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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作家格羅斯曼的小說《生活與命運》的文學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格醫生》，這部被前蘇聯政府封殺並聲言三百年內不可能出版的禁書，如今被西方評論家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爾斯泰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一部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蘇聯“衛國戰爭”當然也要有一部同樣偉大的作品，而唯有格羅斯曼的這部《生活與命運》才配得上。《生活與命運》也寫了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也是一部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不同的是，在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中，這部巨著讓讀者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斯大林、赫魯曉夫等大人物到大草原上的無名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中的日夜生活到後方官僚體系裡的具體運作；蘇聯這個國家的每一條神經以及最細微的血管，全部都被作者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地檢視。一個人為什麼會出賣自己出賣朋友？又為什麼會毫無來由地做些細微的好事？格羅斯曼在讀者眼前展開了各種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在人性面前是非抉擇是如此的艱難，連人那麼一點點小小的沒有來由的善良都有可能被邪惡磨滅掉。這部巨著的中文譯本共有一千多頁，是名副其實的大部頭，好在職業讀書人梁文道先生在他的文集中為我們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時也啟發我們在身邊的日常生活中去甄別那些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人性的種子”。

《梁文道文集》摘錄

對溫情友善的需要

以“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為原型的小說中人物維克托，當時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他的論文一開始倍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不一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渡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批評唯物主義的他怎能支持唯心主義的愛因斯坦。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臉，在路上碰見他會假裝不認識，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批判他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那曾被大家讚譽的研究成果也忽然顯得漏洞百出。維克托自此被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隨時準備慷慨就義，為他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當他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維克托同志”。那個聲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電台廣播裡聽見的聲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嚴肅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幾分鐘過後，斯大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再見，維克托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於是世界因此變得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視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他有了專用汽車，他的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釣魚，有個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個則以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是斯大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突然看見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又過了一陣子，蘇聯科學界要反擊英國某媒體的“抹黑”，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簽名。可是那份聲明分明是錯的呀，它誹謗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國人批評的沒錯，蘇聯確實陷害了一個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是維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別忘了，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切目光，“他就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淵……。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溫情的需要，而不是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維克托其實不過只有個簡單的人性需要，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善圍繞的感覺。於是他說服了自己，掏出了自來水筆，在文件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對溫暖體溫的需要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胞。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線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夥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一邊提心弔膽地朝着己方陣營逃遁。作為第一個報道德國納粹滅絕營的戰地記者，格羅斯曼曾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他這樣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旦之前的情景被發現，可能他們各自就被判定通敵叛國的死罪。

這部小說里最令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猶太女子索維亞在集中營報告職業時隱瞞自己醫生的身份，主動放棄了唯一的求生機會（醫生作為有用的職業，在集中營通常可以活到最後），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為什麼索維亞為素昧平生的小男孩犧牲自己的性命？除了無法忍受這麼可愛天真的小孩孤零零獨自走向死亡之外，她還有一個人性的需要，那就是她一輩子還沒有過男人，她一直渴望要一個小孩，而當她抱着垂死的小男孩達維德時，她終於有了當媽媽的感覺。

人性的種子

小說中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斯大林格勒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老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喊着餓走過身邊的時候，卻忽然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裡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的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把這類異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搏鬥”。

小說里這些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不是出於作者的煽情，而是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格羅斯曼傾其一生的《生活與命運》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的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已走到了盡頭。在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拖着病軀去亞美尼亞旅遊，想寫一點最無關痛癢的遊記。一天，他坐在朋友的車裡忽然憋不住要上廁所，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張口，眼看就要在車裡上吐下瀉，尊嚴喪盡。幸好朋友這時停車加油，他就趁機奔去廁所。後來他在筆記里回憶說，這件事讓他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自從他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剩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跟托爾斯泰相比，他也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2013年公開交還前蘇聯收走的文稿，他更不可能知道這部巨著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儘管如此，他在生前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附註

題圖為俄羅斯畫家蘇里科夫畫作《女貴族莫洛佐娃》

配樂為Rachmaninov Elegie op.3 No.1 played by Andrei Gavril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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