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8章。

第8章   一些極端左派受打擊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年多的時候，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級“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已被打倒，全國各省市的奪權也已完成。這時，毛澤東打擊了一些最極端的左派，包括公開要打倒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以及中央文革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而紅衛兵則被要求“上山下鄉”或去工廠、農場參加生產 從而退出了歷史舞台。 

五·一六兵團受清查

在老幹部大鬧懷仁堂之後，北京在1967年3月間 出現了一個秘密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簡稱“五·一六兵團”，其宗旨是“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指國務院）”，其前身是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公社”。該組織於3月22至23日，連續召開“形勢討論會”，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 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斷言周恩來 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中央文革的滅火器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只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   五·一六兵團 在交通要道、鬧市區 張貼反對周恩來的標語和大字報。

1967年5月，南開大學的紅衛兵開展“揪叛徒”行動。他們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2月18日至21日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相繼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註：伍豪，是周恩來 曾使用過的化名）：“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共產黨。”其實，這個啟事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偽造的。（註：1953年6月，被中共政府捕獲的 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駐滬調查員 黃凱 供稱：“這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由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的張沖執筆寫的，然後我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載。”）實際上，周恩來早在1931年12月上旬，就已離開上海 進入中央蘇區，在時間上 也不可能在1932年再去刊登這則啟事；而且，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為了闢謠 曾發表布告：“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衊。”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幹時，周恩來對此事作過詳細說明。 

江青在得到紅衛兵送來的 “伍豪啟事”之後，於5月17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面談。”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但康生一聲不吭（註：就是這位康生，曾於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 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示：“這完全是造謠誣衊……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件事。”）   5月19日，周恩來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並附一信，送呈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諸同志閱，存。”年底，北京有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

5月29日，毛澤東針對攻擊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來信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後，立即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組 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 出面表示：目前社會上出現從右和極“左”方面來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情況，要提高警惕；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6月3日，陳伯達、江青 以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的身份 再次發出警告：“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極端錯誤的，必須懸崖勒馬，否則是很危險的。”見此，“鋼院五·一六紅衛兵團”有所收斂，但其成員仍奔走於北京各大專院校、中學、國家機關，力圖擴張勢力。6月30日至7月2日，他們在外語學院召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這個組織有一整套機構，上有總部，下設政治部、作戰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個方面軍。他們的組織發展到了瀋陽、四川、長沙、天津等地的工廠、機關、學校、甚至軍隊。

在此期間，反擊“二月逆流”正趨高潮，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遭到攻擊。7月上旬，五·一六兵團 在人民大會堂周圍 散發傳單“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在水產部、農業部、林業部、農科院、八機部、氣象局等地貼出傳單、標語，攻擊周恩來“保李先念過關是個大陰謀”。   8月9日，他們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傳單，塗寫反周標語，標題是：《揪出二月黑鳳的總後台》、《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等。這些傳單和標語的均公開署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他們還向北京大專院校 以及湖南、湖北、廣東、新疆等地 郵寄傳單，在北京城裡 挨家挨戶塞傳單。

8月中旬，毛澤東在審閱 姚文元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時，加了一段話：“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8226;一六’組織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到現在還不太清楚。”（註：後來，在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接見黎筍（越南黨的總書記）時，談到打擊“五·一六”的原因時說：“……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葉劍英、後天打倒李先念。現在明白了，有那麼個小團體，叫‘五·一六’兵團，乘此機會要奪取政權。”）   中央文革得悉後，立即召集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各造反派組織開會，陳伯達對他們說：“還有一個叫‘五·一六’的秘密組織，不知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着周總理，實際對着中央。對着周總理也是對着中央。你們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見此，北京的一些紅衛兵組織，包括北京鋼鐵學院的“延安公社”、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北京農業大學的“東方紅”、北京師範大學的“井岡山”、北京航校等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專揪‘五·一六兵團’聯絡總站”。8月中、下旬，鋼院的延安公社 先後抓獲“五·一六兵團”的頭領李芳、張建旗，扣留了湖南長沙一中“齊衛東”組織的“五·一六”成員九人，繳獲五四手槍兩支、子彈一百零四發以及大批材料；師大的井岡山 揪出了“五·一六”的幹將陳立；北外的紅旗大隊等組織 搗毀了 北外“六·一六紅衛兵”，抄出大批材料。是月底，“專揪‘五·一六兵團’聯絡總站”，與武漢的“鋼二司”等全國一千四百多個造反派組織，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與會者共有兩萬多人。會上，張建旗等五個“五·一六”頭目被揪出示眾。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潰，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對象。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分別講話。兩天后，《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電訊《黨中央負責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出戰鬥號召》，其中說：“中央負責同志指出……必須堅決鎮壓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堅決取締‘五·一六兵團’這個被一小撮壞頭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說：“今年一、二月份，有那麼一股子風（註：指‘二月逆流’），從右的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註：指‘五·一六兵團’），是從極‘左’的方面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23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聯合批轉江青的這個講話，並在批轉的通知中說：“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事物，各個革命群眾組織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撥離間、混水摸魚、挑起武鬥、大搞破壞活動的壞頭頭、黑後台劃清界限，揭穿其罪惡陰謀，不讓他們搞亂我們的陣線，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9月16日晚，周恩來接見部份大專院校代表，他說：“第一，對‘五·一六’不應擴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謠，陰謀活動，除此之外，沒什麼了不起的。不要在群眾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們學校各組織真有這樣的人，你們應劃清界限，由本組織自己揪出壞頭頭，這樣我們歡迎。第三，‘五·一六’的頭頭揪出來了，不要因為有幾個壞頭頭就認為群眾都不好了，把群眾都推倒對立面了。這是群眾斗群眾。第四，‘五·一六’兵團以極‘左’面貌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從內部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個口吻，如果談什麼事都是一個口吻，那就一個講好了。”

【附註：1968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並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   但是，“五·一六分子”很快成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人都往裡裝，冤屈了大批無辜，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迫害，清查運動 演變為派性鬥爭的一部分。   1969年10月，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寫道：“‘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北京）外語學院。”於是，清查“五·一六”運動“深化”。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發動時，才宣告結束。】

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打倒

1967年7月武漢事件發生之後，政治局在討論 對武漢事件的宣傳口徑時，康生提出：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來代替。他給在上海的汪東興打電話，要汪東興報告毛主席，請主席批。毛澤東批了。這樣，報上出現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久，由林傑起草、關鋒審改的《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送審稿 到了陳伯達、王力手裡，稿中也有這個提法。陳伯達聽秘書把稿子念了一遍後，就鼓着掌說“好極了”。這篇稿件，未送周恩來審閱，就發表了。   毛澤東從上海回到北京，看了這篇社論後，批示道：“大大大毒草！”“還我長城（註：‘長城’是指解放軍）！”

1967年7月17日，北京外語學院的“紅旗革命造反團”派出幾百人，到外交部門前 安營、紮寨，要求揪斗外交部長陳毅。他們一度衝進外交部。8月4日，戚本禹 對外交部造反派 姚登山 說：“革命小將揪陳毅的行動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對的，沖外交部是方法問題，次要問題。……陳毅的問題是很嚴重的，應該到群眾中去好好檢查。”   姚登山，原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在1967年印度尼西亞發生反華、排華浪潮時 在印尼領導抗暴鬥爭，於同年4月22日被印度尼西亞政府 驅逐出境。他抵達北京時，在機場受到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中央文革正副組長陳伯達、江青，以及數千名群眾的熱烈歡迎，並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此後，他很快捲入了 外交部打倒部長陳毅的激烈鬥爭。他與中央文革成員關鋒、戚本禹 關係密切。

8月7日，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等人 請到他的釣魚臺辦公室來。那時，他剛從武漢回京不久，左小腿還打着石膏。他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隨後說：“今天晚上請你們來談一談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他們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你們要充分運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選幹部，你們監督就要把它監督掉。挑幹部出國也好，幹什麼都好，第一條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沒有這一條什麼都不行，不看這一條，只看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這個統統打倒……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回國後也要造修正主義的反。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你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們堅決支持你。……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做檢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檢查了，後來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後他不到群眾中來，揪他有什麼不對？不是革命行動，是反革命行動？堵了外交部大門，這當然是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綱。說得那麼嚴重。……《紅旗造反團》、《六·一六》揪陳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麼錯？！一點也不錯。……”

王力8月7日講話後，外交部的“保陳派”認為毛澤東一直是保陳毅的，現在中央文革成員王力 卻明言要打倒陳毅，難道毛澤東對陳毅的態度變了？   他們之中有一名女將，名叫王海容，她是外交部的一名翻譯，她的祖父是毛澤東的表兄、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她自小出入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他們決定讓她去毛澤東那裡“摸情況”。當時毛澤東剛回到北京，王海容就去找他，對他說：王力的八七講話 不得人心。毛澤東聽了，只是援引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然後說：“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王海容回到外交部辦公廳後，大家立即翻閱唐詩、宋詞，一時沒查到 這兩句古詩的出處。王海容就去請教她的爺爺。王老先生 從書架上取出一本厚厚的唐詩，指明了出處。原來，這兩句詩 出自羅隱的“籌筆驛”，全詩是：“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大家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是：王力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一切都很得手；但好運過去後，曾經的英雄，將會出問題。這樣，保陳派的人 感到心中有了底。

8月19日，外交部的造反派 根據王力的講話 奪了外交部的權。22日，他們更火燒了 英國駐北京的代辦處。23日凌晨，周恩來、陳伯達、謝富治約談 外事口各造反組織負責人。周恩來嚴厲地批評他們說：“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封副部長們的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在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陳伯達也說：“文化大革命幹了一年了……這是非常嚴肅的階級鬥爭，不是兒戲，不是開玩笑。你們是對國家開玩笑，給外國人造成的笑話，你們在外交部的行動純粹是開玩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沒有授權給外交部聯絡站，一個學校授權給外交部聯絡站，這簡直是開玩笑！……聽總理的。你們什麼戰鬥隊，我不清楚，統統聽總理的命令。”24日，周恩來找楊成武 單獨談話。他說：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談話中 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占領外交部，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其他部。他又提到 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藉口揪劉少奇 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 這幾件事。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耽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交給楊成武 一份王力的“八七講話”稿，要他轉送毛澤東。（註：楊成武在那段時期 經常隨同毛澤東巡視各地 擔任保衛工作。）第二天，楊成武乘飛機去上海，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報告的事項。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報，他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楊成武說：“你馬上去準備飛機回北京。……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的錯誤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力大些，關（註：指關鋒）聽王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麼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毛澤東喝了一口茶後，接着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王、關、戚（註：指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要總理負責處理，把他們抓起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楊成武走出客廳時，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對戚本禹指出是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楊成武將記錄 再次請毛澤東過目後，直接乘車去機場。   中午，他回到北京，立即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說：事不宜遲，馬上開會。當晚，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召開小型的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   第二天，周恩來在釣魚臺16號樓 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王力和關鋒到會。會上，周恩來當面嚴厲批評了他們。然後，江青、陳伯達、康生 也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接着，周恩來當場宣布：對王力、關鋒進行隔離反省。會後，王力、關鋒被分別軟禁在釣魚臺國賓館的一座樓里。   次日，楊成武按周恩來的指示，飛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林彪聽後，微微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   很快，王力、關鋒被隔離反省的事情就傳了出去，一日之間，打倒王力、關鋒的大字報就貼滿了北京城。   到了11月，毛澤東本來還想“爭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起因是戚本禹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李納（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江青因此懷疑 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註：戚本禹已婚）。於是，江青就對毛澤東說 戚本禹這個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隨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宣布：“毛主席決定，由於對戚本禹挽救無望，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周恩來然後指定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帶領楊德中 以及幾個警衛戰士，在另一個大廳里 等待戚本禹的到來。一切布置好了以後，周恩來打電話給戚本禹，通知他來開會。戚本禹接到通知，興沖沖地來了。他剛一走進大廳，謝富治就對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楊德中趁着他還沒完全反應過來，帶警衛戰士一下把他抱住（註：戚本禹個子高大），拷上了手銬。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說：“為什麼要銬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什麼都沒有對我宣布就把我銬起來，這是哪一條法律呀！”在他被帶上汽車前，還連叫了三聲：“姚文元，請代我問江青同志好！”至此，最初由十四個人組成的中央文革小組，就只剩下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五個人了。整天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中央文革，最後也被打得只剩下這麼幾個人了。

紅衛兵退出歷史舞台

1968年7月27日，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派出工人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各高等學校。但在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 反對工宣隊進駐，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次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 這五大學生領袖，對他們進行訓斥，要求他們返回學校後 動員他們的手下 放下武器。一個月後，毛澤東向全國下達了一個“最新最高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畢業於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學生們（後來被稱為“老三屆”），被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名義 下放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大學裡的紅衛兵，則被分配到工廠、農場工作。顯赫一時的 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也是如此。從此，紅衛兵退出了歷史舞台。

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蒯大富，於1968年12月被分配到 寧夏省青銅峽鋁廠，當了一名電解工。1970年底，清查“五·一六分子”時 被押回清華大學。1973年，被安排到 東風化工廠勞動。【附註：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蒯大富於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3月，被判處徒刑17年。1987年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來到 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的 振興實業總公司，任總工程師。】

譚厚蘭，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 勞動鍛煉，1970年6月被調回北師大，以清查“五一六”名義隔離審查。【附註：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譚厚蘭於1978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1981年，譚厚蘭被查出患有宮頸癌後，獲得保外就醫，後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對譚厚蘭免於起訴。11月，譚厚蘭去世，終年45 歲，終生未婚。】

王大賓，於1968年被分配到 成都探礦機械廠 做釺具方面的技術工作。1971年，王大賓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時 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附註：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王大賓於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 成都探礦機械廠。】

韓愛晶，於1968年底被羈押。1969年11月，被分配到 湖南株洲331廠工作。1971年3月至1975年9月，受隔離審查。此後，被監督勞動。【附註：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韓愛晶於1978年4月 以反革命罪被捕。1983年6月，被判有期徒刑15年。先後在北京和外地關押，後在青海 唐格木農場勞改。1987年，韓愛晶接到通知，讓他回北京航空學院，按照大學畢業生待遇 分配工作。韓愛晶被安排到 湖南省株洲市一家兵工廠的技術情報室工作，後調至該廠駐廣東省深圳市辦事處。再後來，他加入一家國企參股的公司，最後升任總經理。2003年內退，在一家公司擔任顧問。   韓愛晶對當年“打擊、甚至動手毆打彭德懷”的行為表示後悔。但他也提出疑問：是誰明明了解彭德懷的歷史，卻告訴青年們：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 江西省鯉魚洲 北大分校農場 勞動。她有病，往北大寫信要求回北京，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她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 北京新華印刷廠 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 北大儀器廠 勞動。【附註：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聶元梓於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獄。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 被判處十七年徒刑。1984年6月，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在北京市海淀區 一個二居室里獨居，這個居室是她親戚家的。她後來曾做生意，略有收穫，並資助家鄉建設。1999年起，生活無着，靠每月從街道辦事處領取600元生活費度生，生活簡樸，患心臟病、腰椎骨嚴重錯位等 多種疾病，但堅持鍛煉健身療病，並寫作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