承認這些新建立的獨立政府 並與之開展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長城以南的日軍占領區 轉交給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這個決定沒有對外公開。

11月３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 發表聲明稱：“今憑陛下之盛威，帝國陸海軍已攻克廣東、武漢三鎮，平定中國重要地區。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這裡說的“更變人事組織”，是指蔣介石下野。   不久後，汪精衛乘與蔣介石一同吃飯的機會，說：“ 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反問 汪精衛：“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激烈地爭辯起來，最後蔣介石說：“說什麼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    

汪精衛決定開始行動。他派夫人陳璧君 去找雲南省主席龍雲，秘密商談他的和平計劃。龍雲素來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削弱他的勢力 耿耿於懷。他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只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汪精衛有了龍雲支持之後，下一個問題 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11月12日，他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與日本方面的影佐幀昭（曾任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時受陸軍大臣委派 到上海創立里見機關，聯合青紅幫 販賣鴉片，以補充關東軍軍費）、今井武夫（曾任日本駐華大使館助理武官，後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時任中國派遣軍第二課課長兼第四課課長、報道部部長）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 重光堂，舉行談判。雙方經過八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恢復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梅思平把最後的重光堂協議 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里，帶回重慶，向汪精衛 、周佛海匯報。汪精衛看後，比較動搖，一時決定同意了 接着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同意。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他最後下了決心，並決定公開走和平救國的道路。   這個重光堂協議 傳到日本後，日本的帝國皇軍參謀本部堅決反對重光堂協議明確指出撤兵日期，聲稱這有損於國家威嚴，也太對不住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近衛首相最後妥協，在重光堂協議中 刪去日本撤兵一項，即第六項。汪精衛方面得知後，當然也無可奈何。   日方與汪精衛方面之間 有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汪精衛擬成立的新政府的統治範圍的問題，對此重光堂協議中沒有明確規定。日本軍方，長期以來 對中國有個分而治之的戰略，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而現實的情況是：日軍已經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後又在華北 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後在長江下游地區 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因此，日方只願意 讓汪精衛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則堅持：必須撤銷梁鴻志、王克敏等地方政府，由汪精衛建立中央政府 統一領導中國（除了“滿洲國”）。在此後的談判中，汪精衛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 長城以南的中國大陸地區。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陳公博，多年來一直追隨汪精衛，但此時還不知道 汪精衛已與日本秘密商定和平計劃。   汪精衛把他請來，給他看了重光堂協議。陳公博說：“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當時在場的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而不知！”陳公博聽後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 6&＃8209;5;|cmjv 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解釋說：“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麼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歷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只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着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他同時又表態說：“汪先生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1938年12月18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去召集軍事會議。汪精衛乘此機會，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及其未婚夫何文杰等人 飛往昆明。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 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 列隊迎接，他們後面站着 一排排的學生和市民，沿途夾道歡迎。當晚，汪精衛與龍雲 懇談，講了具體行動方案：他將去河內，到達河內後 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着請龍雲 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兩廣各實力派 將行動起來，造成一個和平運動區，一面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出來與日本議和。   龍雲聽後，滿口贊同。 次日，汪精衛一行十餘人，乘坐由龍雲代為包租的專機 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市。   蔣介石得悉汪精衛出走重慶之後，對外聲稱 汪精衛只是前往河內治病。

12月28日，汪精衛從河內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認真考慮日本首相近衛的聲明。   這個近衛聲明發表於1938年12月22日，內稱：“日本政府，昭和13年曾一再聲明，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現已感到，中國各地，復興的氣勢澎湃而起，建設的趨勢，日盛一日。當此之時，政府向國內外闡明同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的總方針，以求徹底了解帝國的真意。   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為此，中國方面首先必須清除以往的偏狹觀念，放棄抗日的愚蠢舉動和對滿洲國的成見。換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國進而同滿洲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關係。   其次，因為在東亞之天地，不容有‘共產國際’的勢力存在。日本認為，根據日德意防共協定的精神，簽訂日華防共協定一事，實為調整日華邦交之急務。鑑於中國現實情況，為充分保證達到防共的目的起見，要求中國承認在防共協定繼續有效期間，在特定地點駐紮日軍進行防共，並以內蒙地方為特殊防共地區。”

次日，汪精衛再次發電報 給蔣介石等，稱：“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倭國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倭國政府本月22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倭國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倭國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倭國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倭國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倭國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倭國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倭國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倭國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謹引提議，伏祈採納！   汪兆銘，艷（註：這是當時電報中 用以代替29日的簡稱）。”

當時，外交部長王寵惠 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蔣介石讓他 去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奉命，找到汪精衛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只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面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麼呢？我這次離開重慶，只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艷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採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只能出面來談和了。”

汪精衛在河內時，一直等着龍雲 發表響應和平運動的聲明。但左等右等，始終沒有等到龍雲的聲明。相反，他聽到的 都是全中國對他漢奸行徑的怒斥。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1月16日，汪派人士梅思平 在香港被數人襲擊，頭部被打傷；17日，親汪精衛的《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 在香港被兩個大漢 用斧頭砍傷頭部；18日，汪精衛的外甥 沈次高 在澳門被人開槍打死。28日，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 從汪精衛在河內郊外的住所的山下 向上攀登。汪精衛緊急下山，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區，住進高朗街27號。這是一座三層樓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園。汪精衛夫婦住在三樓的主臥室，二樓是會客廳 以及隨從人員的臥室，一樓為汽車房 以及服務人員、衛士的住室。

1939年2月，蔣介石派出 與汪精衛淵源很深的谷正鼎，兩次赴河內，勸汪精衛回重慶，但均遭汪精衛拒絕。於是，蔣介石決定清除汪精衛 以絕後患，由戴笠負責。戴笠讓由軍統特務陳恭澍 負責刺殺的具體執行。陳恭澍在汪精衛住宅的對面 租了一幢房子，就近窺察汪精衛家中的情況，看到汪精衛夫婦 住在三樓的主臥室。   3月20日深夜，四名暗客 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守衛在汪精衛臥室外的 山東大漢趙國慶，聽到動靜，立即避入汪精衛臥室，連房門也來不及下鎖，就躺在樓板上，頭靠着床，以雙足抵住房門。四名暗客卻直奔主臥室，一斧頭劈開了主臥室的門。在黑暗中，他們看到一個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定 這是汪精衛，速射數十發槍彈，即下樓奪門而逃。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打的其實不是汪精衛夫婦，而是秘書曾仲鳴夫婦。原來，那天黃昏，汪精衛的秘書 曾仲鳴夫婦 從郊外旅館搬來，與汪精衛同住是日，汪精衛就把主臥室 讓給他們 住一宿，自己住到了隔壁一個房間裡。 曾仲鳴腹部中了十余彈，其妻方君壁 也受重傷。他們被緊急送往 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去醫院急救室 看望處於昏迷狀態的曾仲鳴。等了一會後，曾仲鳴醒來，掙扎着爬起來，在所有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開戶的支票上 一一簽了字。簽完，就躺下死了。   

日本首相 平沼騏一郎 召集內閣緊急會議，商討中國的新局勢。他在會上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只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 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會議終於同意 汪精衛建立新政府，並擬出了一個文件《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內稱：新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北平的臨時政府、南京的維新政權共同組成，汪精衛主政，吳佩孚主軍；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新建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新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註：指北平、南京已建立的偽政權）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 以及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

５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秘密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日本前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前往機場迎接。６月11日，汪精衛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 會談。板垣問：“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占領區以外。”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只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板垣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面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板垣反駁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汪精衛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面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只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只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最後板垣作出讓步，說只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志 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汪精衛回國後，走訪王克敏、梁鴻志，試圖說服兩人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同意，但也沒有反對。  

８月，上台不久的日本的平沼內閣又倒台了。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 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 而由汪精衛領導 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３月29日，汪精衛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後，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 加入他們“曲線救國”的行列。一些不滿蔣介石的政客、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牌軍，先後投奔汪精衛，其中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將軍58人、軍隊50余萬。汪精衛的偽軍最多時有百餘萬。偽軍與日軍一起，對中國軍隊（包括國軍、共產黨的八路軍 新四軍）作戰。

 
北洋軍閥的民族氣節

與汪精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段祺瑞、曹錕等人，他們都保持了民族氣節。其中，吳佩孚尤為突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曾提出 在中國的偽政權中“汪精衛主政，吳佩孚主軍”。但吳佩孚自始至終沒有與日本人合作。早在1931年底，在日本扶持溥儀 成立偽滿洲國之際，吳佩孚就曾通電聲討溥儀充當傀儡。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採取威脅、利誘等手段，要吳佩孚出任 北京綏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這一漢奸職位，但遭到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 為此十分惱火，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公開說明他對中日和議所持的態度。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記者 聚集在吳公館，而公館附近軍警林立，特務往來。在記者會上，吳佩孚首先出示 親筆撰寫的一副長聯（註：他是秀才出身）：“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瓮，真箇解甲歸田。”接着，他明確地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吳佩孚的鮮明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是年底，吳佩孚 暴卒於北平。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局面，段祺瑞也堅持不與日寇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扶持溥儀 成立偽滿洲國時，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 多次來找段祺瑞，要他出面組織華北政府，但遭到了拒絕。蔣介石得知後，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一專使 送到在天津的段祺瑞居所，請他“南下頤養”。段祺瑞隨即南下，到上海定居。到上海後，他在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暴橫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準備，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曹錕也保持了民族氣節。1937年日本占領天津後，曾企圖說服曹錕出面組織偽政府，但遭到拒絕。第二年，他死於天津。1939年底，國民政府追贈曹錕為一級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