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按手印：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作者：金满楼

“二 次革命”失败后，黄兴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大革命领袖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之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二位领袖产生严 重分歧并爆发激烈的争吵。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 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对 此，黄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但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敌人过分强大所 致。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立刻发动举义只能让革命力量白白牺牲。

孙、 黄二巨头的争执同时也让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据程潜所记，有一回陈其美与李烈钧谈到军事失利问题时，陈突然将失败的责任全归结到黄兴身上，说党人没 有听从孙中山的意见，未能及早发难，才导致失败如此之速。李烈钧听后反驳说，自从国民党改组以后，事权不一，本次革命的失败，黄兴岂能独负其责？况且，辛 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黄兴来负责吗？陈其美听到“野鸡 都督”这话后，当时就气得满脸通红，怒发冲冠，两人不辩而散。

对 黄兴的消极态度，孙中山很不满意，他随后便在东京单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消”的 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成分复杂，组织混乱，党内纪律全无，全党上下，一盘散沙，“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失 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因此，要想打败袁世凯并推翻北洋政权，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孙中山所谓的“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 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就 事实论，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是名存实亡，这次干脆就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 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渐进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 华革命党创建过程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所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 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革命成功之日， 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凡非 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另外，所有入党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 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 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 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 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 地，……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至于按手印一事，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党务部长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引进江湖帮派的那套做法，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11年5月，孙中山在美国筹款时，当时就做出一个决定：将同盟会和致公堂合并，凡是入了同盟会而未加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堂；而凡是入了致公堂而未加入同盟会的，也一律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的这个做法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以筹集更多的革命款项，但很多同盟会员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致公堂不过是江湖帮派，入会时又要秘密手印、背诵暗语，又要跪拜受训、歃血为盟，这种宗派迷信的做法和革命宗旨大相异趣，无法接受。

但孙中山却认为，迷信是团结会众的好办法，“哪怕是没有香烛供应，也要自己造出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一旦这个迷信破弃了，恐怕会招来全部涣散”。如今若是细细琢磨，百年前的孙中山对这个政治的本质倒可以说是认识得很深刻呢。

党 员宣誓无可非议，但要党员“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种无条件效忠和赤裸裸的个人独裁做法，与革命党人一向追求的民主自由原则南 辕北辙，也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而不满，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觉得孙中山未免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就连多年的友人宫崎滔天也私下议 论，当时孙中山的态度俨然是：“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此后，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的热情也日渐消退，这是后话。

革命阵营中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他在公开表示不屑与之为伍后，随即远赴欧洲。陈炯明当时在南洋，孙中山几次写信叫他去东京，陈理都不理。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也都对此不以为然，始终不肯履行入党手续。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 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谭人 凤、钮永建等人大都以牺牲一己自由而附从党魁为屈辱，纷纷拒绝入党。孙中山推行个人集权的专制做法，最终导致同盟会再次分裂，大批同志分道扬镳。

据居正的回忆，部分党员曾提议对加入仪式做适当修改，如重新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员，只向孙中山先生口头表示愿意加入，可以免除其他手续。另外，誓约中“附从”孙中山改为“服从”总理。但居正将这些意见转告孙中山时，遭到孙的严词拒绝。

加按手印、个人效忠的做法让革命党内部分裂，很多革命党人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