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提防名人和明星
崔健生於1961年8月2日，被譽為“中國搖滾之父”。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剛一露面，引起觀眾大嘩，因為他穿舊式綠軍裝，一隻褲腿塞在襪子中，就象大街上的混混，他唱的是《一無所有》，從此這首歌和他一起，揚名海內外。
崔健生逢其時，又生不逢時。為什麼李揚這樣講？因為崔健將搖滾音樂，普及給中國大陸人，並引領了許多搖滾明星的出現；崔健開演唱會時，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人，瘋狂地前去捧場，不管是上萬的觀眾，還是幾萬的觀眾，都會在台下狂呼亂叫、大喊大笑，還有些青年人抑制不住地痛哭。
要知道，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人呆板、木訥，一般習慣就是鼓掌。有個港台歌星來大陸演唱，她費盡心思把歌唱得很好聽了，但唱完後，台下觀眾們只是鼓掌一會兒。把歌星嚇一跳，因為她在港台演唱，台下都是大呼小叫、瘋狂吶喊，她看到大陸觀眾如此冷靜，不由得詢問大陸同行，“我唱得不好嗎？觀眾們好象沒興趣！”大陸同行向她介紹，熱烈鼓掌就是表示歡迎，大陸觀眾都是這樣的。
所以，崔健一演出，台下青年們就進入瘋癲狀態，這在中國大陸是絕無僅有的。那時觀眾座椅不是塑料的，都是非常結實的木板，做工非常實在，成年壯漢也難以將其損壞；然而只要崔健在台上演唱，台下的小青年們，就爆發出巨大的能量，除了自始至終的狂喊亂叫，滿場的巨響讓你聽不到歌聲，還有就是砸爛座椅；每次演唱會結束，台下一片狼藉，猶如十級台風颳過一般。
20世紀八十年代，基本沒什麼娛樂活動，電影也就是那麼幾部翻來覆去播放，電視機剛剛出現，也沒什麼有質量的節目；至於社會問題，就是無數下鄉青年返回城市，而城市中的大量青年待業，在高壓之下，政府努力維持社會的平衡；改革開放已經有些年了，大量西方思想的入境，導致原有的三觀產生巨大對撞，所有中國大陸人都經歷着痛苦的思想轉變。而崔健的出現，讓城市青年人，有了藉機發泄的機會。
觀看崔健的演唱會，那就是當時大陸城市青年人的一個夢。崔健所到之處，都讓當地青年們騷動不安，地方政府也如臨大敵。所以，明明崔健的演唱會，已經售完門票，但地方政府一聲令下，就取消了演唱會；在公安警察的怒目和暴力下，心不甘情不願的購票青年們，嘴裡嘟嘟囔囔地退票；那時李揚才十幾歲，有個夢想就是能夠觀看崔健唱歌。當時的崔健，是國際上最有名的中國大陸人，西方媒體不斷採訪他，並報道他創造的奇蹟。結果，崔健在大陸被封殺。
當時中國大陸的報紙雜誌不太多，但已經接到命令，嚴禁採訪、報道崔健，更不允許轉載西方對他的報道；電視節目雖然不發達，但當時正是在城市普及電視機的時期，而中國大陸人在電視中，根本看不到崔健的身影和他的歌曲。在西方人眼中，崔健是中國大陸青年的超級偶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談論中國大陸的西方媒體文章中，時不時提及崔健現象。不過李揚說句實話，20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崔健是政府嚴防死守的最重要人物，有關他的消息，基本是社會私下流傳的小道消息，因為不允許媒體報道他。
曾經有些年，李揚為沒能看到崔健演唱而遺憾。2001年時，386和李揚密聊時，才告訴李揚真相和內幕，他在解釋政府為什麼封殺崔健時，講了一些現象，並總結：
“他開演唱會能引起暴動。”
並暗示沒殺掉他，已經相當不容易了。球迷們看了這話，能想象出來，每次本地足球隊迎戰外地足球隊時，球賽一結束，球迷們或因高興或因生氣，成千上萬人就聚集在體育場附近起鬨，甚至打砸搶燒。崔健在當時的演唱會，比這個還厲害。而當時的社會風氣非常保守、呆板、木訥，更經不起崔健的演唱會。
40歲以下的中國大陸人，根本不知道這些，甚至都不熟悉崔健，所以對李揚的話半信半疑，也可以理解他們的懷疑。如果政府不打壓崔健，崔健絕對是能和李小龍、鄧麗君並駕齊驅的華人巨星；真要這樣，香港歌星黃家駒，根本不能和崔健比較了；劉歡是中國大陸歌壇的絕對大哥大，但崔健要是不被打壓的話，劉歡只能當崔健的小兄弟。崔健的隨意表態，都會引起政治風波，這也是政府拼命封殺他的原因，所以那些年，崔健常出現在西方媒體上，而只能出現大陸的小道消息中。
正因為政府打壓崔健，而港澳台則炒作明星，所以成龍逐漸成為娛樂圈大哥大，並進而在大陸得到巨大追捧。政府面對成龍的盛名和影響力，也對成龍進行打壓，但打壓的方式比較隱秘；例如可以引進成龍的電影，可以讓成龍來大陸演出，但限制對成龍的報道，成龍的許多事情，中國大陸媒體根本無法轉載和介紹。2001年的386，在和李揚密聊時，介紹了此事，並講成龍背景複雜，必須要防止他突然出驚人之語，影響大陸的政治生態；386介紹，成龍已經快被神化了，到處都是他的名字和事情，甚至以成龍的名字和模樣，製作出了動畫片到處傳播。當時的李揚還不相信，在2011年左右，李揚才看到關于成龍的動畫片節目，終於徹底相信成龍的威力了。
中國大陸不是不能出巨星，只是政府怕難以控制，所以露頭就打，出一個打一個，這才導致港澳台明星們，因為炒作的盛名，而欺壓大陸演藝圈二、三十年。有些讀者會反駁李揚的話，認為20世紀八十年代，電影明星劉曉慶，紅極一時，風頭奪過許多港澳台明星，而且在各地走穴開演唱會，甚至當地公安機關親自派出大量警察保衛，怎麼沒見到打壓？香港著名大導演李翰祥，拍攝的電影《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兩部電影都是劉曉慶是女主角，而有些香港演員還當配角呢。為什麼？因為劉曉慶背後是286，誰敢招惹劉曉慶啊。
在20世紀八十年代，拍攝的這兩部電影時，香港導演、演員們，得到了極高的片酬，而同是劇中的大陸演員和工作人員，則只能拿幾十元錢，那時大陸演員是拿工資、有單位的國家幹部。這個不平等現象，一直被大陸演員耿耿於懷，這也是港澳台演藝人員，欺壓大陸演藝人員的開始。
更讓拍攝的大陸演員和工作人員，心中憤怒的是，在片場休息時，香港演藝人員們也是有貴賓室，而大陸演藝人員和工作人員，則隨處坐在地上；到了開飯時間，香港導演、演員們不能說吃的是生猛海鮮，但也是大魚大肉，而大陸演員和工作人員吃的是糙飯破菜，這種對港澳台演藝人員的高看、追捧、縱容，打下了大陸演藝人員、工作人員低人一等的規矩，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大陸演藝界才終於揚眉吐氣，和港澳台同行平起平坐了。
劉曉慶也是大陸演員，當然在開飯時吃粗茶淡飯，她背後有286撐腰，終於忍不住爆發，把飯菜一摔，公開要求和香港演藝人員吃一樣的飯菜；別人不知道劉曉慶背後是誰，導演李翰祥心中清楚，知道惹不起，馬上讓劉曉慶的飯菜享受香港同行的待遇。劉曉慶是個粗人，很滿意為自己爭取的待遇，但她沒想到，她引起了大陸同行的不滿。當時的片場到處都是大陸的情報人員，因為這是大陸第一次，和香港同行共同拍攝投資巨大的電影，所以政府不允許出現政治風波。
情報人員知道劉曉慶背後是誰，所以在催眠調查大陸演員和工作人員後，曾啟發劉曉慶，她這樣為自己爭取了高福利待遇，而其他大陸同行卻仍然低香港同行一等，大陸同行會不滿她的言行。這個啟發，是在劉曉慶清醒狀態下，還是在劉曉慶催眠狀態下，李揚就不清楚了，讀者們可以詢問劉曉慶。反正第二天，劉曉慶和香港同行一起大魚大肉時，劉曉慶又摔了飯菜，一指大陸同行們：
“我要求他們也和我吃得一樣！”
1994年，李揚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成為一名大連公安警察後，一次大家在一起閒扯聊天，談到了辛福強；有個老警察介紹，辛福強的妹妹，嫁給了一個大連的警察，這個警察工作吊兒郎當，一點上進心沒有，反正不犯大錯誤，單位領導也沒法開除他。當時的辛福強，雖然去世幾年了，但仍然是個響噹噹的大人物；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誰是辛福強，就是大連人，也對這個名字很陌生了。
辛福強（1965.1.7.～1985.3.11.） 出生於大連市。中學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先後三次放棄到全民所有制單位工作的機會，自謀職業，當走街串巷鑲玻璃的個體戶。辛福強幹上這行愛上這行，不僅技術高超，而且助人為樂，做了無數好事。
1982年，辛福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連續四年被評為大連市勞動模範，並被選為甘井子區個體勞動者協會副會長，大連市青聯常委；1983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個體勞動者；1984年被評為遼寧省勞動模範，並當選為大連市人大代表。同年12月，被批准為中共預備黨員。1985年，好象是因為癌症去世。
辛福強去世後，中共甘井子區委號召全區黨團員向他學習。《大連日報》多次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跡。1985年7月，團中央做出決定，號召全國廣大青年向辛福強學習。團中央在1985年8、9月份，組織了個體勞動青年辛福強事跡報告團在北京、鄭州、武漢、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巡迴報告。共青團中央、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做出《關於在全國青年個體勞動者中開展向辛福強同志學習的決定》。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延東撰文，稱讚辛福強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務實的職業理想，高尚的道德理想”。後來，上海電視台和大連電視台，還拍攝了反映辛福強生前事跡的電視報道劇。
2001年時，李揚和領導們網阱聊天時，才知道辛福強的真正死因。原來，辛福強心中一直不服氣，他想聯合全國失業青年，對抗政府，索要工作的權利。辛福強沒說出這個想法，但他一直在努力為此打基礎，希望有一天可以實現目標。誰想到這世上還有情報組織，誰也想不到情報組織用催眠術工作。辛福強被情報組織催眠調查後，感覺他要給政府添堵，所以在催眠他後，給他服用了致命毒藥。死去的人可以隨便宣傳成英雄，但活着的人一旦被宣傳成英雄，就容易因英雄亂講話、亂做事，出現政治風波，所以英雄一般是死亡的，或者正在走向死亡的。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2015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