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2章。

四清運動的開展

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南斯拉夫復辟，而中國國內有人推行包產到戶，因此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防中國“變色”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去。他警告說：如不警惕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問題，“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 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劉少奇於1963年2月主持一次中央會議，作出部署：在農村，開展“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的運動（簡稱“小四清”，後來，小四清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在城市裡，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會議快結束時，劉少奇說：“這一次不是抓原來的資產階級，是搞新生的資產階級，是搞共產黨和國家幹部中間的資產階級，是搞勞動人民中間出來的一部分人。”接着，中央又召開一個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我們已經消滅過資產階級，現在又有新的資產階級”。劉少奇又講述了 現代修正主義的形成過程，說要想一個辦法 來保證黨和國家不變顏色，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 不蛻化變質。他說 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共有十條，核心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鬥爭”。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人稱“後十條”。

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是劉少奇。他說：蘇聯搞了40年，出了修正主義！因此，也要想想我們會不會出修正主義。他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獨立，可以造反。”自1964年6月起，劉少奇在視察全國各地的四清運動時 多次強調：要挖嚴重“四不清”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 直至中央。6月2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一切有嚴重問題的人和集團，都會積極在上級領導機關找靠山，找保護人，找代理人；根子不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聯繫；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1963年冬, 劉少奇 派夫人王光美 到河北省 撫寧縣 桃園大隊 搞四清運動。工作隊進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隊介紹說：桃園大隊支部書記吳臣，貧農出身，忠實可靠，大概沒有‘四不清’的問題；只有民兵連長關景東 被清出有200塊錢的問題。進村以後，吳臣給工作隊介紹情況說：“有些多吃、多占、浪費。保證沒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現在主要問題是 關景東的200塊錢，到現在只退了100元，餘下的100元 他不願意退，一直拖着。”王光美的工作隊先“訪貧問苦”，挑選出一戶在舊社會裡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人家 住下來，同這家人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然後組織少數“根子”（積極分子）開會，再擴展開去，這叫做“紮根串連”。半個月後，各生產隊組織了“貧協”（貧下中農協會）小組，大隊建立了貧協籌委會。工作隊讓生產隊的幹部們自覺“洗澡”、互相“搓澡”、放“包袱”、自覺“下樓”。工作隊認為：吳臣有“嚴重的問題都不交代”,給工作隊“製造麻煩”。接着，吳臣被無限上綱：“吳臣想把持桃園的領導權，想要復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對敵鬥爭的革命成果……由宗派鬥爭發展到反黨程度，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吳臣是鑽進黨內的壞分子。過去他所領導的桃園支部……‘打着共產黨員旗號,辦的國民黨的事。’吳臣實際上是鑽進共產黨內的一個國民黨分子。”最後,經公社黨委批准：工作隊把吳臣清除出黨，定為壞分子。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一次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講她在桃園的這些做法。河北省委 將記錄稿 送交劉少奇，劉少奇將它轉給毛澤東、黨中央，並附了一封信,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8月27日,毛澤東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9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這個報告，並作了批示，說這是 “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自此，王光美的“桃園經驗”風靡全國。

不久，王光美又帶領 中央的四清工作隊 在河北省新城縣 搞四清，工作隊共有15000人。毛澤東知道後，在一次會議上說：“你一個新城縣，28萬人口，下去15000人，還說人少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依靠那個縣裡的二十幾萬人？比如28個人中有一兩個是壞的，還有二十六七個是好的嘛！為什麼不依靠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工作隊）十幾個人就行了。可能十幾個人不行，但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麼革的。你15000人紮根串聯，什麼紮根串聯！冷冷清清！”接着，毛澤東提出他的辦法：“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幹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准，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麼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在另一次會上，毛澤東又說：“幹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毛、劉衝突

1964年12月中，中央召開工作會議 討論四清運動的問題，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當時雖在北京，但考慮到他當時身體不大好，就沒有請他出席會議。會議最後制定了一個會議紀要，印發全國。然後，會議進入第二階段，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 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請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面過寬”等等。毛澤東又說：“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時，劉少奇打斷他的話頭 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毛澤東說：“八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裡的那麼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註：指毛澤東說的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 ’？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當即說：“怎麼沒有？張霖之（註：煤炭工業部部長）就是。”   當天半夜裡，毛澤東急召陳伯達。陳伯達剛吃了安眠藥，也只得前往。毛澤東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記完後，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 加緊起草一個新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

幾天后，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那天，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 來到會場。他一開始講話，就說：“我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有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註：指鄧小平）；有個人不讓我講話（註：指劉少奇），違反憲法！”會後，經彭真、陶鑄等人的勸說，劉少奇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主席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並不滿意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我本人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即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分歧。

又過了幾天，正好是毛澤東71歲生日。因為他剛與劉少奇在會議上發生了面對面的爭論，幾位大區書記 想緩解一下 他倆之間的緊張氣氛，就鼓動陶鑄 去勸毛澤東 在生日那天請客。毛澤東說：以前有規定，中央領導人不做壽。陶鑄說：不是做壽，就是要你拿稿費（註：指《毛澤東選集》的稿費）請客。毛澤東說:“你們都要我請客，那我就請吧。”參加生日晚宴的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其中領導人有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毅、賀龍、薄一波、陸定一、彭真、鄧穎超、曾志等（註：劉少奇、鄧小平雖在北京 但沒有被邀請，陳雲、林彪在外地養病）；勞動模範有董加耕、陳永貴、邢燕子、王進喜等；科學家有錢學森等。   宴會那天，毛澤東到得比較晚，他進來坐定後，說:“今天既不是請客，也不是祝壽，而是實行‘四同’，我用我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我的孩子沒讓來，他們不夠資格。這裡有工人、農民、解放軍。在一起不光吃飯，還要談談話嘛！有些人一摸到點東西就翹尾巴（註：指劉少奇），這不好。摸到一點東西不要翹尾巴，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就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麼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   開始上菜了，因為是分餐制，所以給每人端來一大盤，上面是一個個小搪瓷盤，裡面裝着各種菜。第一盤先端給了董加耕，董加耕讓給毛澤東。毛澤東說:“謝謝！”他又對董加耕說:“你年輕，是從農村來的，多吃一點。”毛澤東又問他:“你是哪裡人？”董加耕說:“江蘇鹽城人。”“你是蘇北鹽城人，知道鹽城有‘兩喬’嗎？”董加耕猛一愣，心裡想:我們那裡是水鄉，橋很多，怎麼說只有‘兩橋’呢？他一時沒有聽懂這問話的含意，只是盯着毛澤東不答。毛澤東看出董加耕沒聽懂，便提示說：“‘兩喬’，他們都很會寫文章。”這下 董加耕懂了，便高興地回答說:“我知道，他們是我的同鄉胡喬木、喬冠華。”毛澤東高興地笑起來。   接着，毛澤東批評說：有人把社教運動的性質 說成是“四清”與“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說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他談到黨內產生修主主義的危險，此時席間鴉雀無聲。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這裡說的是劉少奇，這位第二號人物！

毛澤東過完生日，陳伯達也已完成了 毛澤東交代他起草的關於四清運動的文件。那天，他帶着印好的清樣，步行前往毛澤東住處。經毛澤東改定，該文件於1965年1月14日交給 還在進行着的 中央關於四清運動的工作會議討論；準備在通過後，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總共有二十三條。在正文之前，有一個通知，說：“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文件的第二條是：“二、運動的性質：幾種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這個文件，雖然沒有點名，但十分明確地批評了 劉少奇關於矛盾交叉的說法。劉少奇在會上沒有說什麼。文件被會議通過了，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文件下達後，各地紛紛開始 按此文件“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實際上整了的 只是最基層的當權派，也就是生產隊、生產大隊的那些幹部。這樣，四清運動又進行了一年多，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