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三章）

1955年12月1日，羅莎.派克斯因在公車上不讓位予白人而被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拘捕，關在監獄裡，第二天傍晚，白人民權律師克利福德·杜爾(Clifford Judkins Durr)將她從監獄裡擔保了出來。

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杜爾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於1899年3月2日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出生。他的家族是蒙哥馬利的望族，他的外祖父詹姆斯·賈金斯(James Henry Judkins)在蒙哥馬利擁有一片龐大的棉花農場，祖父約翰(John Wesley Durr)擁有一座棉花加工廠，兩個家族不僅是姻親，而且是生意夥伴。

南北戰爭時，他的兩位祖父都市是南軍的上尉指揮官。杜爾的父親與他祖父同名同姓，在他出生前在蒙哥馬利成立了杜爾藥品公司(Durr Drug Company)，生活富裕。

杜爾的家族裡雖然沒有當官的，但他卻有一位舉世聞名的三K黨出身的最高法院常務大法官雨果·布萊克(Hugo Lafayette Black)，布萊克的第一任妻子約瑟芬·福斯特(Josephine Foster)是維吉尼亞的姐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橫行，美國政府在恐共症的威脅下，任由威斯康辛州聯邦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美國境內，嚴查包括國務院和美國之音在內的共產黨組織或左傾思想者，大量的偽證造成大量冤假錯案，史稱麥卡錫主義，亦有史學家稱之為反共產主義。

文明社會的進步和民權意識的覺悟，使麥卡錫主義名譽掃地臭不可聞。它代表着白色恐怖，象癥着民權的挫折，是美國人民的夢魘，是國家的羞恥，民族的悲哀。數十年下來，麥卡錫主義已經變成了政客的票房毒藥，學術界的禁忌。在文明的世界裡，絕對不允許這種暴政死灰復燃，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無不唾棄之。

在麥卡錫主義的恐怖氣氛下，嫌疑犯往往家破人亡，甚少律師願意接受這類的政治案件。與生俱來的正義感使杜爾挺身而出，經常為麥卡錫主義嫌疑犯作無罪辯護。杜爾在阿拉巴馬大學畢業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法學院作羅德斯學者(Rhodes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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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錄取標準、牛津大學的光環、高達每年五萬美元的獎學金、每年只有九十個名額的難度和“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雅號的榮譽，使羅德斯獎學金成為全球學術界最高榮譽之一。

已經超過一百一十年歷史的羅德斯獎學金是由塞西爾·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所創立，每年11月在十八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嚴格的篩選。

只活了四十九歲的羅德斯是同性戀，終身未婚，當年是南非的首富，也許是全世界的首富，他創立的迪貝爾斯公司(De Bears)在巔峰狀態時擁有全球百分之九十的鑽石工業市場，目前依然雄霸着全球百分之四十的市場。

成為羅德斯學者意味着人生成功了一半，顯赫之輩，比比皆是。羅伯特·霍克(Anthony Robert James Lee Hawke)成為第23任澳大利亞總理；現任的安東尼·阿博特(Anthony John Abbott)成為第28任總理；瓦西姆·薩賈德(Wasim Sajjad)成為巴基斯坦總統；多米尼克·明托夫(Dominic Mintoff)成為馬爾他第8任總理；約翰·特納(John Napier Wyndham Turner)成為加拿大第17任總理。

美國的羅德斯學者亦是一些天之驕子：威廉·克林頓成為第42任總統；衛斯理·克拉克(Wesley Clark)成為陸軍四星上將；科里·布克(Cory Anthony Booker)成為新澤西州紐瓦克(Newark)第36任市長；羅素·范格拉斯(Russell Dana Feingold)成為威斯康辛州聯邦參議員；鮑比·金達爾(Piyush Bobby Jindal)成為路易斯安那州第55任州長，更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印度裔美國人州長；娜俄米·伍爾夫(Naomi Wolf)成為第三波女權主義運動代言人。

1987年12月19日出生的羅南·法蘿(Ronan Farrow)是2012年度的羅德斯學者。他十一歲進入巴德大學(Bard College at Simon’s Rock)，十五歲畢業，打破該校最年輕學生與畢業生的記錄；2009年以二十二歲之齡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並獲得紐約州律師資格。

這位著名的人權活動家，曾任前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的國際青年議題辦公室主任(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Global Youth Issues)主任，歐巴馬政府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民權團體監督員，他關注非洲人權議題的文章在各大主流媒體廣泛流傳。

法蘿的母親是明電影演員米亞·法蘿(Mia Farrow)，父親是名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或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棕髮藍眼，儀表出眾。

《紐約雜誌》譽之為新人權活動家。《哈魄雜誌(Harper’s Bazaar)》譽之為2011年度未來政治之星；《福布斯雜誌》譽之為三十歲以下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君子雜誌(Esquire)》譽之為風雲人物；加州多米尼加大學贈他名譽博士學位；國際難民組織頒發他麥考爾-皮耶爾保利人道獎(McCall-Pierpaoli Humanitarian Award)等；多位政治觀察家認為這位羅德斯學者將會是第二位威廉·克林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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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爾的妻子維吉尼亞·福斯特(Virginia Foster)是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分部中唯一的白人女性職員，也是帕克斯的私交好友，曾幫助她獲得田納西州高地民族學校(Highland Folk School)獎學金----那是一間專門短期培訓民權運動領袖鬥爭策略的機構。

帕克斯在高地民族學校學習了兩個星期的非暴力公民抗爭運動理論，就掌握住不妥協、不暴力、冷靜而態度從容的招數，鋪墊了日後在巴士上對抗暴政的基礎。

帕克斯因為經常替維吉尼亞修改衣服，逐漸相熟，因互相了解而成為好友。在維吉尼亞那裡，帕克斯感受到了白人的友誼和真誠，使她在一定的程度上減少了對白人的厭惡。

維吉尼亞的現代文明思想是美國白人受到良知召喚而覺悟的典型代表人物。她於1903年8月6日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出生。她的父親斯德靈(Sterling Foster)是當地德高望重的長老會基督教牧師，母親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 Foster)是傳統南方女性。

南方人民心中的所謂“德高望重”和“傳統南方女性”，指的是白人優越感和支持種族隔離的意思，因此維吉尼亞自小就培養成認為種族歧視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與黑人交往，三K黨是“維護南方女性傳統的英雄”，北方美國佬(Yankee)反對三K黨的原因是“想破壞南方女性傳統的高貴形象”，於是視跟隨着父母參加三K黨遊行活動，乃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人生樂事。

維吉尼亞從小就在一個純白人的圈子裡生活，也在一個純白人的學校讀書，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那麼順理成章，直到被父母送到紐約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讀書時，才遇到了對她產生思想衝擊的麻煩。

大學二年級時，學校舉行的禮堂聚餐，按照學校的規定，包括黑人在內所有學生，不論種族，隨意選坐，從未與黑人坐在一起吃飯的維吉尼亞勃然大怒，認為這種安排有損自己白人優越感的尊嚴，立即向校方提出抗議，要求按照南方的傳統規矩，黑白分桌分廳吃飯。

學校的強硬回答是：衛斯理學院不允許種族隔離制度存在，也拒絕接受她的無理抗議，並且給她兩個選擇：接受現狀或離開學校。經過短暫的思想鬥爭後，維吉尼亞選擇了接受現狀，留校讀書。

天不從人願。1923年，維吉尼亞剛開始接觸種族混合，就被家庭的經濟崩潰而被逼返回伯明翰老家。在教堂里遇到後來成為她丈夫的杜爾，1926年4月結婚。婚後隨着杜爾到華盛頓羅斯福政府工作。

在隨後的十七年間，在丈夫的前衛思想影響下，維吉尼亞幡然覺悟，她的良知和觀察使她看到了人間的不公，看到了白人優越感的錯誤，看到了種族歧視為社會帶來的禍害。她深深地知道，只要種族歧視不徹底的消失，這個國家就不能算個是文明國家。潛在的種族歧視危機將會是把美國推向滅亡的種子。

維吉尼亞第一個要摧毀的是投票人頭稅制度，這是白人為阻擋黑人投票的眾多暴政之一。1913年，在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的大力支持下，她連同埃拉·貝克(Ella Baker)和瑪麗·白求恩(Mary McCloud Bethune)等人，創立了南方人類福利協商會(Southern Conference on Human Welfare)，這個組織的箭頭，就是對準了種族歧視的投票人頭稅。第二個成立的政治組織是南方教育基金協商會(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al Fund)，其主要的訴求是通過有系統的宣傳和教育，來糾正日益嚴重的白人優越感心態、種族主義和鼓吹民權平等。

維吉尼亞有了這兩個政治舞台，自此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道路上不屈不撓地走下去。民權和自由都不是免費的，都是有代價的。孤高和寡，杜爾與他的同僚們越來越疏遠，美國政府在民權道路上徘徊不前，民間的種族矛盾越演越烈，杜爾和維吉尼亞決定離開居住了十七年的華府，返回阿拉巴馬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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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爾在蒙哥馬利的日子是艱難的，因為超前的社會價值觀與當地白人格格不入，加上他經常為黑人提供義務服務，因而遭到主流白人的經濟抵制----不請他辦理任何案件。

由於杜爾經常替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辦案而被當地白人侮辱為“白種黑鬼”，生意冷清，收入淡薄，兩夫妻住在一間窄小的公寓裡，但悠然自得。

杜爾夫婦擇善固執，堅持理想，對於身外之物，不以為然。他個性豪邁豁達，朋友滿天下，他的家雖小，卻經常高朋滿座，是從外地前來辦事的記者、律師、活動家們臨時落腳點。

杜爾的公開支持自由乘客運動(Freedom Riders)、塞爾瑪到蒙哥馬利大遊行(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和《投票權利法案》，更拒絕公開譴責共產黨等行為，使阿拉巴馬司法部都認為杜爾是一個“麻煩製造者”，對他全天候跟蹤監控。

阿拉巴馬司法部不是唯一懷疑維吉尼亞是共產黨的政府。她的高調推行自由、平等、法治和種族和諧的行為，激怒了密西西比州聯邦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James Oliver Eastland)。

在伊斯特蘭四十三年的聯邦參議員生涯里，出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U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主席長達二十二年之久。現任副總統約瑟夫·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曾任該職八年之久。

由十八名常務委員組成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創始於1816年，是參議院中最老的常務委員會之一，已有一百九十七年歷史，主要的職責是審核總統提名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內的聯邦法官資格。得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半數票認可是候選人在全院表決的先決條件。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其餘職權包括聯邦刑事法、人權事務、移民法、知識產權法、反托拉斯法、網絡隱私權利法與憲法修改程序等，這些主要的基本大法的修改提案如果沒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半數票認可，立即作廢。

1957年7月28日，ABC電台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在採訪斯伊斯特蘭時，就密西西比州對黑人成為選民考試的“一塊肥皂可以衝出多少個泡沫?”不合理問卷，請他發表看法。

認為種族隔離制度不是種族歧視而是自由選擇權利的斯伊斯特蘭狡辯道：“這是基本常識，《國家雜誌(The National Magazine)》在三十五年前就有一篇文章報道過這個數字。”

伊斯特蘭不僅是舉世著名種族隔離制度的支持者，還是著名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歇斯底里搖旗吶喊大將，在他的恐共症有色眼鏡下，所有的民權運動包括維吉尼亞在內都是共產黨或准共產黨。

1954年3月5日，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伊斯特蘭票傳杜爾和維吉尼亞至新奧爾良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附屬的國際安全委員會(US Sen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Subcommittee)接受審問與調查。

美國法律授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票傳權(Subpoena Power)，抗命者可被控以藐視國會刑事罪。維吉尼亞穿着南方美女時尚盛裝出席。僅回答自己的名字和簡短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後，即聲明採用《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賦予的保持沉默的權利，拒絕回答伊斯特蘭主席盛怒的審問與調查。在全國記者的矚目下，她的策略不是抗辯，而是若無其事的取出粉盒，對着小鏡子補搽鼻子上的化妝。

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因在公共巴士上拒絕讓位予白人而被關進監獄，次日是杜爾出面擔保她出獄，在監獄大門外，伸開雙臂迎接她的就是維吉尼亞。自此以後，杜爾與維吉尼亞全力以赴地介入抵制和起訴蒙哥馬利市政府的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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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爾沒有利用頭頂的羅德斯學者光環為自己鋪墊錦繡前程，只為了人間的正義和知識分子的良知，義無反顧地終身為民權運動奉獻，高尚的情操與道德勇氣載之史冊，萬古留青。

1922年畢業後，杜爾返回阿拉巴馬州伯明翰(Birmingham, AL)與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為執業律師。1933年搬遷至華府，出任羅斯福總統經濟復興委員會(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特別顧問。三年後調任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律師，得以從美國政府內部的角度來觀察美國民權的現狀。

杜爾的法學修養與民權思想逐漸與聯邦調查局和國會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US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間的矛盾日漸嚴重。

1948年3月21日，杜魯門總統簽發《9835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835》，亦稱《宣誓效忠聯邦令(Federal Loyalty Oath Order》，該令要求聯邦工作人員必須書面簽署不會宣傳、協助或參加共產黨活動的諾言。

杜爾對於這個侵犯基本公民權利的亂令忍無可忍，憤然公開辭職以示抗議。聯邦調查局從1942年開始，對他個人進行所謂的安全調查，直到1965年為止，長達二十三年的監控找不出他任何的非法行為。

杜爾結束在華府十七年的生涯，返回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老家，開始更深入地介入為民權運動者提供法律諮詢和法庭服務。帕克斯在巴士上拒絕讓位白人而被拘捕後，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黑人律師弗雷德·格雷(Fred David Gray)邀請他聯手為無罪辯護律師，自此成為帕克斯的好友和常務律師。

杜爾的人格魅力和正義主張受到世人的敬仰和肯定，《國家雜誌》讃美他是“美國律師的良心”；紐約自由民權聯盟(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與南方地區理事會(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頒發他最高的榮譽獎。

1975年5月12日，淡泊名利的杜爾在蒙哥馬利安詳謝世，享年七十六歲。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歷史系教授約翰·薩蒙德(John Salmond)在《一位律師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awyer)》書中讚美杜爾說：

“他堅定地相信黑人應該白人享有同等的憲法保護權利，這個信仰導致他挺身而出為羅莎·派克斯辯護，一位南方白人律師為了正義而對抗種族隔離政策，意味着在蒙哥馬利民權運動的年代裡，他是孤獨的。當杜爾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包括阿拉巴馬州長喬治·華萊士在內的大量哀悼信件和電報涌到了他的農場。很難用南方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衡量杜爾，他不是激情地把自己裝扮成民權運動分子。他是自然、適當但堅定地支持民權運動，這使他走向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對立面。他經常強調沒有推動任何黑人精神的意圖，只是簡單地認為在法律之前應該黑白平等。這個觀點使他與妻子維吉尼亞和好友奧布里·威廉斯(Aubrey Williams)與詹姆斯·東布羅夫斯基(James Dombrowski)等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無可避免地，杜爾是後布朗時代僅有憑着道德勇氣就與猖獗的白人至上主義對抗的寂寞靈魂。”

杜爾的好友雷蒙德·詹金斯(Raymond Jenkins)為他撰寫的訃告中說：

“歐內斯特·海明威認為這個世界不會同時容忍太好、太溫和和太勇敢的人，必然會將之擊倒或毀滅。但是杜爾的歷史已經證明海明威是錯的，他三樣都擁有，可是從未被擊倒，一生都生活得美好和幽默。”

2013年10月8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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