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毛发动的文革早就被国人唾弃,却不成想还有一些聪明如落基山人和信济这样的人对文革还有相当正面的评价。我原以为已经不是轻易动气的人,但这次我得承认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原本想用自己经过的具体实例来说明文革对中国人心灵的伤害,但许多人还是会说:那是你个人的感受造成了你的偏见。然而,谁没有偏见?谁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得出结论?没有人敢说自己的见解就是真相。只有沟通,我们才能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另一个世界。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这也说明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人权。
我最近常想,为什么会有文革的发生?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吗?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有一个讲话,说六四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的结果,是必然要来的。那么,文革是不是必然要来的?我想,文革也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决定的。
先说,国内小环境。中国很多朝代建立伊始,都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斗争。当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之后,皇帝及其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赵匡胤面对他的将军们说出了皇帝们共同的疑虑,“我们是提着脑袋共患难的弟兄,但如果你们的部下也要黄袍加身,你们怎么办?”而著名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道出的却是做一个臣子的无奈。从数千年的范蠡到张良开始,到朱元璋时代的徐达常遇春,再到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林彪等,这是中国所谓政治的现实。
从这种意义上讲,许多开国皇帝都发动过类似的“文革”,比如刘邦对于韩信,李世民对于他的哥哥弟弟。这种清除潜在的权力威胁者的措施,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有的,这是中国的宿命。毛对此不能再熟悉了,要知道他很少读外国书,却熟读古书,精通明史。他在内心中就把自己定位在“唐宗宋祖”之上的“看今朝”的开国皇帝。(今朝应该读成今“朝chao”,朝代的朝)。
但历代开国皇帝虽然清除功臣,但都没有发动文革式的全国性的动乱,何在?哪个皇帝希望自己统治下的王朝陷入混乱?就算武则天篡了李唐,不能不任用酷吏对死守教条终于唐室的大臣迫害镇压,但也没有发动下层小青年来冲击朝廷各级官府。那么,为什么毛要如此呢?
这不能不提到国际大环境。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古老文明遭遇强大的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反应。中国的历史惯性需要皇帝来维系国家的完整,但西方共和民主思想的引入,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在名义上就失去可能性。就算毛很想住进故宫,但也不能不屈服于历史潮流而退而求其次,住进了紧挨故宫的中南海。梁思成不会揣测圣上心思,很书呆子地建议在北京近郊另建都城,从自己的建筑专业角度建议保留城墙,让城墙之内成为公园。他不知道,毛就是想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皇帝,怎么可能建个故宫建筑模样的人民政府呢?
要是毛是一个真正的皇帝也好办了。虽然他可能没有日本天皇般的绝对权威,但也有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尊严。这样,他的安全感至少和赵匡胤一样了,至少和朱元璋一样。那么,当毛感到大权有点旁落的时候,他只需要打倒他周围的几个权臣就行了,大可不必冒险煽动全国的小青年冲击各级政府。要知道一旦失控,他这个隐形皇帝也有可能被清除,不是被暴民,也有可能被躲在台湾的蒋介石替代。
因此,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文革”,折腾权臣,清除威胁皇权的势力。但我朝的文革很特别,特别在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毛不能作实实在在的皇帝,他清除他心目中的威胁的办法没有过去皇帝那么多,因为他没有传统的儒家的理论基础。他只好采取了用下层冲击中上层官僚的办法,然后再把下层弄去上山下乡,免得他们继续革命,对他不利。
毛要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具有一套严正的道统和法统维护他的权威,发动下层式的文革不会发生。上层怎么折腾,折腾到弑父杀兄灭宰相将军的九族,老百姓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轮不到他们抡起胳膊上阵。武则天,篡了唐朝,建立新周,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当了开国皇帝,多不容易!她要折腾多少大臣将军,甚至导致了兵变,历史书上还是记载着: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毛要是没有皇帝的权力,中共是事实上的集体领导,那么文革也发动不起来,因为存在权力间的制约。就像当今我朝,没有一人独大,任何人企图越轨,都很难。薄熙来企图采取特别手段,用类似文革的手段博取更好的政治前途,但很多人对他都是戒心很重。下层人民生活不好,被官僚压迫,好不容易有个大官讨好一下,唱几句红歌,喊几句“人民万岁”,大都感激到痛哭流涕,要效忠了。
所以,毛氏文革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有帝制的内在历史惯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造成显性帝制成为过去式。这两方面作用下,隐性帝制就是必然的选择。儒家中的孟子有很强的民本思想,已经把皇帝的权威限制住了,让中国产生不出天皇式的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在中国人心目中,“皇帝轮着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很深。因此,中国人崇拜皇权,但又不尊重皇权,基本上不把皇权看得神圣。因此,古代皇帝没有安全感,而隐性帝制的皇帝更没有安全感,今天的道统和法统都不支持皇帝的权威了。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隐性皇帝毛泽东,不能名正言顺地讨伐威胁到他的权臣,只好编造反对官僚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利用下层来冲击中上层。清除权臣,这是历朝历代都要做的事情,但在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内外环境下,这种保证皇帝权威的政变就只能采取下层冲击中上层官僚的形式。我个人认为这是文革的历史定位,这是文革之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