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東兵：《政壇秘聞錄》(５)“如果說我上了林彪的賊船，那是我自願上的”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1915年8月－2004年10月17日）

這些人都當過高官或者高官的秘書。在訪談中,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披露了當年政壇台前幕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書努力挖掘歷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二十餘年的重大事件。本書是作者採訪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中國政壇風雲一時的政要的談話匯編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如果說我上了林彪的賊船，那是我自願上的”——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吳法憲

我見到吳法憲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雜誌，聽到我的來訪並不感到意外，他對我說：“我看到你寫的一些作品，基本上還是實事求是的，沒有那種無聊的謾罵和醜化。我對那些無聊的謾罵感到很氣憤，都是人嘛，幹什麼要那麼不講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麼事情都是壞的一樣。這不好，很不好！娘賣B的，老子要是不倒，誰敢小瞧我是草包？這個外號過去沒有人說過，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樣板戲《沙家浜》後，說我象那個胡傳魁，落了個這樣的稱號。”

在我所接觸的採訪對象里，凡是這些政治上遭了難的人，都會對我發出這種世態炎涼的感嘆。我不知道他們在位的時候是否也是這樣對待他們的反對派，反正他們現在都把這一切歸罪於中國政治鬥爭的不人道了。吳法憲說：“還是毛主席講得好，應該給犯錯誤的同志一個出路，不要不准別人革命嘛。現在還不是等於要把我們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個交談中，吳法憲不停地背誦毛澤東的語錄。他對毛澤東的話應該是記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沒有正經地派上用場。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場設國家主席的風浪中站在毛澤東一邊，也許他至今會像李德生等人那樣平安地度過自己的晚年。他對我說：“人嘛，很難估計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後諸葛亮。我在1967年的時候，曾經叫人給我偷偷地算過一卦，他對我說：[你的官運還沒有到頭，還要升！你這一輩子的紅運是因為有了一個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終身封侯進爵。]我特別問到我今後有難沒有了，他說：[不會有大難的，小的坎子有一點，不要緊。]他媽的，幾乎丟了腦袋還不要緊嗎？我現在是不那麼相信命了。不過有時候也算一算，用撲克牌玩一玩，也有靈的時候。”

我問他：“你跟林彪走到這一步，後悔不後悔？”

他說：“沒有什麼後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願，沒有人強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而已。在那個年代，不跟這個也得跟那個，跟哪個也免不了栽跟頭。中國的政治鬥爭，沒有法律的保證，完全是人治，誰勝利了誰說了算。勝者王侯敗者賊嘛，這一點今後可能要好一點。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見我的時候，曾經對我說：[跟着我們走將來可別後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革命就是要有殺身成仁的思想考慮。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葉群說：上戰場想一想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你們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戰過來的，都要有這樣的考慮。我可是不喜歡那類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我當時就對他說：[請林副主席放心，我吳法憲永遠忠於林總的，這一輩子我跟定了，認準了，粉身碎骨志不移。]這話都是當時流行的話。想一想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後，多少當初發誓睹咒忠於林彪的人都把他罵了個一塌糊塗。過去說樹倒猢猻散，現在看來果然如此。”

我見吳法憲的時候，他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但是他的腦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豐縣的窮苦農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也就是說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時，他當任紅一軍團二師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343旅團政治處副主任，團政委，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他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副政委，第四野戰軍第39軍政委，第14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逝世後，林彪在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建議：“政委吳法憲對空軍的工作比較熟悉，多年來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績很大，他是一個既懂政治又精通軍事的空軍幹部，由他擔任司令員我放心。”毛澤東點頭後，林彪又對吳法憲說：“空軍司令員的位置，我已經說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圖爭奪這個位置，把它當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經同意了我的意見，由你改任空軍司令。”吳法憲激動地說：“我永遠也忘記不了林總對我的培養，我要世世代代地忠於林總，不管林總什麼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獻出我的生命。”後來，林彪對江青和毛澤東提到這事的時候，曾經這樣說：“吳法憲擔任了空軍司令員的時候，激動地對我說：[我要永遠忠於林總，感謝林總對我的培養，我對他說：應該感謝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養你，你要永遠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吳法憲這個人，戰爭年代是個干將，在和平年代的路線鬥爭中也是一個干將，他會很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吳法憲在提到這一點的時候，這樣對我說：“我很清楚，決定空軍司令員這樣的事情，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沒有林彪提議我來擔任，毛主席聽了別的老帥的意見，別人也會擔任這個職務的。在我們的軍隊裡，你說人和人的差別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別人強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務，我當然要感謝林彪了。我是對林彪說過許多效忠的話，這個我始終都承認。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離審查以後，李德生代表專案組來審問我的時候，我也這樣表示：[ 現在我沒有別的可解釋的，我承認我對林彪效忠過，我感謝過林彪。只要不給我定我參與了謀殺毛主席的活動，你們說我什麼我都承認，因為我的確對林彪崇拜得很，你們就是說我是林彪的一條狗我也承認。我從參軍就在林彪的指揮下打仗，幾十年來他是我的首長，不聽他的話沒有道理嘛。] ”說到這裡，他沖我笑了笑，眼睛擠成一條縫，說：“我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和他們說這個幹什麼？又不能減輕我的一點責任。當時他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一直向我解釋政策，說只要如實坦白，一定可以從輕處理，還可以重新擔任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但是，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我當時的態度也很好，他們說什麼我都承認什麼，但是不但沒有從輕處理，最後反而把我送進監獄裡去了。唉，這個政治鬥爭呀，實在可怕！簡直比和國民黨鬥爭還要可怕！那個鬥爭可以預防，黨內的政治鬥爭怎麼預防呀？防不勝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會變成反革命，說錯一句話，也會招致殺身大禍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問道：“你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最初聽到陳伯達垮台的消息後，你是什麼樣的感覺？”

吳法憲拍着大腿說：“簡直是驚呆了！我至今記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澤東8月31日寫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的文章時的情景。當時我在林彪那裡談話，葉群神色嚴峻地對我說：[胖司令，先給你打個預防針，廬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級，你要沉住氣，不要驚慌失措，沒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講究點方式。來，先讓你看看這篇東西。]我接過來一看，腦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沒想到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簡直和劉少奇、彭德懷一樣了。我現在都可以把《我的一點意見》背下來。”說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着繼續說：“我剛看完，葉群就要收回，我說：[你讓我馬上抄一份，回去講話好有個標準。]她說：[不要抄了，馬上就要發給所有與會者，你們很快就要好好地討論了，101擔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讓我給你打個招呼。]我看了毛澤東的文章，我就很有點想不通，既然陳伯達早就和彭德懷、劉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為什麼還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麼重用他？為什麼還要選他為黨的政治局常委？你讓我們怎樣抵制他？你不發話誰敢抵制？”

他看到我在記錄他的話，馬上補充道：“你最好能夠公開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我看到現在發表的一些文章，提到這篇文獻時，斷章取義，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都平反了。我請求你要公開原文，讓廣大的人們都知道，曾經在中國的歷史上公開站到彭德懷和劉少奇一邊，同樣是反革命的。”

接着他再次背誦了一遍毛澤東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我回來根據原文件對照，竟然一字不差：“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領袖，這裡列寧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70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 杞人無事憂天傾 ] ，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當。”

吳法憲說：“現在，人們引用毛主席的話，就把毛主席批評陳伯達跟彭德懷和劉少奇、鄧小平的那段話刪去了，嚴重地違反歷史的事實，比如一些人在回憶錄里就是這樣干的。這些人從來都是按照風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態度，把歷史的事實根據風向任意地進行捏弄，我真不知道這樣的人究竟是什麼的角色。中國的好多事情都是讓這些風向標式的人物給弄壞的，他們鄙棄我，我還鄙棄他們呢。”

在我的一再勸說下，吳法憲冷靜下來了。他開始按照我的提問，認真地回憶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在廬山公布之後，九屆二中全會上立刻出現了緊張的氣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的召集人開會，毛主席在會上講話，他點着陳伯達說：[你這個人呀，叫我怎麼說你哪！一貫地製造是非，一貫地投機取巧，一貫地見風使舵，你翻開你的歷史你究竟幹了些什麼？你想利用別人之手把春橋打倒，你眼睛裡究竟盯着什麼人？你說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說你是天才！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實則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裡容不下比你強的同志，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檢查，我看你就完全墮落下去了。]同時，毛主席在會上對林彪說：[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這些人開會，讓他們爭取主動，好好地檢查自己的錯誤。不然的話，我們這個會就開不好，就開不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取得更大成績的會。]我當時看得出來，除了毛主席講話外，周恩來、康生他們都是照本宣科，並沒有任何的發揮。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們開會，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評精神指責我們，最可笑的就是汪東興。林彪一講完話，他就發言大罵陳伯達，他說：[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發言後給攪亂的，我完全是上了陳伯達的當。] 林彪馬上反問：[你發言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隊和中央警衛局講話，是誰讓你講的？誰給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誰給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麼搞，反過來又要嫁禍於人。這也是不行的，我們要實事求是，是陳伯達的問題就說陳伯達，是自己的問題就說自己！]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們開會，沒有通知汪東興。林彪在會上對我們說：[你們看到了吧？有些人開始推卸責任了，把自己的問題往別人身上推，好像別人是一個三歲的吃屎的傢伙，汪東興就是這樣的人。我們誰也沒有給他布置，陳伯達從來就看不起他，背後稱他是宦官老二。他是專門在我和主席面前進行投機的人，曾經給我提供了許多的消息，我都沒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這個人了。現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來，就是要讓你們檢查。一開了這個頭，後面的尾巴都要露出來。當初批評劉少奇的時候也是這樣。劉少奇開始檢查後，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始了我們的緊張生活。”

我問：“你感覺到林彪和葉群他們要準備謀殺毛澤東了嗎？”

吳法憲連連搖頭：“我沒有想到林彪會謀殺毛主席，但我感覺到了他的不滿。那時，他並不輕易地接見我們，出頭露面的總是葉群。至於林立果他們組織小艦隊的活動，我也並不知情。但是事後我感覺到了他們的活動異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完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我說：[吳法憲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檢查，還是不滿意的呀，你的好多問題並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希望你能夠在四屆人大會議之前把你所參加的陰謀活動都講出來，這樣好給大家有個結論。能否過關，就看你們的了。]我聽了很緊張，會議期間就和邱會作商量要去林彪家裡，邱會作說：[現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夠救我們了，只要他下了決心，我看一切問題都會好辦的。]當天晚上，我們倆一起從人民大會堂直接到了林彪家，葉群出來接待我們，和我們商量事情。我說：[看來這次四屆人大的關不好過了，檢查已經寫了再也沒法子寫了。江青這個人幾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開會，給他們布置如何對付我們，四屆人大會議又要往下追問題，怎麼答覆？]邱會作說：[就是死我們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給端出來，我們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葉群也是沒有什麼好主意。她聽了也只是說：[四屆人大會議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麼容易過關的。事情無法預料，那麼多代表，你們不端101，別人要端，如果追問下去你們怎麼辦？]我說：[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葉群這時才神秘兮兮地對我們說：[辦法總是有的，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干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腦袋掉了不過是塊碗大的疤。]邱會作說：[要死也只能是我們死，不能讓林副主席受損失。]葉群說：[不只是保林總的問題，林總和你們怎麼能分開呢？黃永勝、李作鵬、胖司令和你邱總長都要保。你們靠林總，林總靠你們，就是這麼幾個老戰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傷了。]我們談完話，臨走的時候進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着我們的手說：[你們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沒用。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車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壞也壞不到哪裡去。他們敢把我們怎麼樣呢？]這話對我們的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說：“關於這一天的情況，你在1971年9月24號被捕之後寫的交代和後來的情況說法大不一樣，現在你可以如實地給我講講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吳法憲說：“我剛才講的基本上都是事實。把我抓起來以後，我就採取了和他們裝糊塗、戲弄他們的辦法，他們問我的情況，凡是我一個人和林彪、林立果參與的事情，我是統統不講，凡是現在活着的人他們要問我，我開始總要實事求是，他們再給我施加壓力我就給他們胡說八道，看他們怎樣落實。那些人都是吃了飯專門幹這種整人的事情的，給他們胡說八道，也讓他們動動腦筋。我就是抱着這種幸災樂禍的心情，捉弄他們的心情，來和他們捉迷藏。時間反正有。我是一個從戰爭的槍林彈雨里衝殺過來的人，我怕死嗎？但是到了共產黨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給抓了，我能給他們來硬的嗎？我裝作怕死，就是不想讓他們注意我，我其實肚子至今還裝着許多絕密的材料。”說到這裡時，吳法憲的眼睛幾乎變成了一條縫。“我將來在我的回憶錄里才要說明這些內容。”

於是，我從1967年5月13日他們鎮壓沖派問起來，吳法憲顯得很坦然地說：“你說的是1967年5月13日，為隆重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25周年，三軍部分文藝、體育界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聯合演出，這個演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熱情地歌頌毛主席，歌頌工農兵和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蕭華和保劉志堅的那一派硬是不讓演出，他們揚言如果要演出就要衝進來搞打砸搶。林彪和我、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支持演出的這一派的，就叫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見了演員們，說：[我堅決支持你們的演出！]這一點，以蕭華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為了自己過關，竟然煽動三軍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社會上不明真相的人對演出進行衝擊，破壞了演出，製造了流血事件。這下，林彪派出葉取保去看望，周總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於是，他們的演出繼續進行。6月，林彪親自看了演出。這次演出，導致了蕭華的徹底垮台。這件事情，說起來也很複雜。早在1967年1月劉志堅被揪出來後，總政機關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頭對準了蕭華。蕭華組織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時破壞對劉志堅的批判。當時中央的矛頭是集中對準楊勇和廖漢生的，蕭華就利用這個機會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組織打成 [反革命]，說成是保守派。這次演出中央才下決心把他給揪了出來。當然，我知道，我們被打倒以後，蕭華和那些人統統都平反了，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政治鬥爭翻烙餅，翻過來，再翻過去。唉，沒有一點點意思。”

我問：“你從空軍司令到參與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對你來說感到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吳法憲想了想，回答：“現在反過來想，中國的政治鬥爭太複雜，太殘酷。毛主席的決策變化得太快，簡直是令人頭暈目眩。比如對關鋒、王力、戚本禹這些人所採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動。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發出：[革命的學生要聯合，要團結，共同打倒反革命組織《五一六》兵團，搞大批判。]究竟什麼是五一六呢？我們當時並搞不清楚。當然後來清楚了。8月11日，陳伯達也在會議上說：[還有個五一六，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要把他打倒。裡面的群眾不一定要抓。]8月27日，康生也在會議上說：[現在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修正主義間諜。有的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有的以極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謠，企圖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開，和毛主席分開。這是敵情。北京五一六這個反革命組織，準備不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你們要特別警惕，同志們要有敵情觀念。]當時我就問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發生重大路線鬥爭了？] 康生神秘地點點頭：[也可以這麼說吧。]我問：[是要把誰揪出來，你給我露點風，我也有個準備。]他說：[你去問林副主席吧，他知道。]我馬上回來給葉群打電話，告訴這些話，她對我說：[詳細情況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幾個人保不住了。]連葉群也不是那麼清楚的，可見問題是多麼的複雜。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前夕，我們才知道是關鋒和王力出了問題了。臨上會的時候，連他們也不是那麼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關鋒和王力抓起來後，陳伯達才在接見紅衛兵的時候這樣講：[你們不要上當。沒有壞人挑撥離間，你們不會上當。我們說過有黑手，有敵人。你們年輕，在這樣嚴肅的階級鬥爭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樣的人，有從極左方面和極右方面打亂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同學們、工人同志們，要注意保護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其實，陳伯達也不過是事後諸葛亮，他也沒有想到要把關鋒這些人那麼快就抓起來，康生更是沒有想到。就在剛剛召開的解決山西問題的7月會議上，康生還在保護關鋒嘛，當時我聽得很清楚嘛。他們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會議上說：[五一六兵團出現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兩個目的，從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當，他們實際上是想整個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們到處貼標語，打倒周總理，有的人不自覺地上當，幫了反革命組織的忙。這樣一小撮壞頭頭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起來。專政機關和廣大群眾結合起來。]這個，他以前怎麼不講？實際上，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係，和《紅旗》雜誌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麼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有的人連什麼是革命都談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國呀，難呀！”他聽見我要看看關於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從哪裡找來了當年的一份材料，給我看。他接着說：“我也是為了回憶過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點東西，將來好寫回憶錄什麼的。你可以看看，或許對你有所幫助。”

因為一讀時間裡，陳伯達也被說成是五一六組織的後台，於是我就把吳法憲提供的這份材料仔細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條罪狀是：“挑撥中央文革與周總理的關係，妄圖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事實是他們散布的幾條言論：

“周總理與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則的分歧。”

“周總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很不理解的，總理對中央文革不滿，和中央文革有矛盾。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

吳法憲指着這些材料笑了笑說：“你看這是不是事實？我認為是事實。但是當時毛主席為了用總理，就是要保他。所以這些學生們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說的是事實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過鎮壓你來調睜中央文革小組和總理的關係嘛。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條罪狀是：“破壞、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這裡也有幾條代表言論：

“一年來的軍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以兩條路線為綱，早以把三軍革與保的陣線分明了。為什麼竟有人出自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能，利用他們尚存的權力，抓住革命小將在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軍內小將在 [五一三 ] 問題上表現的幼稚，大耍手腕，兩面三刀，在全軍內部勾結一些人，扶植和操縱已垮台的保守勢力，大搞反攻倒算，打擊革命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全軍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回憶着 [五一三 ] 以後風雲突變的日夜血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千思萬慮嗎？聯想到當前軍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我們應該不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個人物在黑暗角落裡指揮軍內大大小小走卒，妄圖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顛倒過來？親愛的戰友，如此顛倒的歷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允許再顛倒下去嗎？不能！萬萬不能！扭轉了的乾坤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的面貌！”

吳法憲指着這條得意地說：“這就是我所說的那個蕭華所支持的軍內那一派們幹的。當時，他們和五一六勾結，發表了《十九個為什麼》的文章，到處散發，康生說：[ 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現在這些人肯定翻過來了！”

五一六的第三罪狀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家周總理，明目張胆地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脫罪責。”

代表言論是：一、“我們認為，堅定地認為，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根子，是60年代的武訓。”

二、“我們決心同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周恩來決一死戰。”

三、“周恩來步彭真的後塵，炮製了一個沒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綱，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論根據。”

四、“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中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台了！周恩來就成為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成為反動勢力向革命勢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陰謀，進行反撲的總指揮，他是隱蔽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資產階級司令部中的實力派。他慣於玩弄兩手法，陽奉陰違，是中國的又一個赫魯曉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周恩來的存在與否，關繫到無產階級的勝敗，關繫到未來世界究竟屬於誰，關繫到無產階級的大旗能否打到底，關繫到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吳法憲對我說：“這些內容，才是本來意義上的五一六組織的罪狀。這就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這些人貼的大字報和散發的傳單的內容。我們所要打倒的就是他們。槍斃張建旗的時候，依據的就是這些東西，當然還有後來他們的一些罪狀。中央討論對付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我是第一個站出來，主張殺掉他們。這說明我是擁護總理的呀。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人，只要是反對我們黨的領導人的，我統統都要反對。這是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嘛，你說對不對？”

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只好對他笑了笑，沒有說話。

吳法憲講到這些，有點滔滔不絕了：“我們後來討論關鋒、王力這些人的問題時，也研究了林傑他們的罪狀。林傑是關鋒的得力幹將，他的問題主要是：1967年紀念八一建軍節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起草，是他執筆的。社論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毛主席批判這個口號很不科學，軍內的走資派也在黨內，提黨內的走資派也就包括了軍內的壞人。其實這也是一個口號。他的導火線原因是，他和關鋒這些人站在一起，反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也反陳伯達和康生等人，擺在桌面上的是：1967年5月初，當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向林傑反映清華井崗山有炮打周恩來的思潮時，林傑說：[我對清華井崗山作戰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們的。在對待總理的態度上，可能我與你們的觀點不一致，我還是支持總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在師範大學，一些人寫炮打總理的大字報是林傑親自授意給譚厚蘭，讓他們出面寫的。林傑是最善於假借別人之手來進行這類活動的。那年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質學院的朱成昭，林傑一聽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不要緊，還是有所作為嘛。]林傑發明了三個司令部的謬論：[一個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個是劉少奇的司令部；還有一個是周恩來的司令部。] 他們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展的第三階段。所以，他們必然要垮台了。我還聽江青說：[ 關鋒這些人都是聽陶鑄那些人的話的，他們本來就是劉鄧的人。]根據是林傑多次在社會上散布：[陶鑄同志不會說出違背中央指示的話的。吳傳啟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沒有政治偏見，看了陶鑄同志對吳傳啟的指示，都是認為吳傳啟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覺得陶鑄同志對吳的看法是合乎實際的。]還有，江青認為林傑是趙紫陽在廣州搞假奪權的幕後策劃者，他還要搞黃永勝，對紅衛兵說：[廣州的黃永勝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們搞軍區要慎重。]他在武漢的問題上也是支持百萬雄師這類組織的，等等。這在當時，把他作為五一六拋出來並不奇怪。聽說江青這夥人抓起來以後，他們也放了，沒有判他們的刑。據說都是免於刑事處分。唉，這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天究竟起了個什麼作用？毛主席呀，今天用這個，明天用那個，保持了半天平衡，連他的老婆都讓人家給搞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圖了個什麼！”

我和他在談到蕭華、葉劍英等人的問題時，吳法憲說：“審判我們的時候，說我們反對賀龍和其他的老帥，其實反對賀龍這些人的並不是我們，蕭華自己就說過：[ 賀龍的一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只不過是一部土匪起家的醜史罷了。賀龍的家族本來就是霸占一方的土匪頭兒，而賀龍從小干的就是偷馬販煙、吃喝嫖賭，胡作非為的生涯。當時的湘西，正是軍閥混戰、土匪當道的時候，賀龍乘機糾集了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持了幾把菜刀，奪了鹽局幾根破槍，於是自編為獨立營，自封為營長，占了一個山頭，干起了土匪的買賣。他到處與土豪劣紳、地主反動武裝頭目稱兄道弟，拍肩送禮，居然混出了一點土匪的名氣，受到地方官府的賞識，被招撫為澧州鎮守使。直到他打倒之前，賀龍的客廳里依然掛着他當鎮守使時戴着高高的軍閥帽子的照片。此後，他投靠了北洋軍閥，步步高升，最後撈了一個軍長的頭銜，這就是他兩把菜刀起家的真相。]當時我們聽了都還不敢講話呢。現在卻把一切倒霉的事情抓住我們的一點半點都往我的頭上栽。唉，人一倒霉了就一切都壞了，好像我們從來就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似的。”

我說：“我聽說毛澤東當時對賀炳炎等人寫賀龍的回憶錄《回憶洪湖鬥爭中的幾個小故事》裡說的 [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這類話，很反感！他說：[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有沒有這回事？這是很有身份的幾個領導人說的，這也是在毛主席生前賀龍沒有徹底平反的一個原因吧？”

吳法憲馬上接過話說：“賀龍走到哪裡，都帶着槍。他手裡的武器是可以帶進毛主席的住地的。我聽林彪就說過：[和賀龍談話，是隨時準備冒風險的，誰知道什麼時候他突然會拔出槍來給你幾下子呢？他可是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的。軍閥出身的元帥，一個他，另一個彭德懷，將軍裡面加上許世友，都是這類土匪。你們不要以為他們有什麼水平，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連一個普通連長的水平都沒有，連什麼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憑着他們的老資格吃飯。這怎麼行呢？]我敢說，這些老帥們之所以在軍隊裡總是建立不起威信來，與林彪鼓吹的這些話很有關係。還有一個人，就是徐向前元帥，他是張國燾的老戰友，在歷史上也是有問題的呀。毛主席用他，完全是為了搞平衡。”

我說：“毛主席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作為黨的一把手，他需要各色各樣的人，如果不把黨內各種力量都團結在中央周圍，豈不是要出問題嗎？”

吳法憲似乎沒有聽見我的話，他依然按照他的記憶力來大發感概：“1931年4月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派張國燾等人到鄂豫皖蘇區擔任領導，徐向前那時任鄂豫皖四軍軍長。張國燾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把軍隊調回蘇區，大搞清洗，用各種逼供信的手法，給幹部強加罪名，殺害了我軍2500多人，四軍12師師長許繼慎就是其中的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曾擴清和許繼慎是黃埔軍校同期畢業生，但他們並無往來，曾擴清為了陷害許繼慎，故意給他寫了一封勸降信。許繼慎當即把送信的特務和信交給了徐向前和政委跟前。徐向前查清了許繼慎和曾擴清並無往來後，把信交給了張國燾。然而在肅反時，許繼慎卻以 [通敵]的罪名慘遭殺害。徐向前明知許繼慎沒有問題，卻充當了張國燾的劊子手。在四軍，就有兩個師長、兩個師政治部主任、八個團長、五個團政委、十二個團政治部主任遭到殺害。肅反後的11月7日成立第四方面軍時，徐向前擔任了總指揮的職務。難道說他對殺害這些紅軍幹部真的沒有責任嗎？”

我說：“我也看到過這類材料，我和徐向前接觸過，事實有一定的出入。”

他說：“沒有多大的出入。再說，他打仗也不行。1932年3、4月，紅軍在蘇家阜殲敵三萬多多，徐向前衝昏了頭腦，把軍隊私自帶到了麻城一帶，強攻麻城。作戰多日，不能獲勝，他和張國燾又把軍隊突然調到武漢，迎擊敵軍，吃了敗仗。他們退到七里坪時被敵人趕上，再次失敗。這時，他們藉口[分配在這裡打仗困難太大]，率領部隊撤離了鄂豫皖，放棄了從1926年就建立的根據地。他們撤退慌慌忙忙地連省委也不通知，使當地黨政機關受到慘重的損失，省委書記沈澤民下落不明。”

我靜靜地聽着，沒有吭氣。

“退出鄂豫皖蘇區後，他們打到西安一帶，利用四川軍閥混戰之機，經過一年多的奮戰，開闢了川陝根據地。紅一、二方面軍開始長征後，到了遵義，確立了毛主席對軍隊的領導。這時，毛主席指示[四方面軍用一個軍迎接中央紅軍北上，鞏固川陝根據地。]但是，徐向前和張國燾對中央的這個決定陽奉陰違，打着迎接中央紅軍的旗號，全部退出了川陝根據地，放棄了一個很好的機會。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組織了兩河口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和徐向前私下放風：[遵義會議前王明的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毛澤東的路線也是錯誤的。四方面軍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現在還有這麼多的人。] 給中央施加壓力。兩河口會議上，毛主席批判了張過燾等人的錯誤，他們回到四方面軍後，張說：[我親眼看見中央紅軍減員很大，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路線還是錯誤的。毛澤東點名批評我們退出鄂豫皖根據地，實際上是否定我們的領導。] 由於多數人反對他們，紅軍繼續北上。但是，毛兒蓋會議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分左、右兩路北上，左路由張國燾、朱德帶領，右路有毛澤東親自帶領，徐向前也在右路軍內。1935年8月下旬，毛澤東決定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卻拒不執行毛主席的決定，毛主席找徐向前幾次談話，動員他帶領四方面軍跟中央一起北上，徐向前根本聽不進去。毛主席告訴他如果張國燾不來右路軍依然北上時，徐向前竟然痛哭流涕，不願北上。不久，據葉劍英說，張國燾給徐向前來了電報，說一方面軍堅持北上，就把他們就地解決。徐向前不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連夜離開了阿坎，免除了張國燾的迫害。但是徐向前卻聽了張國燾的話，南下了。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在1935年10月和張國燾的軍隊在卓木調匯合後，張國燾召集徐向前等人開會，提出三條意見：一、中央分裂紅軍，中央逃跑了。二、敵人向陝甘集中，中央打游擊到陝北也只剩下幾名中央委員了，因此中央並不存在了。三、現在四方面軍隊伍很大，中央要由我們來擔任，我們要成立新的中央。張國燾提出的新中央名單裡，徐向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國燾的話竟然沒有任何人反對。這說明徐向前是擁護張國燾的。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現在的領導人中並不都是一貫正確的，誰都有錯誤，為什麼偏偏抓住我們的一點過錯，緊緊不放呢？”

我說：“咱們還是繼續講林彪的問題吧，這個主題還沒談完嘛。其他的事情，我們可以抽時間好好談，你說可以嗎？”吳法憲點點頭：“聽你的，聽你的，你對什麼事情感興趣就談什麼事情吧。”

我問道：“林立果究竟是誰讓你把他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的？這個背景情況你能否講得詳細一些。在你的心目中，林立果這個人究竟怎樣？”

吳法憲長嘆一口氣，說：“這個問題不知談了多少遍了，在你面前我和你說實話吧。林立果這個孩子大概是1945年春夏之交出生的吧，長得很精幹，臉色白白淨淨，單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問題卻有葉群的影子，人也很聰明。我最初見到他的時候，見面喊叔叔，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見到我就叫吳司令了。他是1964年到北大物理系上學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他跑到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住了一段時間，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我很喜歡空軍，未來的戰爭中空軍將會起關鍵性的作用，制空權是未來的立體戰爭中最主要的因素，應該把它提到戰略的高讀來認識。] 我一聽，覺得有啟發，就說：[ 你應該當兵呀，就來空軍吧。] 那時他還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上學。很快，葉群給我來了電話，告訴我：[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決定把老虎拜託給你了。101對空軍的重視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給你也是對你的支持。你對他要嚴格管教呀。] 1967年，我指示空軍給他辦理了入伍手續，林立果來到了空軍司令部，見了我就給我敬禮，我急忙拉住他，對他說：[ 你好好干吧，首先熟悉空軍的一切，我給你創造條件，把軍事上的各個關鍵部位都掌握了。] 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大概幾個月吧，就擔任了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這是讓他接觸空軍的核心呀。”

我問道：“他擔任這個職務，是林彪或者葉群的授意嗎？”

吳法憲搖搖頭：“沒有，林彪不會那樣笨拙的，這是江騰蛟給我的建議，我和空軍政委研究決定的。某種意義上講，空軍政委比我還要積極。現在把一切都推到我的頭上來了，但是沒有關係，我承擔吧。我徵求林立果的意見，他說：[ 先黨後軍，我要熟悉整個空軍的一切，然後好給吳司令提點好的意見，我爸爸說過：整個解放軍要學習空軍，空軍必須走到全軍的前面去。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我聽了當然高興，政委更高興。1967年7月1日，由葉群親自提議，由我做他的介紹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曾經說過：[ 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根紅苗正，這是我們空軍的光榮和驕傲。]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出問題呀！如果沒有林彪後來的一系列反黨活動，林立果也不會成了這樣的吧？我當時想，只要林立果在空軍黨委，我們起草什麼文件就不會出問題了，起草報告或文件只要是林立果辦的，肯定林彪和葉群會支持的。當時我們的出發點就是這樣的簡單。”吳法憲說到這裡，看見我在笑，就停下來問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話？我講的這些都是真的。”

我說：“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請你繼續往下說。我剛才笑是覺得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考慮問題太簡單，也太幼稚了。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黨就總是要出現許多現在看來是非常地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說：“為了做到讓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軍的各種事情，包括幹部的人員配備和編制、兵員的部署情況，經過我和政委的批准，在司令部辦公室專門成立了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空軍黨辦處長劉沛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空軍雷達兵部處長許秀緒、空軍一個軍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這些人和林立果在一起，實際上成了空軍黨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你別以為我就心甘情願地服從這個小孩子的指揮和操縱，我也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不敢對他如何呀。但是我十分感謝林立果對我的支持，他在空軍的日子裡是給我解決了不少的問題，這點也應該肯定。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 [ 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 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文章，就是周宇馳、劉沛豐這些人幫助起草，陳伯達和關鋒幫助修改搞出來。到了1969年2月16日，周宇馳、劉沛豐給我看了林彪寫給他們的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周宇馳、劉沛豐同志：這兩年老虎在你們的幫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以下是林彪的簽名。我和政委看了這封信，經過黨委的其他領導研究，決定讓林立果挑更重的擔子，這就是1969年10月17日我們命令讓他擔任那兩個職務的背景。到了這一步，我就說出了 [ 空軍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調動，空軍的一切林立果可以指揮 ] 這樣的話。其實就是不說，他也可以調動，因為他的背景大家都已知道，說不說都阻擋不住他。拍他馬屁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就現在紅得發紫的那些人當年都是要拍他馬屁的人，只是他們沒有拍上罷了。”

我最後把話題點到了林彪這幾員大將從9.13事件以來最為敏感的一個話題上了：“老吳呀，我很想知道，你們在廬山會議以後究竟想沒想到要搞政變的事情呀？那時所謂的北兵南調究竟是出自什麼樣的目的？”

吳法憲竟然哈哈大笑了：“從林彪摔死以後，我們幾個人就開始銷毀了大批的材料，主要是我們個人和林彪來往的材料，因為誰都不願意把問題給複雜化了。但是這麼一來，也有個問題說不清楚了，那就是我們和林彪的關係搞得更複雜了。就說是我們搞政變吧，那可不是一個簡單地說一說的問題，而是要從人力和物力都要考慮的事情，不那麼簡單呀。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時間和機會。毛主席在全國和全黨的威信，絕對不是我們幾個人所能辦到的。但是有些問題現在已經很難說清楚了。你要問的 [ 北兵南調 ] 就是這樣的一個。1971年7月9日，根據黃永勝和李作鵬的指示，海軍制定了《打擊蔣匪在東南沿海登陸串犯的作戰方案》，海軍將調用海軍各類艦艇和各型飛機相當一部分，其中南調艦艇100艘、飛機86架。同時，空軍參謀長會議也隨之召開，《空軍參謀長會議紀要》經我和政委王輝球的批准，把10個航空兵師和剛剛組建的地對空導彈部隊定為全國的機動作戰部隊。四個航空兵師和兩個部隊、一個大隊，隨時準備支援東南沿海作戰。其中一些部隊已經分別進駐惠陽、福州、漳州等地的機場。1971年6月至9月，經總後調往廣州的彈藥已經達到9710噸。這些兵力和武器完全是從戰備出發的。我們不知道林彪有什麼用意，這些東西反正都是從當時的需要制定的，幹什麼還是要毛主席和林彪他們自己去說吧。光我是說不清這個問題的。”

難道真是一個難解之迷嗎？我在自己問自己。這一點，我曾經訪問了許多的當時擔任軍隊重要職務的領導和指揮員，他們有的說是林彪的陰謀，有的堅決否認，有的人認為所謂的林彪政變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但是，許多的事實證明：林立果千真萬確地研究了政變的許多細節。只是沒有任何的證據說明吳法憲和其他的幾個大將參與了此事。

還是吳法憲提出了他的一點看法：“我認為，林彪自己也覺得，從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對我們加強了管理，一個會議接着一個會議地讓我們檢討，我們肯定受到了監視和行動已經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變也用不上我們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兒子出面，企圖把毛主席幹掉後再讓我們出來收拾局勢。他知道到那個時候，我們會站到他的一邊的。這一點，已經沒有任何的懷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他不跑就沒有任何的出路了。殺害毛主席這已經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豈不是自投羅網嗎？如果僅僅是一個廬山會議的問題，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艦隊們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為他們更沒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參與了政變計劃或者干下了見不得人的壞事，才會那麼逃跑的。但是這一切都需要證據。當然輪到你們作家寫作品可以憑着一定的想象了。我說的這些對不對呢？僅供你參考。總之，一句話，如果說我就是上了林彪的賊船的話，那是我自願的，而不是別人強迫我的，也不存在上當不上當的問題。當時我檢查有當時的情況和條件，現在我可以說我的心裡話了。我沒有什麼過多的後悔。一個人總是有自己的特殊經歷的，這也是一個人的價值吧。”

現在，吳法憲已經變成一個慈祥而無害的老人，可是你能夠想象到曾幾何時他是多麼的得意而又多麼的殘忍嗎？一個人憑着一定的條件可以那樣，而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和地位後，他們又會變得這樣的可憐。人呀人，在社會的大舞台里，真是什麼樣的角色都可以扮演，什麼樣的活劇都能夠出現在人間的生活里。需要的是人民的識別和警惕，這一點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學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