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姜永寧之死

1968年春，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大院裡，一個身材不高、穿着整齊的中年人正在聚精會神地看着一張張大字報。另一個比他稍稍年長的人用濃重的廣東話輕聲地說：“聽說國家體委造反派已經把傅其芳專政了，將來咱們也麻煩。” “不會的，我們早就說清楚了。”

那個看大字報的中年人，是五十年代初中國兵壇的繼往開來者姜永寧；另一個也是名將，叫王錫添。這兩位宿將早年在香港就名聲大震，姜永寧直拍削球，足智多謀，號稱“狐狸精”；王錫添橫拍削球，饒勇善戰，人稱“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錫添的雅號，告發他在香港就是個“大惡霸”，否則何以叫“小霸王”？王錫添己經受了審，又聞傅其芳進了“牛棚”，他預感到他們這批香港歸來的人都不會被放過，便來告訴這位摯友，讓他有所準備，但姜永寧歷來相信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來。 在那個年代，雖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但沒有一個角落不在踐踏着黨的政策。沒過兩天，一張爆炸性的大字報出現在先農壇，醒目的標題是“揪出日本大漢奸姜永寧。”

文革中凡揪則“大”，“大特務”、‘大地主”、“大漢奸”。輪到姜永寧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歡看大字報的姜永寧看見這扎眼的幾個大字，一下子驚呆了。他從來沒有這樣傷心過，他始終把回到大陸作為最值得慶幸的選擇，把加人中國共產黨的一天作為最令他留戀的日子，他怎麼會被視為大漢奸呢？他委屈得想流淚，但又能找誰述說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滾。 姜永寧的童年充滿了屈辱。他父親遺棄了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親來到繼父家，當水工的繼父收入微薄，怎麼可能養活他和哥哥呢？兩兄弟很要強，他們常常背上筐子，到亂糟糟的碼頭，用手扒開垃圾，揀出一粒粒煤渣。撿完一筐煤，小小的身體也象剛從煤堆里拉出來。稍大一點，他又開始給資本家倒尿壺，給日本人擦皮鞋，這大概就是漢奸的由來吧？他實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麼往來了。 讀了大字報的標題，姜永寧的額頭已經冒開了冷汗。他膽子小得出奇，向來都是息事寧人、與世無爭，他到任何地方也沒有對立面，與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見的大好人，但大字報為什麼也不放過他呢？ “姜永寧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漢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來，這一切值得革命群眾深思„„” 那龍飛鳳舞的黑字像竄出紙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陸是為了破壞嗎？那還是1952年，他榮獲了香港單打冠軍。這個冠軍真是來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為別人揀球，後來又充當陪練，那真是從最底層一步一個腳印地熬上來的。同年，中華體總廣東分會邀請他代表廣東參加第一次全國乒乓球賽，他取得了新中國的第一個冠軍。有人給他帶話，賀老總希望他留下來，代表中國隊比賽，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寧當時已是《星島日報》的職員，在球壇的顯赫名聲使他有了一份穩定的職業。但他對比了香港和大陸，他覺得社會主義祖國才是久留之地。至於待遇，他聽說別的教練工資不高，便執意要把從香港保留下的工資降下來，只是體委領導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資。

舉行的23屆世界錦標賽。中國隊遇到的淨是美國、南朝鮮、南越這樣的隊。這不僅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是志氣的較量。在與南朝鮮對壘時，他們向國內轉播現場實況，一口一個“打敗共匪”，姜永寧毫不退縮，用驚人的毅力一扳板地與對方周旋，為得到寶貴的一分，常常要打幾十個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渾身濕透丁，還是咬緊牙關與對方磨，三場重要比賽，他都是獨拿三分，他用無比的艱辛維護了祖國的聲譽，為中國隊首次躋身一級前6名立下了頭等大功。有哪一個對祖國不懷好意的人會如此珍惜國家的榮譽？

姜永寧當晚回到家中。把大字報的事告訴了妻子孫梅英，這位打球向來潑辣兇狠的乒壇女將比丈夫豁達得多，處說：“讓他們寫去，現在的大字報有幾張是真的？”

但姜永寧心裡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觀察着周圍的一切。整人的人對他己經露出了兇殘的目光，一些熟人生怕與他說活受嫌疑，他教過的小隊員也總是充滿疑惑地看待他。這日子多難呀，遭受歧視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聽說了傅其芳自殺的消息，他的處境無法對這事做任何評價，但他無意中在幾位隊員而前說：“傅其芳自殺的時候把繩子勒在耳朵後，那樣死不伸舌頭，樣子也不難看。”莫非這時候他已經在考慮着走傅其芳的路？姜永寧為人善良，悽苦的童年造成他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發任何人。他只是反覆尋思是不是說過錯話，平日的書信中有沒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他覺得應該認真清理一下。 他對孫梅英說：“我準備把往來的書信都燒掉。” 性格倔強的孫梅英說：“有什麼可燒的，不要理他們那一套。” 但姜永寧仍舊位開一個個抽屜，翻箱倒櫃地整理帶有文字的東西。孫梅英看着他那副如臨大敵、優柔寡斷的樣子，既覺得他可憐，更覺得他可愛。丈夫就是這個樣子，幾年前他們在國家隊分別帶一個隊員，本來孫梅英的學生很怕姜永寧的學生，但孫梅英深知丈夫處理事不果斷，便抓住他的弱點布置戰術，結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勝丈夫的徒弟。如今，他又在嘀啥，在他眼裡沒有一封信符合毛擇東思想。這絕不是他偽裝積極，他從心靈深處欽佩覺、信服黨，平日他常按照黨章來對照自己的行動。在家裡也不說一句不利於黨的話。有次收音機正唱山西梆子，孫梅英說：“咱們也聽不懂，關掉它”。 姜永寧說：“沒唱完怎麼能關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語錄。” 還有一次孫梅英正好管了一個品質不好的女隊員，她回家嘮叨：“教這樣的隊員非讓我少活幾年不可？” 姜永寧平靜地坐下來，對孫梅英說：“別生氣，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裡這樣教導咱們，‘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着人民利益的„„’”思想上如此追求進步，如今遇到這麼大事，真成了驚弓之鳥。他一張張地燒，弄得屋內煙熏火燎，孫梅英開門流通一下空氣，哪料到隔牆有眼，“銷贓滅跡的罪狀”又被捅了上去，更大的迫害向池步步緊逼。 5月10日晨，姜永寧離開家，他又憂心忡忡地叮囑妻子：“‘四舊’東西再清理一遍扔掉。” 為了不讓丈夫掛念，孫梅英決心把照片等東西全燒掉。 整理到下午，她的隊員仇寶琴等來看她，關切地說：“我們幫您整理。” 一會兒，林慧卿也來了，她爽直地說：“你給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鍋爐里去。” 孫梅英想，現在什麼事都“無風就是雨”.如果萬一讓人看見，又成了轉移黑材料，還是自己處理吧。為這件事，孫梅英後悔了多少年。

下午五點，北京市體委專案組七、八個人員闖進了姜永寧家，先是大念“什麼人站在反革命立場就是反革命派”的語錄，接着向孫梅英宣布姜永寧已被專政。

孫梅英說：“中央6.6通令不讓抄家。”

專案人員朝她大喊：“不抄革命群眾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們又亂翻一氣，並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專案人員拿到照片欣喜萬分，他們從裡面尋找着立功的機會，有人發現他少年時拍的照片，衣服上有個小小的太陽旗，他們逼迫姜永寧承認是“日術狗特務”。

姜永寧一再心平氣和地解釋：“那時賣的衣服常有太陽旗，我和日本人沒有任何住來。” 幾個彪形大漢乾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寧劈頭蓋臉亂揍。可憐瘦小的姜永寧被打得在地上爬，又下意識地鑽到床底。 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寧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顧不得去擦臉上的血痕。誰見了這位善良人的遭遇，也會禁不住下淚。他曾經如此深沉地摯愛着這裡的一切。 三年前，他從國家隊被調到這裡擔任北京隊總教練時，誰都知道這意味着出國、出名的機會少了，但他心情舒暢地接受了。為了帶好隊，他干搬住到運動隊，每天五點半起床，六點半便來到訓練館，從輔導隊員到打掃衛生，從示範動作到給小孩子當陪練，他都幹得興趣盎然。一天的訓練下來疲憊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隊員回到球檯旁，說：“我再遛你一盤。” 入夜，他又要寫訓練計劃。他知道他不善於辭令，一個十幾分鐘的發言他會寫上三個小時。他沉默寡言，顯得有點冷峻，但他內心卻猶如一團火，觀眾來信向他詢問打球，他有信必復；邊防戰士希望要好球拍，他買到後公公正正地釘在木箱內寄出。這在造反派看來也是罪狀，因為姜永寧是典型的“好人黨”。

5月16日清晨，王錫添看着他腫脹的臉，小聲問他：“他們打你了？”

姜永寧委屈地搖搖頭，他不敢說挨打了。

隊員們去出操了，姜永寧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掃的廁所擦得乾乾淨淨，便獨自走到四樓的一個房間裡。人們回來發現姜永寧失蹤了，便到各個房間去尋找。

他的朋友王錫添看見他站在窗口，以為他要跳樓，便含淚隔着門大喊：“姜永寧，你不要想不開，不要做糊塗事。”

但姜永寧仍然紋絲不動。人們打破玻璃跳了進去，姜永寧吊在窗口，已經斷了氣。那繩子真像他說的是勒在耳後。舌頭沒有吐出來，樣子一點也不難看„„

原載《非正常死亡》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