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回憶革命（ZT)

薄一波在他晚年回憶說：“那時我母親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

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於是向深溝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着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薄熙來的奶奶為什麼每天晚上會在延安窯洞裡聽見了鬼哭狼嚎呢？閒來無事經常翻翻我黨一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比如薄一波的《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師哲的《我的一生》、曾志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李銳的《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徐向前的《歷史的回顧》和伍修權的《回憶與懷念》等。特別是讀到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延安整風的回憶，真如熱風吹面，冷水澆背，不寒而慄，掩卷長嘆。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中寫到他親眼見到的延安整風搶救的慘狀，他說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來不時湧上心頭。

這件難忘的往事正是薄熙來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窯洞裡聽見的鬼哭狼嚎。薄一波當年曾被編入中央黨校一部擔任第一支部幹事，薄一波的回憶雖未具體指明這關押上百人的深溝屬於哪個機關管理，但他明確記述了在中央黨校也有關押幹部的窯洞。

薄一波偶然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窯洞裡，也關押着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150名幹部，其中有建國後任鐵道部第一副部長的武競天和宋維錚等人。

看了這些人的回憶錄，你就會感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真的是久經考驗，艱苦卓絕。怪不得吳法憲把回憶錄取名為《歲月艱難》，而曾志更是個奇女子，竟然把她的回憶錄準確地命名為《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在她看來，要在我黨革命隊伍中存活下來太艱難了，能活下來真的是倖存者。

曾志（1911.4.4 － 1998.6.21）

曾志的回憶最詳細，也最生動，但看了也叫人心驚肉跳，欲哭無淚。

她在回憶錄說：當時在中央黨校一部，我與葉群等人一間平房。那時她和林彪結婚不久，但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在另一支部接受審查，小組同志找她提問時，她又哭又鬧，回到房間也總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亂七八糟，吃飯的搪瓷缸和筷匙，從來未見洗過。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臉盆里拉了尿，弄得屋裡屋外臭烘烘，我問起，她倒承認得很乾脆。

沒想到林副統帥的夫人，這個嬌滴滴的福州富家小姐，國民黨少將葉琦的愛女，在延安整風時居然被整得沒個人樣，有此等悲慘的經歷。

曾志在回憶錄又說，如果有人頑固，比如我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加壓。

照曾志的看法，“臨時支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裡，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

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着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他們認定我屬於頑固不化分子。小組便集中火力對我實行逼供，仍無進展，又擴大為全支部都來逼供，還是車輪戰，白天黑夜不讓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兩三點，有時則要通宵。

所提問題都是事先作過分析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們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腦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樣推來推去，甚至揪頭髮踢腿。

比較有創意的辦法是把板凳翻過來，逼我坐在一條凳腳上。對我的車輪戰整整進行了兩個星期，他們認為我是死頑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邊。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紅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難怪薄熙來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窯洞裡會聽見的鬼哭狼嚎。

曾志在回憶錄又說起葉帥的前妻危拱之在延安整風時的遭遇。

危拱之是大革命時期的留蘇學生，長征女幹部，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她聽了報告，感到黨組織對她的共產黨員身份都懷疑了，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裡，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幸好窯洞外有人站崗，聽到異響後發現了，才抬到醫院搶救了過來，但已七竅流血，滿面污血，枕頭床單也紅了一大片。

危拱之從此有些自暴自棄，精神也有點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着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捨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窯洞的男同志很尷尬。對批評她也滿不在乎，說什麼：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曾志在回憶錄中說的一個關於延安麵條的故事。

河南地委幹部小苗開始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但同志們夜以繼日地輪番攻心，不讓他睡覺，逼他坦白交代：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給他煮麵條，加以鼓勵。這種恩威並施的車輪戰術整得小苗暈頭轉向了，他開始胡說，卻又不能自圓其說，一追問便矛盾百出。

這樣搞了一個多月，直到他承認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國民黨ＣＣ特務組織，才認為差不多了，對他的審查方告一段落。

承認自己是特務後，小苗成了“解放戰士”，十分積極地參加對他人的審查，加倍發狠地整別人，希望立功贖罪。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別人，組織上想挖多少特務就可以挖多少特務。這時的麵條是有相當誘惑力的獎品。

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治安科，整風前收留了一個延安本地孤兒在治安科打雜，大家把這個一天到晚臉都洗不清的孩子叫做黑娃。審幹時黑娃也成了特務。問其原因，黑娃說：我饞麵條，人家說誰坦白說是特務，就給誰一碗麵條吃。

曾志這個延安麵條的回憶不是孤證，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在《我的一生》也回憶說在延安整風時“有的年輕人就為了能飽飽地吃上一頓麵條，承認自己是特務。面是吃了，卻終身成了‘運動員’，往後的每次運動，都要提出來‘回回鍋’，屈辱一輩子。”

這就是當時黨的寬大政策：不招供，就要受各種虐待和酷刑，一旦坦白了，立即給自由，吃好的，騎大馬，戴紅花，上主席台，榮耀萬分，倒成了特務光榮了。有的年輕人就為能飽飽地吃上一頓麵條，承認自己是特務。

師哲還回憶說：他到參觀一所醫院，看見一個大槽，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30余歲的男屍。醫院護士長告訴他：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回答：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師哲還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李銳在《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是這樣回憶延安整風的：在邊區保安處，專設特字號監房，收押頑固分子。整人的手段是餓飯，每人每餐只給半碗飯，有的人曾餓過一個多月。

關於延安整風，伍修權在《回憶與懷念》中透露：當時中央軍委一局的協理員張熾昌因為曾經在國統區做過兵運工作，也被關押起來，負責審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給他吃的飯里加了鹽，又不給水喝。張熾昌被迫上吊自殺，幸虧被人發現，才得以生還。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詳細地描述了抗大搶救的場景：此後兩個月的時間裡，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塗。名堂多的很，什麼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應有盡有。

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等真是駭人聽聞。

曾志回憶說整風過後，組織上考察了我在審幹中的表現，認為我態度誠懇，實事求是，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

於是，這些經歷了這場血雨腥風，成為沒有任何溫情人性的革命倖存者，1949年後，就用延安整風開創的群眾整群眾的運動方式去塑造新中國，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並把群眾運動的這種可怕破壞力，從黨內一直擴大到全社會。

這些看了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的回憶，可都是薄一波、曾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撰寫的個人回憶錄，是本人親身經歷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是極高的。

而且許多細節的回憶都是相似的，有的簡直是一模一樣，並不是孤證的。 這些個人回憶錄使枯燥的歷史生動起來，也使每個生命豐富起來，有血有淚，有情有恨。這些個人回憶錄中，曾志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是最值得細讀的，也是我最認真閱讀的一本回憶錄。

這裡面有一個原因，讓我畢生難忘。

1978年底，曾志和陶鑄生的女兒陶斯亮，寫了《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封信對當時社會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那時我正在上大一，我們幾個同學是通過收音機聽到的，信中表達的那種女兒對父親和父親對女兒的親情無不閃爍着人性的光輝，當時我們淚流滿面，不能自已。陶斯亮的信當時不知讓多少善良的中國人為她流了多少淚水。

而作為母親的曾志，這位漂亮迷人的湘妹子，寫下《就義詩》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的遺孀，陶鑄的妻子，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她在書中的前言是這樣寫的：

我始終將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較輕、較淡。只要為了黨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捨棄一切，包括生命。

在黨性與人性的二難選擇中，她選擇了黨性。

她不但這樣寫了，也這樣做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協民先後為革命犧牲，3個小孩或忍痛送人或為籌集黨的活動經費而被迫賣掉。這就是曾志和陶斯亮，這就是母女倆，對此，我們無語。

我們今天能看到那麼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回憶錄，能知道那麼多歷史真相和細節，用我黨的話來說，是來之不易的。

1949年後出版的許多回憶錄，如《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等，都是按照延安後期制定的標準和劃定的範圍，突出偉大領袖的正確領導、強調革命成功的不易來寫的。

歷史屬於黨，屬於偉大領袖的。倖存的革命者除了頌揚領袖或檢討自己過去的錯誤之外，是不能談論自己的革命史，更談不上寫自傳。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作者高華回憶說： 1967年初，他看到一張特大喜訊的大字報寫着葉帥的講話，他說我們偉大領袖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當時我也聽到這個喜訊傳達。 --讀者）

看到這張大字報，他頭腦轟地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

偉大領袖不可能活到150歲，因為這是違反科學常識的。如果他活到今天，薄一波、曾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撰寫的個人回憶錄，我們就無從看到了。

一個體制如果不能善待一個人，就不能善待所有人，一個體制如果不能保護一個人，就不能保護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