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按手印：黃興與孫中山分道揚鑣

作者：金滿樓

“二 次革命”失敗後，黃興趕到東京與孫中山會和，兩大革命領袖重逢之時，相對無語，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之後總結“二次革命”失敗原因時，二位領袖產生嚴 重分歧並爆發激烈的爭吵。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原因是黨內組織渙散，黨人不聽指揮，缺乏嚴格的紀律，以至錯失良機。因此，孫中山認為，這次革命完全是敗於 自己而不是袁世凱。

對 此，黃興不以為然。他認為，“二次革命”是一場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凱一手造成的，但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雙方力量過於懸殊、敵人過分強大所 致。由此，黃興不同意孫中山立刻發動第三次革命的主張，而是提出要積蓄力量，以圖再舉，立刻發動舉義只能讓革命力量白白犧牲。

孫、 黃二巨頭的爭執同時也讓革命黨內部發生了嚴重分歧。據程潛所記，有一回陳其美與李烈鈞談到軍事失利問題時，陳突然將失敗的責任全歸結到黃興身上，說黨人沒 有聽從孫中山的意見，未能及早發難，才導致失敗如此之速。李烈鈞聽後反駁說，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事權不一，本次革命的失敗，黃興豈能獨負其責？況且，辛 亥之後，同盟會有些老同志利慾薰心，都想做都督，一時鬧出無數的野雞都督，趾高氣揚，自由行動，不受黨的約束，這難道也要黃興來負責嗎？陳其美聽到“野雞 都督”這話後，當時就氣得滿臉通紅，怒髮衝冠，兩人不辯而散。

對 黃興的消極態度，孫中山很不滿意，他隨後便在東京單獨着手改組政黨的工作。孫中山認為，革命之所以遭受慘痛失敗，原因還在於黨內“革命成功、革命黨消”的 思潮，加上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後，成分複雜，組織混亂，黨內紀律全無，全黨上下，一盤散沙，“黨員皆獨斷獨行，各為其是，無復統一。……識者論吾黨失 敗，無不歸於渙散，誠為確當”；因此，要想打敗袁世凱並推翻北洋政權，就必須將這個形同虛設的國民黨痛加改造。孫中山所謂的“毀黨造黨”，即將原國民黨重 新改造成一個新黨，這就是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

就 事實論，中華革命黨還是倚靠當年同盟會的老底子，至於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時期合併而來的那些政治力量，當時已是名存實亡，這次乾脆就剝離出去。另外，孫中山 在建黨時提出，革命程序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這是孫中山首次提出這一漸進理論，這也為後來國民黨的施政提供了理論支持。

中 華革命黨創建過程中，最為人詬病的是孫中山所提倡的准極權體制，那就是黨內要無條件擁護黨魁（就是孫中山自己了），黨中所有的高級幹部不由選舉產生，而是 由黨魁直接指派；黨員分成三個級別，即“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凡黨員有背黨行為，除處罰本人之外，介紹人應負過失之責”，“革命成功之日， 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凡非 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

另外，所有入黨黨員必須立下誓約，並加蓋指模（即按手印），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立誓如下：“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約的最後還加了一句，“如有貳心，甘受極刑”。

對於這個誓約和儀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贊成，但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就是因為缺乏紀律導致，因而對此毫不相讓，絕不妥協。孫中山說，“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 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第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第三、孫先生 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 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任，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 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餘 地，……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導師。”

至於按手印一事，孫中山同樣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容有絲毫的更改。據當時在一旁觀禮的黨務部長居正回憶說：“總理意志強毅，態度堅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事實上，即便是孫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約，以示莊重（不過免了手印一節）。

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引進江湖幫派的那套做法，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1911年5月，孫中山在美國籌款時，當時就做出一個決定：將同盟會和致公堂合併，凡是入了同盟會而未加入致公堂的，一律加入致公堂；而凡是入了致公堂而未加入同盟會的，也一律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的這個做法是為了爭取更多的華僑支持，以籌集更多的革命款項，但很多同盟會員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致公堂不過是江湖幫派，入會時又要秘密手印、背誦暗語，又要跪拜受訓、歃血為盟，這種宗派迷信的做法和革命宗旨大相異趣，無法接受。

但孫中山卻認為，迷信是團結會眾的好辦法，“哪怕是沒有香燭供應，也要自己造出香燭來維持這個迷信”，“一旦這個迷信破棄了，恐怕會招來全部渙散”。如今若是細細琢磨，百年前的孫中山對這個政治的本質倒可以說是認識得很深刻呢。

黨 員宣誓無可非議，但要黨員“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這種無條件效忠和赤裸裸的個人獨裁做法，與革命黨人一向追求的民主自由原則南 轅北轍，也令同盟會的一些元老級人物感到寒心而不滿，他們雖然嘴上不說，但心裡覺得孫中山未免把自己的位置擺得太高了。就連多年的友人宮崎滔天也私下議 論，當時孫中山的態度儼然是：“其他的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此後，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熱情也日漸消退，這是後話。

革命陣營中的第二號人物黃興，他在公開表示不屑與之為伍後，隨即遠赴歐洲。陳炯明當時在南洋，孫中山幾次寫信叫他去東京，陳理都不理。就連跟隨孫中山多年的汪精衛、朱執信等人，也都對此不以為然，始終不肯履行入黨手續。

事實上，中華革命黨在1914年7月 成立後，除了陳其美、戴季陶、張人傑、蔣介石、鄧鏗、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黨外，其他有影響力的革命黨人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吳稚暉、蔡元培、譚人 鳳、鈕永建等人大都以犧牲一己自由而附從黨魁為屈辱，紛紛拒絕入黨。孫中山推行個人集權的專製做法，最終導致同盟會再次分裂，大批同志分道揚鑣。

據居正的回憶，部分黨員曾提議對加入儀式做適當修改，如重新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員，只向孫中山先生口頭表示願意加入，可以免除其他手續。另外，誓約中“附從”孫中山改為“服從”總理。但居正將這些意見轉告孫中山時，遭到孫的嚴詞拒絕。

加按手印、個人效忠的做法讓革命黨內部分裂，很多革命黨人或聞風遠逸，或罷工杯葛，最終使得中華革命黨並沒有在歷史上發揮什麼重大作用，除了開過一次成立大會，外加若干次失敗的小行動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後的民國政局中被基本邊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