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有多深，人類的榮耀就有多高遠丨索爾仁尼琴去世七周年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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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12日，隨着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出版，他在書中隱喻蘇聯集權體制中最黑暗的部分，因此得罪蘇聯政府，被永久剝奪蘇聯國籍，雙手戴着鐐銬，強行遣送出境。

經歷了政權更迭，蘇聯解體，索爾仁尼琴得以恢復國籍。20年後，1994年5月27日，索爾仁尼琴離開流亡之地，在歷經了四千多公里輾轉飛行，終於再次踏上在他小說中稱為“古拉格群島”的國土。

索爾仁尼琴說：“我一生苦於不能高聲講出真話，一生都在衝破阻攔為了向公眾公開講出真話，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他也是這麼做的，從斯大林到葉利欽、普京，索爾仁尼琴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他們的批判。

對於邀請他回國的葉利欽，索爾仁尼琴曾經拒絕了葉利欽為他頒發安德烈·佩爾沃茲瓦內勳章。即使被邀請到俄羅斯國會演講，他仍然率直地批評政府官僚機構膨脹、貪污舞弊之壞現象。

2007年6月12日，普京不得不“冒險”向索爾仁尼琴頒發2006年度俄羅斯國家獎“人文領域最高成就獎”，這一次，索爾仁尼琴接受了嘉獎。普京說：“我想特別感謝您為俄羅斯所做的貢獻，直到今天您還在繼續自己的活動。您對自己的觀點從不動搖，並且終生遵循。”

2008年8月3日，俄羅斯文學巨匠索爾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他的夫人說：“他想在夏天死去，他就死在了夏天；他想在家裡死去，他也死在了家裡。”這個流亡一生的批判者，終生持不同政見者，能夠在生命最後的時刻，安寢於自家的床上，或許這是對他一生坎坷的最大寬慰。

明天，8月3日，索爾仁尼琴去世七周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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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宮格奧爾基廳頒發2006年度俄羅斯國家獎，索爾仁尼琴因為身體原因，未親自出席，由妻子代領。就在當天頒獎完畢，普京去索爾仁尼琴家中拜訪，88歲的索爾仁尼琴坐在輪椅上，宛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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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仁尼琴：孤獨的行者

文丨劉婉媛

“你害怕死亡嗎？”

“不，我不再懼怕死亡……年輕的時候我曾經害怕，擔心自己死去後所有的文字創作計劃落空。如今，對我而言，死亡是自然的事情——它不是終結，而是一個人存在的里程碑。”

2007年7月，當德國《明鏡周刊》採訪索爾仁尼琴的時候，88歲的老人吐露了他的生死觀。採訪結束前記者祝他長壽，老人擺擺手，說：“別，別，已經足夠了。”

一年過去，2008年8月3日，俄羅斯文學巨匠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89歲老人在故土家中壽終正寢，死得其所。他幾乎與蘇聯同期涎生，卻比蘇聯長壽——這個他窮極一生批判和詛咒的“專制帝國”，已經在他去世前17年土崩瓦解。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流亡在瑞士蘇黎世。

一語成禍：生命的轉折

當十月革命風暴席捲而過，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的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第二年，索爾仁尼琴在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出生了。他是一個遺腹子——就在他出生前半年，剛剛從一戰戰場走下來的父親，在一次打獵事故中不幸中槍身亡。年輕的寡婦帶着嬰兒移居到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市，靠當打字員的微薄薪水清貧度日。

在布爾什維克紅旗下長大的索爾仁尼琴，並非天生叛逆者。少年索爾仁尼琴與同齡者們一樣是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他在羅斯托夫上了大學，取得數學和物理學學位，畢業前一年娶了一位名叫娜塔麗亞的女子為妻——一切按部就班，生活紮實平淡。

二戰中，索爾仁尼琴懷着報國之心走上戰場，成為了蘇聯紅軍的一名炮兵上尉。1945年2月，當盟軍在歐洲戰場宣布勝利的前幾周，命運之神對索爾仁尼琴做了個決定。

在東普魯士，索爾仁尼琴被蘇聯特務機關逮捕了。關於被捕的原因，史料稱為“對斯大林有忤逆之言”。然而，他具體是如何的忤逆，誰都沒有解釋清楚。根據索爾仁尼琴自己的說法，他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里，言辭中對斯大林有些“不敬”，並稱他為“那個長着鬍子的傢伙”。

對最高領導人的不敬，輕而易舉地將他推入8年的勞改生涯。正是從這一刻開始，索爾仁尼琴第一次接觸到了政治集中營，也就是他後來稱之為“古拉格群島”的地方。

在開始一年多時間裡，索爾仁尼琴輾轉於莫斯科的幾個監獄中，挖土、搬木頭、做苦力，“勞動改造”。直至1947年他被轉移到莫斯科郊外的第16號監獄，境況總算有了些好轉——在這個專門關押知識分子、利用犯人進行科學研究的特殊監獄裡，索爾仁尼琴不再被沉重的體力勞動所折磨，他的數學天分派上了用場。

也正是在16號監獄的3年間，他與生俱來的文學感覺被進一步激發了，而在獄中的憤怒與絕望，讓寫作的靈感與欲望如野草般瘋狂生長。

1994年5月27日，索爾仁尼琴途徑馬拉斯加、馬加丹、伯力，重返俄羅斯。

伊凡的一天：榮辱前半生

因為冒犯了16號監獄的獄長，索爾仁尼琴被轉移到了荒蕪人煙的的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地區。在這裡，索爾仁尼琴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這部小說中，正直善良的木匠伊凡·傑尼索維奇被無辜投入勞動營，一去便是10年。索爾仁尼琴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描寫主人公伊凡在勞動營里一天的故事，展示勞動營的陰森恐怖，揭露蘇聯當局對人權的踐踏和人性的摧殘。

在哈薩克斯坦的勞動營里，任何的寫作都是被禁止的，遑論這樣一部“反動”作品。日後索爾仁尼琴講述，當時他經常在一些小紙片上寫字，用心背下來，然後把紙片銷毀。這部日後為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篇小說，就這樣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寫成。

1953年2月，8年的監禁到了尾聲，而索爾仁尼琴卻沒有真正重獲自由——當局的一紙行政決定將他流放到哈薩克斯坦南部的荒漠地區。不到一個月，傳來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

而索爾仁尼琴依然孤獨地與命運抗爭。他發現自己罹患癌症，而牢獄之災引起的另一個後果，是妻子和他離了婚。此時，他將所有心思寄情於寫作之中，卻對這些作品的發表沒有任何冀望。

流放生活終於走到了頭。索爾仁尼琴接到了當局的通知：他自由了。讓他備感欣慰的是，自己的病情有了好轉，而娜塔麗亞也同意和他復婚。於是，索爾仁尼琴追隨妻子來到了梁贊市定居，除了白天在一所高中任教，他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寫作之中，或者說，他將這些年來自己苦心背誦的言辭句子，一一變為白紙黑字。

1961年，索爾仁尼琴把《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手稿寄給16年前的“獄友”庫佩列夫。幾經輾轉，庫佩列夫將這份手稿交到了《新世界》雜誌的編輯特瓦多夫斯基手中。

當時，赫魯曉夫已經接掌政權，他在蘇共會議上發表秘密講話，痛陳斯大林的罪狀，將其定為歷史罪人。身為蘇共政治局委員的特瓦多夫斯恰好是赫魯曉夫的追隨者，於是，索爾仁尼琴那本控訴斯大林體制的著作，恰逢其時地被呈遞到赫魯曉夫案頭。

就這樣，在赫魯曉夫的親自過問之下，經蘇共政治局開會通過決定，1962年10月，索爾仁尼琴的處女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刊登在了當時蘇聯最負盛名的《新世界》雜誌上。

無論這本書的出版背後掩藏着多麼複雜的政治動機，但僅就該書而言，它揭示真相的勇氣與直白讓蘇聯國內外的讀者深深折服。從此，索爾仁尼琴的名字為人所稱道，人們甚至將他與偉大的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並論。

1994年6月，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與軍人在一起。

古拉格群島：鬥士的漫漫征途

然而，索爾仁尼琴註定永遠無法走上一條坦途。1964年，隨着赫魯曉夫被蘇共廢黜、勃列日涅夫接掌大權，詭異多變的蘇聯政治，風向又變了。

索爾仁尼琴對集權政治不知疲倦、毫不留情的批判，為勃列日涅夫當局所詬病。他先後根據自己在16號特殊監獄的經歷和流放期間治病過程的經歷創作了《第一圈》和《癌症樓》兩篇小說。前者借用《神曲》中地獄之喻，講述了一個特殊監獄囚禁科學家和學者以實施陰謀的故事；後者則用癌症腫瘤，來隱喻蘇聯“無可救藥的、必然滅亡”的體制。這兩篇小說完成後被當局禁止出版，手稿也被沒收。

1967年5月，索爾仁尼琴向蘇聯作家協會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作家們要求當局開放言論自由。在他看來，作家的良心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如同他在《第一圈》中所寫的那樣，“一個偉大的作家，是一個國家的秘密政府。”

“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上設置障礙。為了揭示真相，我已經準備好接受死亡。”在公開信中，索爾仁尼琴無所畏懼地表明自己的決心。

他的公開信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在冷戰東西方的對峙之中，索爾仁尼琴對蘇聯體制的口誅筆伐，無疑得到了西方文學界的聲援。在索爾仁尼琴被蘇聯作家協會以五比一的票數開除出局之後不久，197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他，獲獎評語是：“他的作品充滿道德的力量，籍此，他繼承了俄國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

索爾仁尼琴不敢離開蘇聯前往瑞典領獎，擔心自己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再也沒有機會回到祖國。而諾貝爾獎給蘇聯當局帶來的難堪，使索爾仁尼琴在國內的處境更為艱難。

此時，他的大作《古拉格群島》已經完成。在書中，索爾仁尼琴將蘇聯喻為海洋，而這個海洋上處處皆是監獄和政治集中營的島嶼，這些島嶼構成了蘇聯集權體制中最黑暗的部分——古拉格群島。全書分為“監獄工業”、“永恆的運動”、“勞動消滅營”、“靈魂與鐵絲網”、“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後”七大部，既以“群島居民”的經歷為線索，又穿插了蘇聯勞改制度發展史中的大量資料。

通過朋友的幫助，索爾仁尼琴已經將《古拉格群島》手稿用微縮膠片送往了巴黎的出版商手中，但叮囑他們暫不出版。他的本意，是找機會讓這部作品在自己的祖國率先問世。

但這一心願最終未能實現。在他的打字員上吊自殺後，索爾仁尼琴懷疑當局已經審問了這位打字員而獲知《古拉格群島》的下落。1973年底，在他的允許下，俄文版《古拉格群島》在巴黎橫空出世。

而索爾仁尼琴在蘇聯的日子也走到了盡頭。1974年2月12日，這位被永久剝奪蘇聯國籍的作家，雙手戴着鐐銬，被押送上一架飛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蘇聯民航班機，強行遣送出境。

跨越東西方：永遠叛逆

伴隨着索爾仁尼琴海外流亡的，是妻子娜塔麗亞和三個兒子。然而，這個娜塔麗亞已經不是那個娜塔麗亞——索爾仁尼琴在1968年邂逅這位名字也是娜塔麗亞的女子，兩人同居生下了兩個小孩。而直到1973年，第一任妻子才同意與他離婚。

輾轉西德和瑞士之後，索爾仁尼琴一家來到了美國，隱居在佛蒙州鄉間的卡文迪許鎮。西方給予這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崇高的禮遇和熱情的接待，但索爾仁尼琴冷漠以對。在美國的18年，他幾乎將西方的所有褒獎和評論置若罔聞，拒絕加入美國國籍，閉門謝客，足不出戶。他不關心身邊事，也不在意世界大事，唯獨讓他牽念和費盡思量的，只有一個俄羅斯。他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撰寫《紅輪》之上。這部詳述俄羅斯現代史的作品，從布爾什維克革命說起，洋洋灑灑一共寫了5000頁。

他鮮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但每次出場總有驚人之語，讓所有的西方人——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是敵還是友——都感到難堪。1978年索爾仁尼琴在哈佛大學演講，自始至終將西方罵得酣暢淋漓，“真相多數是讓人不愉快的，幾乎總是逆耳的，而我今天的演講也將是逆耳的……”他如此作了開場白，接着以他慣有的激昂、與批判斯大林如出一轍的尖刻，猛烈批評西方的“怯懦與虛偽”，“過度崇拜個人自由而導致社會和人性的墮落”……

直至今日，西方仍然看不懂這個他們眼中為自由而戰的鬥士，骨子裡是用什麼材料做成的。在他死後的這幾天，西方媒體翻出他當年在哈佛的講話仔細研讀，依然不得要領。而當時，人們開始用異樣的眼光審視這位跨越東西方的持不同政見者。當福特總統計劃會見索爾仁尼琴的時候，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向他進言說：“這個人的政治觀點甚至讓他的擁躉都感到難堪。如果您會見他，不僅會激怒蘇聯，也會在己方引起爭議。”

1970年，瑞典文學院決定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索爾仁尼琴，1974年2月，他被蘇聯遞解出境，他才到斯德哥爾摩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回眸俄羅斯：一個偉人的孤獨背影

1994年5月27日，索爾仁尼琴回到了他魂牽夢縈的祖國俄羅斯。此時，蘇聯已在近三年前解體。就在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下令解除對索爾仁尼琴的叛國指控，並恢復他的國籍。

索爾仁尼琴將回國的第一站定在了西伯利亞的東北部，這裡是他筆下的古拉格群島的中心。接着，75歲高齡的他用兩個月的時間，乘坐汽車貫穿俄羅斯。當他最後在莫斯科西邊一所專門為他安排的房子裡安頓下的時候，老人沉痛地發現，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風暴後，他的祖國已經面目全非。他痛心疾首地指責國家的分裂，社會的無序，官員的腐敗。他抨擊戈爾巴喬夫頭腦簡單政策幼稚，更是猛烈批評當政的葉利欽實行的“不負責任的自由化政策”。直至普京上台之初，他也批評這位新領導人打擊寡頭缺乏手段和效率——他永遠都是這麼不遺餘力地針貶時弊，無論這些聲音在別人聽起來是多麼刺耳。

剛回到俄羅斯的時候，索爾仁尼琴享有如此高的聲望，他的同胞甚至一度希望他成為葉利欽的接班人、俄羅斯總統，但索爾仁尼琴明確表示他對參政沒有興趣。

他仍一如既往地橫眉冷對西方，堅持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俄羅斯，俄羅斯應該走自己的道路。他譴責北約轟炸南聯盟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認為這些事件讓俄羅斯看到了西方“民主騎士”幻像背後的真實意圖。

所有這些，都讓索爾仁尼琴在西方世界中的形象變得越來越模糊。而在他自己的國家，他批評權貴、寡頭以及代表過去勢力的共產黨人——幾乎所有的派別與勢力。而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發現索爾仁尼琴有些不合時宜。他撰寫的長達5000頁的《紅輪》，被許多人認為“既冗長又乏味”。電視台曾經安排一檔訪談節目“會見索爾仁尼琴”，在節目裡，索爾仁尼琴被安排和嘉賓一起討論時事。然而人們看到，電視上的索爾仁尼琴滔滔不絕自說自話，而一旁的嘉賓在他的雄辯聲中東張西望，無所事事。沒多久，這檔節目因為收視率太低而被取消。

在索爾仁尼琴人生最後的幾年裡，他的名字似乎沉寂了。直到2007年，普京總統向他授予國家榮譽獎，他的名字又回到了俄羅斯報紙的頭版頭條。

索爾仁尼琴從普京手中接過了這一國家最高榮譽——他曾經拒絕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頒發的類似獎項。這一事件被一些西方人士解讀為“索爾仁尼琴與一位崇尚集權的領導人合流了”。其實，從索爾仁尼琴對普京的評價中不難看出，他和絕大多數為俄羅斯國士分裂、國力式微痛心疾首的愛國者一樣，認為普京總統是俄羅斯復興的最佳選擇。

在索爾仁尼琴逝後，西方輿論普遍在奉上敬仰之言後加上一句“在晚年，他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事實上，民族主義的血液始終流淌在索爾仁尼琴的血脈之中，貫穿了他的一生。正如哈佛學者、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日前撰文指出的那樣，“索爾仁尼琴是俄羅斯保守傳統中的一員，一個現代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在索爾仁尼琴的一生中，俄羅斯是他唯一的牽念，創作的唯一動力。他的作品題材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國家，或者說，這個國家最有爭議的一段歷史——蘇聯。他所有的激情、勇氣、憤怒和鬥志都是為了了這個國家而生。儘管他的思想贏得了全世界，但他只屬於俄羅斯。

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致辭中，索爾仁尼琴寫道，“我們都會死去，而文學不朽。”無論世界如何對他蓋棺定論，這句話是他留給自己的最真切的表達、最真實的評價。

…

END

來源：《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