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14章。

林彪出逃後，毛澤東又開始考慮自己的接班人的問題。

王洪文任黨的副主席

1972年年中，毛澤東調上海造反派首領王洪文 到北京學習。王洪文乘飛機來到北京後，住進釣魚臺9號樓。中央文革辦公室 給他送來《毛澤東選集》四卷，還有馬、恩、列、斯的選集。他耐下性子，開始讀書。他按照中央高層的作息時間生活：每天下午三、四點才起床，起來後看文件；吃過晚飯後，開始出席各種會議；開完會 略事休息後，午夜開始讀書 或者辦公，直到清晨，太陽從窗戶上射進來 才停止工作；吃過早飯，拉上窗簾，然後睡覺。

1973年的5月，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 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政治局工作。8月，中共中央 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中共十大的有關事項。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了中共十大籌備委員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8月24日，中共十大召開。主席台正中坐着毛澤東，一側坐着周恩來，另一側坐着王洪文。大會首先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然後，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主要是刪去了九大黨章中 有關林彪的那段話。31日，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朱德、張春橋、董必武為常委。 

王洪文當上副主席之後，經常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一起。黨內有什麼事兒，他們四個人 總是事先商量，而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的正式會議上 保持意見一致。

1974年6月初，身患膀胱癌 但仍超負荷工作的周恩來 病勢漸重，住進了解放軍第305醫院。周恩來住院期間，毛澤東讓王洪文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

1974年國慶節後，在武漢的毛澤東 讓秘書打電話 告訴在北京的王洪文：主席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將這一意見轉告周恩來、其他政治局委員。於是，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工作（當時周恩來已因膀胱癌住院）。

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剛開始，就與江青等人 就“風慶輪事件”發生了衝突。風慶輪，是一艘萬噸輪船，是上海江南造船廠 自行設計、製造的九艘萬噸輪中的一艘，於1973年完工，經過輕載、重載試航後，於1974年春 遠航歐洲。遠航由上海遠洋分公司執行，並於9月從歐洲順利返回。   國產巨輪遠航成功，在慶賀的同時，有人卻以此作為批判“買船論”（註：指近幾年 向國外購買了幾艘萬噸輪的事）的最強有力的炮彈。1974年1月，江南造船廠出現了一張的大字報，題為《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指責交通部、上海遠洋分公司拜倒在洋人腳下、靠買船過日子。   上海市革委副主任馬天水（註：他是一名被解放的老幹部，但思想比較“左”）看了大字報後，要求上海遠洋分公司革委會 將全文再抄幾張大字報，在本公司的重要地方張貼出來。上海其他船廠 紛紛前往上海遠洋分公司 張貼大字報。一時間，分公司院內 貼滿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報。在這段時間裡，馬天水組織了20多萬人，登上風慶輪參觀；還組織了《歌唱風慶輪》的專場歌詠大會，批判崇洋媚外、賣國主義。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說：“我國近代造船工業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尊孔崇洋與反孔愛國鬥爭的歷史。”1974年春，根據姚文元的指示，金祖敏寫了一份題為《從萬噸機的製造看造船工業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材料，並附信說：“遵照毛主席‘洋為中用’的教導，進口一點技術先進的樣品、樣機，作為借鑑是可以的。而有些可進可不進的設備、原材料，應自力更生，立足於國內。但當前出現一種什麼都信賴進口的傾向值得注意。對於這問題，我覺得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還是推行爬行主義、洋奴哲學，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路線問題。”姚文元批示說：這篇文章“相當深刻地揭露出經濟工作中的路線鬥爭”，並要王洪文、張春橋考慮 是否將這份材料印出來 給政治局的同志看看。之後，這份材料被印發給政治局全體委員。   10月14日，江青 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道：“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國內動態清樣》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後，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像李國堂（註：風慶輪的政委，原是國務院交通部的一名副處長）這樣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產黨員，但是從反映的材料看，他連愛國主義者都不是。這種洋奴思想、爬行思想，不向他鬥爭可以嗎？……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接着批示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見。我已在10月13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將李國堂留上海發動風慶輪職工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然後再搞回交通部批判。”張春橋批示：“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見。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號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李國堂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姚文元批示道：“根本問題是路線問題。李國堂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他仇視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對抗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這份材料在政治局傳閱。周恩來、鄧小平在名字上畫了個圈（註：表示已閱），但未作批示。

10月17日，政治局開會。在會議末尾，江青說：“李國堂是國務院交通部的一個副處長，你們別看他官不大，來頭可大呀。他有後台，我有證據，李國堂的後台就在國務院。”鄧小平鐵青着臉，一言不發。江青又問鄧小平：“小平同志，總理住院後，國務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你不講話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講清楚，國務院為什麼要派李國堂到風慶輪上當政委？”鄧小平說：“我已經圈閱了。”江青說：“圈閱了算什麼態度？你要表態。”鄧小平說：“那我還要調查！還要調查！”江青追問道：“你對批判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鄧小平站了起來，說：“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嘛！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對人嘛！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不能強加於人嘛！這樣政治局怎麼合作？”江青先怔了一下，以前還沒有人敢這樣頂撞她。李先念見氣氛不對，就把鄧小平勸走了。

會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四個人 在釣魚臺商議。江青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對文化大革命從來不表態。風慶輪雖不大，畢竟是中國造的，鄧小平為什麼不表態？”她要王洪文 搶在鄧小平陪外賓 到長沙去見毛澤東之前，先到長沙去 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到達長沙後，對毛澤東說：鄧小平出來工作後，一直對文化大革命不表態；這次在政治局會議上，為風慶輪的事 與江青同志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看來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那一套。毛澤東聽後說：“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小平同志政治性強，會打仗呢！”王洪文還想說幾句，毛澤東揚了揚手，制止王洪文，說：“你回去後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呢。”
王洪文返回北京後，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通報了他見主席的情況。當天晚上，他們四人一起約見王海容、唐聞生（註：她倆經常見毛澤東）。江青說：“10月17日晚政治局會議討論風慶輪問題，鄧小平和我發生爭吵，然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會議開不下去了。國務院的領導同志經常借談工作搞串聯。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全是在養病。小平和總理、葉帥是搞在一起的。”張春橋說：“鄧小平跳出來不是偶然的，這次會議鄧小平與江青同志爭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國內收支和對外貿易中的逆差，都是國務院領導人崇洋媚外造成的。”江青要王海容、唐聞生 把這些情況報告毛澤東。   幾乎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把王海容、唐聞生 找來他住的醫院，說：“風慶輪事件並不是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計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江青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了，小平同志已經忍了很久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兩人 陪外賓飛到長沙時，見了毛澤東。她們向毛澤東匯報了江青、周恩來同她們的談話內容，並表示她倆對江青等人的不滿。毛澤東聽後說：風慶輪問題本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紀登奎已經在辦，江青不應該那樣做。毛澤東又說：你們回去告訴總理，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個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單；他本人建議 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澤東又要她們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面 批東西。

1975年初，四屆人大根據總理周恩來的提名，產生了12位副總理，鄧小平排在第一，後面是張春橋等人。2月1日，周恩來抱病來到人民大會堂，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開門見山，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鄧小平說：“還是總理主持，我協助總理。”周恩來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了，但我還是會爭取每星期和大家見一次面。……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主管外事。在我治病療養期間，代為主持會議和呈批重要文件。”會議還通過了其他副總理的分工：張春橋 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 主管財政貿易，紀登奎 主管幹部調配、勞動工資，華國鋒 主管政法、科學，陳錫聯 主管國防工業、體育，吳桂賢 主管衛生、輕工業，王震 主管交通、供銷，余秋里 主管計劃、工業，谷牧 主管建設、工業，孫健 主管工業生產。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又召集國務院各部委100多位負責人開會。他在會上說：“現在我病了，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讚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小平同志現在是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鄧小平被委以重任後，大刀闊斧地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他的整頓 從軍隊開始。在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他說：軍隊要整頓，所有鬧派性的人（註：指對立的造反派之間的爭鬥中的頭頭）一律調走，一個兵都不留，一個幹部都不留。凡是有軍籍的人，團長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軍區司令員，陷到派性裡面去的，不管有多少，統統調出去。   鄧小平的指示得到了執行。

接着，鄧小平又抓鐵路。他在聽取鐵道部部長萬里的匯報時說：“解決鐵路問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面貌；要起草一份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寫清楚有關方針政策，文件不要長。”他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時寫道：“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能拖延不決，妨礙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   萬里是鄧小平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其他三人是：科學院的胡耀邦、七機部的張愛萍、教育部的周榮鑫。
1975年2月底，全國各省、市、自治區 主管工業的書記 在北京開會。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許多人伸出手來，想跟鄧小平握手。鄧小平擺了擺手，說：“今天不拉手了，現在工業情況還不好。等你們把工業搞上去了再拉手。”鄧小平落座後，把煙點着，說：“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毛主席講，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促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會場靜極了，大家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鄧小平把煙頭摁滅，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繼續說：“目前生產的形勢怎麼樣？農業還比較好一點，但是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儲備糧也不多；農民的收入就那麼一點。工業方面，那就確實值得引起嚴重注意。……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礙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政策。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會主義怎麼能等呢？”   在鄧小平的有力推動下，國民經濟有了起色。

7月初，鄧小平對中央讀書班 第四期學員講話，他說：“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繫，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鄧小平這裡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與毛澤東說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很不一樣。   毛澤東不滿意鄧小平這個提法，他後來說：“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 啊！（註：鄧小平說過：“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毛澤東一般不出席政治局會議；他指定他的侄子毛遠新 擔任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也就是說：他侄子出席政治局會議 並在會後向他報告會議情況；他若有指示 也由他侄子 在政治局會議上轉達。毛遠新幾次對毛澤東說：他“感覺到一股風，比1972年借批“極左”（註：指林彪出逃後，周恩來、葉劍英等人乘機批極左，但很快就因毛澤東說林彪是“極右”而終止）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凶些；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他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把生產搞上去。”毛澤東聽後，讓毛遠新 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開會，把這些意見全部當面講出來。第二天，毛遠新找來這三個人，開會。當毛遠新說到“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時，鄧小平表示不同意這樣說。當毛遠新指責九號文件（註：即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是由鄧小平主持制定的）時，鄧小平說“昨天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怎樣，主席說對。”

11月中，鄧小平給毛澤東寫報告說：“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時，經主席批准，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將在近日召開的十七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毛澤東對此批示道：“暫時仍由鄧小平主持，過一段再說。”幾天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政治局討論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並就此對鄧小平作了批評。毛澤東又建議：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但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註：這是一個歷史典故：有個人住在桃花源，不問世事，他連漢朝都不知道，那就更不知道漢朝之後的魏、晉政權了）。”

於是，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集“打招呼”會議，讓一百三十多名負責人參加，宣讀了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註：這裡提到的“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是這樣的：1975年中，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 寫了兩封信給中央，由鄧小平轉交毛澤東，信中揭發：遲群對毛主席、周總理不滿，公開攻擊中央領導人，假左真右；他與謝靜宜一起，大搞陰謀活動。當時，毛澤東將兩封信都壓了下來，未作任何批示。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鄧小平轉了劉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劉冰的。”）

中央政治局的打招呼會議之後，全國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從1975年底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開會 聽取鄧小平的檢討。但鄧小平仍暫時留在原來的崗位上，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要事務 還是由他具體負責。1976年初，鄧小平致信毛澤東，提請“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毛澤東在聽取 毛遠新轉達政治局會議情況時表示：“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

毛澤東批“四人幫”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他又對與會者說：“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又說到江青及其周圍的人，“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註：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呢。”

11月12日，毛澤東在江青的來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   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期間，江青托人向毛澤東轉達她的意見：讓王洪文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12月23日，他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次日，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975年初，四屆人大結束之後，江青把唐聞生、王海容找來，情緒激動地 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 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她們把她的意見報告主席。毛澤東聽了她們的報告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她們問：“你呢？”毛澤東說：“不在她眼裡。”毛澤東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批評江青等四人，他說：“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統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學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了，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他強調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毛澤東又說：“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條（註：指前面說到的‘三要三不要’），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毛澤東又說：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9月，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毛澤東批準的議題是：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江青卻在大寨大講《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影射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澤東。她要求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毛澤東知道後，憤怒地說：“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