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我和江青

“她確實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沒有看錯人”

（取自“戚本禹回憶文革與江青 ”）

初識江青

1950年5月, 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書室工作, 那年我十九歲。

政治秘書室的全稱叫中共中央書記處(由黨的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相當於後來的中央常委會)政治秘書室。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達彰。秘書室主要是為毛主席服務的。毛主席常把它稱為是“我的秘書室”。
師哲當時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譯,建國初,主席要看大量的來自蘇聯的文件,所以師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書室的事,也不常來.江青倒是來,也管事.像反映類和控告類的信件她都看.有時還來參加秘書室的室務會議.凡是她到會的時候,田家英總是請她先講話.田家英跟我們說,江青是我們秘書室的首長.剛開始時,我在會上發言,看到有那麼多大人物在場,難免有些緊張,江青輕聲地對我說,小同志,別着急,慢慢講.我對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 那時我工作證上的職務欄里寫的職務是見習秘書。領導上給我的任務一個是閱讀北京和華北、東北地區的報紙、刊物,把裡面重要的內容做成摘要,呈送給毛主席看。再一個是閱讀處理各地群眾還有民主人士寫給毛主席的信件.我負責處理控告類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級幹部的,那時這類信件並不多,一個月也就一,兩件,但比較重要.反映類的信件是李公綽管的,這類信件比較多,是反映群眾對一些政策的意見的.有時他看不過來,我也幫着看一部分.數量最多的是求決類信件,即要求解決各種個人問題的,如工作,學習,治病,等等.
秘書室呈送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給江青,由江青決定怎麼處理.江青是在菊香書屋前面的一個小四合院裡辦公的.當時秘書室送, 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負責的.有時我也去送過. 後來江青去蘇聯治病療養,呈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來負責處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結
田家英看我喜歡學習,看書,加上我做的報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閱,就叫我協助他一起做<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
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參與其中。而具體的工作則是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在負責。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相關領導審定的編目，印出入選文章的清樣,我們把清樣分送給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審閱修改.然後, 田家英和我就要對經過修改後的清樣作反覆校對。田家英跟我說，清樣雖然印出來了，但有些文章並不是根據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那時還沒有中央檔案館) 那裡找原件作校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保留下來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都是發表在1920年代的《嚮導》等雜誌上的。手稿早已佚失, 那些原版的雜誌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當時用手刻油印出來的本子，那很可能還是當時的中央蘇區或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卻保存有原始的清樣稿。清樣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筆改的字跡，還有許多地方是用鋼筆書寫的。在鋼筆書寫的字跡上, 主席又用毛筆再作了些修改.我回來問田家英, 主席不是很少用鋼筆寫字的麼? 田家英告訴我,那鋼筆字是江青同志寫的.多年後, 我把這事當面向江青提起過。江青跟我說，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對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認真研究的心血結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預見的事情後來都被歷史證實了。這篇文章對整個的抗日戰爭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就是在國民黨那裡產生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全神灌注，竭盡了全力的。那時主席很容易發脾氣，你不能對他有任何干擾，稍微影響了他的思路，他就會罵你。而平時主席是從來不罵人的。為了集中力量寫東西,他連吃飯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麼來，就馬上放下，又去寫了。所以飯菜常常是冷了又熱，熱了又冷。你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後來江青就想了個辦法, 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 放在粥里.讓他把飯菜放在嘴邊就能喝下去。江青說，有時主席還叫她在辦公室門口守着，不讓人進來，一些高級幹部來了都不見，人家還以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裡擋着，說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可能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困難，主席就顯得很煩躁,甚至會全身發熱,冒汗。她就趕緊拿着毛巾給他擦拭。有時寫着寫着,手上也發熱了，她就設法找來些恆溫的涼石頭，讓他放在手上握着，用來降溫。江青說，那時她守在主席邊上根本都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抄寫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點抄寫清楚，她聽說主席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是賀子珍照顧他的。
一個山東的小女子，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在最危急的關頭，來到了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去照顧他，不但照顧的那麼好,還幫助他整理文稿。我作為她的鄉人, 感到非常光榮。
江青還跟我說:”人家老說是主席先喜歡上我的,其實是我自己先主動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聽說, 主席的夫人對主席不好, 後來又離他而去，主席一個人生活沒人照顧。我就想要去照顧他”。她說, 她多次聽過主席做的演講, 看過主席的很多文章, 覺得主席才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 是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時有着強烈的英雄情結。她說她記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節是陽曆1月31日.那天主席來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漁殺家”.阿甲很會演戲,他在舞台上儘量把自己的身體壓得很低,來襯托她.演出結束後,毛主席到後台來看他們,並和他們交談.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談.她說,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說笑的時候,那種魅力是她從來都沒遇到過的.她當時就覺得自己可以為他去獻出一切.甚至為他的一個微笑,一個鼓勵,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職.她當時就覺得,她就是屬於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會是屬於她的.我問她,你怎麼就那麼自信呢.她說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這個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種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這邊來了.她當時就想,自己這一輩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時主席又已經與賀子珍離了婚,她說,這是老天賜給我的機會.這以後,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裡去,一開始,哨兵攔住不讓她進去,她就在門口一直等.哨兵沒有辦法,只好進去報告主席,主席馬上就叫她進去了.江青說她幫助主席把“論持久戰”整理出來以後，就被委任為中央軍委秘書，她說這是她在中央機關的第一個職務，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榮的一個職務。江青說,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記得那天正是黨的生日.那時, 黨內有許多人反對他們的婚姻, 特別是張聞天, 項英兩個反對得最厲害.說主席怎麼和一個戲子結婚. 主席很生氣.就對他們說, 我是學孫中山.到了8月的時候, 賀龍從前線回來, 嚷着要主席請客喝酒.這樣大家才都知道了這件事.
後來毛主席轉戰陝北時,整個九支隊(黨中央機關的代號)就是她一個女同志。她跟我說, 她青年時代崇拜法蘭西的女英雄貞德，她要以她為榜樣, 跟着主席轉戰陝北。她說:”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說, 那時候主席在生活上, 大多是她來照顧的，主席一邊要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 一邊還要牽着胡宗南三十萬大軍到處轉, 以給中原戰場減輕壓力。整天都是行軍,轉移。跑到一個地方只能到老鄉家去吃頓飯。每到一個地方,江青都要自己親自去為主席安排吃的，當時陝北糧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點一點地揉碎,然後煮成粥給主席吃。那時江青的身體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覺得很困難了。但仍然全力照顧主席，她說,我犧牲了,那只是一個小數。而主席則關繫到全國大局。她要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證主席的營養和健康。同時, 她還要協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記錄整理,然後主席在江青記錄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後來到西柏坡, 指揮三大戰役, 主席寫的一些電文也是由主席口述, 江青作記錄的。
從我後來和主席的接觸中,我覺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睞,主要是在中華民族存亡繫於一線的危難時刻，她能千里迢迢從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溝溝延安來參加抗日。不僅江青，還包括和江青一起來延安的電影明星陳波兒,還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認為她們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別喜歡歷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蘭這些人。特別是秋瑾, 主席對她的評價很高, 他專門跟我們說過。他很喜歡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張拿着刀劍的照片,說這張照片透出了鑑湖女俠威風凜凜的氣概。她的死難對滿清皇朝的垮台, 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像趙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偉大的女英雄。在中國幾千年抗擊外來入侵的歷史上, 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塗的, 還不如女人。李清照寫的抗金詩篇：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主席親自抄過好幾遍，還有個寫韓世宗的夫人梁紅玉擊鼓抗金的戲,主席也經常看。可以說, 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結的。
江青從1938年和主席結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間, 我覺得她是對得起主席的.她沒有給主席丟臉. 儘管現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謠言,誹謗,醜化,誣陷都已經是無以復加了。但從江青在法庭上、在監獄裡直到她最後的表現來看，她確實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沒有看錯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幾次交往
雖然平時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見她,但並沒有和她多說話。因為她是主席夫人, 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聽說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斯大林曾送給她一塊綠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圍的蘇聯女士看了都紛紛地效仿, 還給它起了個名字, 叫”江青綠”, 在莫斯科風靡一時。我總覺得,像我這樣小小的見習秘書是不應該去打攪她的。可沒想到，在批閱我送審的信件和文件時，江青已經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我們受到中央辦公廳領導錯誤打擊的時候, 我聽主席身邊的人告訴我, 江青跟主席說，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歲就來到主席身邊了，他們怎麼會反黨！在我處在困難的時候, 她給了我支持，這在我當時的心裡, 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談話,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楊尚昆、田家英他們把我從政治秘書室調去中南海的後樓研究室當研究員。那裡的工作不像在秘書室那樣緊張, 我便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出於我對當時正在熱烈進行着的史學討論的一點個人興趣,沒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寫好後, 我先給田家英看。他看了說可以送給“歷史研究”雜誌去發表。文章送去以後，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裡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了《人民日報》，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當年八月出版的《歷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可我一點也沒有想到, 我的文章發表後, 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周揚在中宣部組織了幾次有史學界很多權威參加的會議,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隨調查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這事。我就寫信給《歷史研究》雜誌的編輯,想了解他們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觀點的,以便參加討論。但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覆。又聽說原來已經準備好的批判我文章的會議也不開了。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 毛主席在關注這場討論, 但具體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後, 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沒有找到我。第三次, 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後他就帶我去了豐澤園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歷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她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去找資料給他看，他還看了很多關於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給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找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着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講給我聽。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江青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並在批示後面寫着“退江青”的字樣。她說, 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
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後來並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我原還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後來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裡看到的原件, 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不用找他們。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歷史也證明, 江青是對的.
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臺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臺，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薑還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讓我留在釣魚臺,參加他們的反修班子。沒想到陳伯達搶先了一步, 他在徵得主席的同意後把我調去了紅旗雜誌社。我去”紅旗”上班後,陳伯達讓我單獨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里辦公,又讓我當歷史組組長(正局級)，可他並沒有給我什麼具體的任務。我猜想, 他調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為了做個姿態給毛主席看的。可我是個閒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 到北京郊區的通縣搞四清運動。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後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裡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 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面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指示，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副部長都親自來了。其實我也沒什麼大病，。開始以為是結核病，後來一查不是，是因為過度勞累，支氣管破裂。出院後我就回到《紅旗》雜誌，一邊休息，一邊看報、讀書。見到歷史學界一些人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歷史, 我就寫了一篇《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文章與他們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