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七章)

這句話是馬丁·路德·金從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中，得出的信仰概念。如果他還在世的話，那麼美國總統的寶座，非他莫屬，到目前為止，美國人中還沒有可以超越他的成就並取代他的偉人位置的人。

金博士於1929年1月15日出生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他的父親老金(Martin Luther King, Sr.)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師，母親艾伯塔(Alberta Williams)是一名善良的家庭婦女。

老金的原名是邁克爾·老金(Michael King, Sr.)，他於1934年去德國旅遊時，因敬仰新基督教教徒馬丁·路德而更名為馬丁·路德·老金。

金博士有一個比自己大兩歲的姐姐威莉(Willie Christine King)，和一個比自己小一歲的弟弟阿爾弗雷德(Alfred Daniel King)，阿爾弗雷德是亞特蘭大教堂聖歌合唱團的團員。

金博士自小就聰明過人，十五歲時就跳了第九和第十二級而上了莫爾豪斯大學(Morehouse College)，1948年金以社會學學士畢業。

1951年金博士在賓夕法尼亞州切斯特(Chester, PA)克羅澤神學院(Crozier Theological College)取得神學學士學位，轉進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繼續攻讀神學，於1955年6月5日取得神學博士學位。    1954年金博士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出任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德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的全職牧師。

1953年6月18日金博士與科萊塔·斯科特(Coretta Scott)在他母親的後花園裡成婚。兩人共育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是約蘭達(Yolanda Denise King)，長子是金三世(Martin Luther King Ⅲ)，小兒子是德克斯特(Dexter Scott King)，小女兒是伯妮絲(Bernice Albertan King)。

深通鬥爭策略的金博士，早就景仰美國19世紀哲學家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並且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上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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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是美國19世紀一位不世出的怪傑。他於1817年7月12日生於馬薩諸塞州康科德(Concord, MA)，出生時的名字叫做戴維·亨利·梭羅，後來因為覺得不順口，就改為亨利·戴維·梭羅，梭羅的一生都與馬薩諸塞州康科德有緣，既生於此，亦死於此。

梭羅的壽命很短，1862年5月6日去世時只活了四十五歲。他的身體本來就是多病且虛弱的，他在病重下剃鬍子時割傷了自己，因患破傷風而去世。

梭羅是一位真正的傳奇人物，他於1833年至1837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哲學、數學和科學，在畢業時，學校按照校規，要他交五元的畢業證書費用，但是梭羅寧願不要那張文憑，也不願交那不合理的五元。當學校派人催促他時，他告訴來人說：“就讓每一隻羊留下自己的皮吧。”

梭羅在家中四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他在家鄉的中學畢業後到哈佛大學專修他心愛的現代文學。畢業後返回家鄉在當地的一所中學以教書為生，由於討厭傳統式的體罰制度和封建學風，憤而辭職，呆在家裡苦思人生的難題。

1845年的美國國慶日，梭羅開始在家鄉附近的瓦爾登湖(Walden Lake)岸邊，用砍倒的松樹自建木屋隱居，用人類最原始與最簡單的方式，獨居長達二十六個月之久。

他就這段出世而非凡的經歷，用飄逸而流暢的筆鋒，寫成了《瓦爾登湖(Walden, Life in the Woods)》，這本現代超越論的名著是梭羅的代表作。

梭羅是一位作家、詩人、超越論者、反蓄奴隸者、大自然主義者、拒繳稅者和環境發展評論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策略家。

梭羅的個性是敢愛敢恨的，而且愛恨鮮明，他熱愛自由，也用行動來支持自由，為了言行一致，他可以賣命地幫助一名黑奴出逃而不惜得罪當局。

愛恨分明的性格使梭羅公開反對美國政府的《奴隸叛逃法(Fugitive Slave Law)》，參與民權分子的地下挽救逃亡奴隸的運動。他反對任何不符合公義的事物，他堅定地反對教堂有權徵收稅款，為了反對這些暴政，他以身作則，拒絕繳付任何教堂稅款，他提出的理論很簡單：難道學校和大學預科就不應該收同樣的稅款嗎？

1840年梭羅愛上了從外地來訪的艾琳·西沃爾(Ellen Sewall)，兩人很快訂了婚，但是當她的父母發現自己未來的女婿是誰後，勃然大怒，誓死反對。西沃爾不想在家庭與未婚夫之間做出選擇，於是解除婚約，自此以後，梭羅在感情上深受打擊，發誓終身不娶。

反抗畜奴暴政憤而襲擊美國政府軍火庫的約翰·布朗，在其被捕前公開演講呼籲，在其被維吉尼亞州法庭吊死後，他爬上市政府大樓頂，猛力撞鍾以示哀悼，他平生最痛恨暴力，從不對壓迫妥協。

1849年5月梭羅在由伊麗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主編的《美學雜誌(Aesthetic Paper)》上發表了一篇改變人類歷史的文章《非暴力公民抗命政府論(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後來又將之改名為《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Civil Disobedience)》，這成了梭羅名傳千古的溫和的文明反抗理論。

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哲學中，梭羅首先聲明他不是在反對政府，而是希望能有一個更好的政府。他又聲明說，一個公民之所以反對其政府，不應該是基於企業利益來反對政府，更不是基於個性異同來反對政府的，而是應該基於人性良知來反對政府。

在梭羅的理念中，最好的政府應該是管事最少的政府。當一個政府不再按照人民的意願來行使職權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應該站起來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哲學去反對它，糾正它。

梭羅舉例說，如果一個國家六分之一的公民是自由的逃犯或是奴隸的話，就好像外國的軍隊在這裡用戒嚴式的軍事管理着我們一樣，那麼一場暴亂或革命的發生將是無可避免的。

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哲學中心思想，就是中國傳統哲學仁者無敵的美國版，梭羅的戰略思想，顧名思義，一目了然：我不和你硬幹，但也不聽你的指使，汝奈吾何？

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哲學》發表後，並沒有引起多少的回應和關注，直到19世紀後期，人們才開始發掘出這種無往不利的思想武器。

隨着時代巨輪的前進和抗爭成功的案例逐一展現在世人面前時，梭羅的名字和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爭哲學，越來越像出土的寶石，不時地産生使人驚歎的功勳。

1839年開始梭羅的名字出現在當地市政府的人頭稅賬冊上，他寫信要求將他的名字從賬冊上除名，不知什麼原因，他的要求被煳里煳塗地批准了，但隨後又再度將他的名字恢復在稅冊上。

1840年梭羅開始拒絕繳付他認為不合理的人頭稅，當地市政府再三聲明要將他法辦，但他置之不理。1846年7月24日，由於梭羅繼續拒絕繳付人頭稅，馬薩諸塞州稅務官薩姆·斯戴布(Sam Staple)就判他入獄，他不吵也不鬧，輕鬆愉快地走進監房服刑。

梭羅的姑媽瑪麗亞(Maria Thoreau)不願意也不忍心見到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去坐牢，大家就湊錢替他繳付稅務和罰金，雖然只坐了一天的牢房，但為梭羅提供了數篇散文的靈感和題材。可是他被釋放出來後，還是依然故我，還是拒絕付稅，而且說不付就不付，誰也拿他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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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理論影響了不少人，一百多年以來，世界級的重要人物包括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印度的甘地、美國的威廉·杜格拉斯(William Orville Douglass)、金博士和約翰·肯尼迪等。

歐美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如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威拉·卡瑟(Willa Cather)、馬塞爾·普羅斯特(Marcel Proust)、威廉·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埃爾溫·懷特(Elwy Brooks White)、劉易斯·明福德(Lewis Minford)、法蘭克·賴特(Frank Lloyd Wright)、亞歷山大·波西(Alexander Posey)、古斯塔夫·斯蒂克利(Gustav Stickley)、約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s)、約翰·繆爾(John Muir)、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sborne Wilson)、埃德溫·蒂爾(Edwin Way Teal)、約瑟夫·克魯奇(Joseph Wood Krutch)、伯勒斯·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戴維·布勞爾(David Brower)與勞倫·伊斯利(Loren Easley)等，也無不深受其影響。

托爾斯泰是俄羅斯世界級大文豪，其現實主義的《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等著作，早已超越國界而成為全人類的智慧與財富，細看其書的內容，就可發現處處皆是梭羅非暴公民抗命哲學的影子和精神。

印度聖雄甘地在1906年讀完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後，立即心領神會，從中找到了什麼是促使印度走向獨立的力量，他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運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為武器，牛刀小試，就使大英帝國主義招架不住，從而奠定了甘地終身奉行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的決心。

美國作家韋伯·米勒(Webb Miller)在他1938年出版的《我找不到和平(I Found No Peace)》中，回憶甘地曾經對他說：“梭羅的思想對我影響太大了，我採用了一部分理論並和我的朋友們分享，從而幫助我們印度得到獨立，其實我是直接採用了他八十年前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作為我們運動的主導思想。”

甘地運用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不費一兵一卒，不放一槍一彈，不但將大英帝國主義趕出印度而得以國家獨立，還贏得了國際間的肯定和尊重。

杜格拉斯在最高法院的地位無與倫比，自1939年4月17日經羅斯福總統提名，接手前任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avid Brandeis)的空缺以來，一口氣做了三十六年兩百零九天，他是美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常務大法官，至今尚沒有人打破他的任期紀錄。

約翰·肯尼迪採用了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戰略和思想，使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年輕有為、最深得民心的總統之一，雖然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但已經是千古流芳。

金博士出山後的第一招，使用的策略就是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此舉立即為他贏得大名，使對手低頭認輸，令敵人對他不得不刮目相看。金博士在他的自傳中說，他是於1944年在莫爾豪斯大學讀書時，接觸到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學說，他寫道：

“梭羅寧願坐牢也堅持拒絕繳付那些用來將奴隸制度散播到墨西哥的稅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觸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學說，在着迷和景仰之下，我曾再三反覆研究之，這種學說越來越使我堅信，不與魔鬼合作遠比與好人合作更為重要，我認為再也沒有比梭羅更有說服力的學說理論了，根據這種學說我們發動了幾次成功的遊行。梭羅的前所未有的非暴力公民抗爭哲學學說，成為了我們民權運動的理論基礎，無論是餐廳外的靜坐，到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乘客，到喬治亞州奧爾巴尼(Albany, GA)的和平示威，再到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巴士抵制運動，都可以看到逐漸成長的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學說，已經將魔鬼們折服，得到應有的正義成果。”

凡是要與各種獨裁暴政和寡頭政權長期鬥爭者，不可不知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是人類史上所向無敵的最高段數的政治鬥爭策略，除非不用，用之則無堅不摧，無敵不破，一百餘年來尚未見到失敗的案例。1967年美國政府為了肯定這位歷史上的愛國主義者，特別發行一枚印有梭羅肖像的五分錢郵票來為之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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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由於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和平抗暴的成功，使金博士的政治視野開始超越一州一市，投射在種族歧視極端嚴重的南方數州上，他成立南方基督徒領袖協會的嶄新政治組織，並出任該組織的第一任總裁。

南方基督徒領袖協會是金博士的政治大本營，他緊緊地掌握住這個組織，不允許任何人向他的權威挑戰，一直到他1968年去世為止，都從無間斷地一直擔任南方基督徒領袖協會總裁的職位。

南方基督徒領袖協會主要的任務是聯絡、團結、發動和組織起南方數州的非洲裔美國人教堂領袖們，運用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學策略，來為非洲裔美國人爭取司法公正與民權平等。

1958年金博士出版他的首部政治書《朝着自由大步前進》，他用了不少的時間搞這種沒有太大意義的推銷活動。

這年的9月20日，當金博士在紐約市哈萊姆區的一家書店為自己的新書做簽名推銷時，他遇到了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行刺，差點兒丟掉性命：一個叫做伊索拉·科利(Izola Ware Curry)的女非洲裔美國人，用開信封的鋼刀插進金的胸膛，幾乎使他斃命。

當金博士帶着鋼刀到達哈萊姆醫院(Harlem Hospital)時，由於鋼刀插在大動脈旁邊，很難救治，因為只要稍微一動，就會因大出血而死亡。醫生們商量了很久，才將開刀急救的方案決定下來，先將整個胸部打開，再將插在裡面的刀刃取出，金大難不死，逃過一劫。

科利是一名危險的女暴力精神病患者，她於1916年在喬治亞州阿德里安(Adrian，GA)出生，科利的一生是麻煩的一生：家庭麻煩、婚姻麻煩、工作麻煩、思想麻煩、交友麻煩、更要命的是她最後得了比她所有的麻煩還要麻煩的精神錯亂症。

科利的丈夫詹姆斯(James Curry)是一個遊手好閒的酒鬼，兩個人在婚後住在喬治亞州薩凡納(Savannah, GA)，由於科利覺得薩凡納地方太小了，太沒出息了，淺水養不活大魚，所以就搬到大都會紐約市去發展她的事業。

可是科利既沒有學識，也沒有專長，兼之好高騖遠，只能當一個她從來就看不上眼的家庭傭人。從1959年開始她連工作都找不到，三餐不繼，生活無着落，這使她的精神錯亂毛病時好時壞，她的精神錯亂毛病使她産生了疑神疑鬼的錯覺，幻想着到處都是想害她的敵人。

在科利的腦袋裡，有兩個主要的敵人：第一個是在紐約為非洲裔美國人權利打拼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這個人權組織成了她的最大假想敵，雖然她叫不出一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成員的名字，但她堅信自己的失業不是因為自己的懶惰，不是因為自己的精神病，而是因為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到處破壞她名譽的結果。

科利更認定了一個事實：在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的內部全是一些共産黨，而共産黨不但是美國的敵人，也是她自己的敵人。

第二個敵人就是金博士，科利認為這個假想敵是她所有的麻煩與不幸的最終原因，她認為金博士是一名共産主義運動在美國的領導人，因而要為民除害，所以她有權將金博士處理掉。

為了這兩個假想敵，科利開始到處躲躲藏藏，以免被害。為了自衛，她花了二十六元去買了一把意大利製造的自動手槍，帶在身上自衛。

1958年9月20日下午三時，科利外出逛街，在離她家四條街之外的一家書店外，看到一大群人在排隊，等着金博士為新書籤名，當科利打聽清楚原來是她的敵人在鬧事時，她的精神錯亂症發作了。她排開腥耍�挤惦A雷憂懊媯�向着正灾B率檣杴┟�的进c┦克擔骸澳鬮�什么要灾q飫鋦閼廡┬『⒆櫻懇�搞就到�Ｈジ懵錚�聂b�什么讨厌芜b磕鬮�什脺愛磨芜b俊

金博士忙着為讀者簽名，並沒有留意到有人和他說話。科利發現這個敵人居然膽敢公然公開地在大忻媲安煥聿親約海�矒]傻妹盎鵒耍�她敲讙伬變灜禎⒑“拈`遣皇薔褪悄歉鍪裁綽磯·路德·金？”

當金博士抬起頭來要看看是誰在咆哮時，一把信封刀已經刺進了他的胸膛！站在旁邊的治安警察立即將科利按倒在地，她的手袋散開，落了一地的雜物，警察們驚訝地發現，在雜物中竟然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槍！

1958年9月21日，在監獄的審訊室里，紐約檢察官霍華德·瓊斯(Howard Jones)詢問科利刺殺金博士的理由時，她理直氣壯地說：“不是他，就是我，如果我不殺他，他一定會殺死我的！”

在警察局裡，由兩名紐約著名的精神病理專家西奧多·韋斯醫生(Theodore Weiss)與約翰·卡西蒂醫生(John Cassidy)對她聯診，結論是科利的確是一名嚴重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c)患者。

雖然大陪審團決定用意圖謀殺罪來起訴科利，可是法醫們斷定她根本就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法官在1958年10月20日下令將她管進精神病院裡去，結案了事。

1958年9月30日金博士躺在哈萊姆醫院的病床上，發表了一份書面文件，聲明他不但寬恕了科利女士對自己的暴力行為，還要求大家為她禱告，祝她早日康複，這充分說明了金博士慈悲為懷的基督精神，深為世人敬仰。

一名美國歷史學家在評論這件意外事故時說：“那個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科利的一刀，幾乎改寫了整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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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金博士出版專著《對一個人的衡量(The Measure of A Man)》，書中勾畫出他對國家、民族、宗教、社會、經濟、理想和政治所期待的藍圖，從這一年開始，他領導着美國南方非洲裔美國人牧師們，開始為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的民權平等而努力。

在近代民權運動大將精英中，其中最出名的有六位，世人稱之為六巨頭(The Big Six)，除了金博士之外，他們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約翰·路易斯(John Robert Lewis,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的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都市聯盟的惠特尼·楊格(Whitney Young, Jr., Urban League)、臥車搬運工兄弟聯合會的菲利浦·侖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 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種族平等協會的詹姆斯·法梅爾(James Leonard Farmer, Jr.,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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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是金博士人生巔峰成就的一年。是年8月28日，他帶領着數十萬名各種族的美國人，群集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和平大遊行，並在解放黑奴和挽救聯邦的亞伯拉罕·林肯紀念堂外，發表流傳千古的《我有一個夢》講演。

這是美國有歷史以來最成功的和平遊行，為金博士奠定了無人可比的歷史領袖地位，也為他帶來諾貝爾和平獎有史以來最年輕得獎人的冠冕。

《我有一個夢》是一篇人類文明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也是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它是一篇集霸氣、傲氣、正氣、磅礴、尊嚴、仁慈、智慧和理想於一爐的佳作：

“我今天很高興能與你一起共襄盛舉，這將會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自由大遊行。一百年前，就是現在我們站在他象徵性的影子下，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簽署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這個重大法令，成為千千萬萬沒有正義、生活在奄奄一息中的黑人奴隸們的希望信標燈，也成為結束他們歷經漫長黑夜的囚禁，使他們能歡睹黎明的到來。

但是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沒有自由。一百年了，黑人依然悲傷地在種族隔離桎梏和種族歧視枷鎖下被傷殘。一百年了，在繁榮的物質世界裡，黑人依然生活在廣闊海洋的貧窮孤島上。一百年了，黑人依然被自己的大地放逐，憔悴地生活在美國社會的陰暗角落裡。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渲染這些可恥的情況。

我們理智地來到國家首都，要兌現一張支票。當年我們共和國的設計師為《獨立宣言》寫出富麗堂皇的文字時，簽下了一張對我們每一位美國人都有權繼承的支票。這張支票許諾着所有的人，是的，黑人和白人一樣，各種對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之不可剝奪的權利。今天，據我了解，站在有色人種公民的立場來說，美國很明顯地沒有履行這張支票的責任。美國不但沒有履行此一神聖的責任，還給了黑人一張印着資金不足的退票。但是我們拒絕相信正義銀行是破産的。我們拒絕相信這個遍地機會的國家會資金不足。所以我們要來兌現這張支票，要求兌現這張全面自由與正義保證的支票。

我們同時來到這神聖現場，提醒美國目前強烈的緊急狀況。這裡已經沒有時間參與奢侈的冷靜處理，或者開出一副漸進主義的鎮定劑。現在是實現民主許諾的時候了。現在是從荒涼與黑暗的種族隔離深谷升起，走向陽光照射的種族正義大道的時候了。現在是將國家的不正義種族政策流沙，升華至親如兄弟的堅實石頭上的時候了。現在是將神的孩子們的正義付諸事實的時候了。忽略目前強烈的緊急狀況，將會是我們國家的致命傷。

黑人們正當的不滿情緒，有如酷熱的夏天，離開正義和平，爽快的秋天是不會來臨的。1963年不是結束而是開始。那些希望黑人在激情過後國家便會恢復正常運作的人，會得到粗魯的覺醒。在黑人們得到公民權利之前，他們皆不休息，也沒安寧。如果正義的光明不實現，不斷反抗的旋風就會動搖我們國家的根基。

但是我一定要告訴我的同胞們，一些關於帶領我們進入正義之殿溫馨開端的事情：在我們逐漸贏得正義的過程中，我們無須對他們以前的錯誤行為有所追究。讓我們不要為了解決對自由的饑渴就喝下苦澀與仇恨的杯子。我們永遠要在尊嚴和紀律的高原上進行鬥爭。我們不允許將我們有創造性的抗爭墮落為身體的暴力行為。重複再重複，我們必須以精神力量將肉體力量升華至莊嚴的高處。

那些令人驚異的新戰鬥性行為正在吞沒着黑人社區，但這不可導致我們對白人的不信任，有許多我們的白人兄弟，正如那些今天也出現在這裡的一樣，已經理解到他們的自由，是與我們的自由拴在一起而無法分開的。我們無法單獨前進。我們在前進時，我們必須發誓一定要在前進的前面，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有些人問民權獻身者說，什麼時候你才滿意？只要黑人是警察使用不可告人的恐怖野蠻行為的受害者，我們永遠不會滿意；只要疲憊不堪的黑人旅客在高速公路客棧或城市的酒店裡不能寄宿時，我們永遠不會滿意；只要黑人的機動性只是從一個小的貧民窟搬移到一個大點的貧民窟時，我們永遠不會滿意。只要我們的孩子被只准白人的牌子剝奪自我與尊嚴時，我們永遠不會滿意；只要黑人在密西西比州不允許投票，或者在紐約州不知道為何而投票時，我們永遠不會滿意；不，不，我們永遠不會滿意，不到正義如流水，公義似湧泉，我們永遠不會滿意。

我不由得自覺地知道，你們當中不乏是為了遺棄嘗試和苦難之人。你們當中有的是剛從狹窄的監獄牢房中出來的囚徒。你們當中有的是從其它地區來此探索----探索卻被迫害的風暴打得血肉模煳，和被警察的殘忍野蠻流風而搖搖晃晃。

你曾是這些人中同為苦難的受害者。繼續老的信仰是無法贖回痛苦的。返回密西西比，返回亞拉巴馬，返回南卡羅萊納，返回喬治亞，返迴路易斯安那，返回我們北部城市中的貧民區和貧民窟，宣布無論如何也好，這些狀況一定會改變的。

我的朋友們，我今天告訴你，讓我們不要在絕望之谷里打滾。就算我們今天和明天面對着各種困難，我依然有一個夢。那是一個深深地牢牢紮根於美國的夢。我夢想着有一天，這個國家會興盛，生活在真正的信仰里。我們握住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人，皆生而平等。我夢想着有一天，在喬治亞紅山坡那裡，前奴隸與前奴隸主親如兄弟一般地坐在一張桌子上。我夢想着有一天，就算是一如密西西比，那個狂熱的不公正之州，狂熱的壓迫之州，會轉換成自由與正義的綠洲。我夢想着有一天，我那四個小孩子，有一天能生活在一個判斷他們內涵的、依靠的不是膚色而是性格的國家。我今天就有一個夢！我夢想着有一天，在阿拉巴馬那裡，那些惡毒的種族主義者，與他們嘴唇上滴着干涉和無效言辭的州長。

有一天在阿拉巴馬，小黑男孩與小白男孩，小白女孩與小黑女孩，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樣互相挽着手。我今天就有一個夢！我夢想着有一天，每一個峽谷都是崇高的。每一個小丘和高山都能降低。崎嶇不平的地方能夠平坦。彎曲的地方可以成為直線。

所有的人們都應該顯現主的榮耀。這是我們的希望，這也是我要帶回南方去的信仰。有了這些信仰，我們可以把絕望的堅石轉換成那希望之高山。有了這些信仰，我們可以將不調和的吵鬧聲轉換成美妙的深厚兄弟情誼交響樂。

有了這些信仰，我們可以一起來工作，一起來禱告，一起來奮鬥，一起去坐牢，一起去維護自由。大家心照不宣的都明白，我們總歸有一天會自由。這就是爲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所有神的孩子們全在歌唱着新的意義：我的國家是你甜美的自由大地，我為你而歌唱，我的父親死在朝聖者驕傲之大地上。

讓每一個山腰上，響起自由之聲！如果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的話，這必然會成為事實。因此，讓自由從新罕布什爾奇異的小山頂上響起來，讓自由從紐約的強大高山上響起來，讓自由從賓夕法尼亞的艾麗蓋尼山脈上響起來，讓自由從科羅拉多積雪封頂的洛基山脈上響起來，讓自由從加利福尼亞曲線優美的斜坡上響起來。

不光只是這些，讓自由從喬治亞的石頭山上響起來，讓自由從田納西瞭望遠景的大山上響起來，讓自由從密西西比的每一個小山丘，和鼴鼠丘上響起來，從每一個山腰上，讓自由響起來。當這些發生時，當我們允許自由響起來時，當我們讓它從每一村每一鄉，從每一州每一市都響起來時，我們是可以加速那天的到來的。

所有神的孩子們，白人和黑人，猶太人和異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都可以互相挽着手高唱老黑人精神的讚歌：最終自由了！最終自由了！謝謝全能的神，我們最終自由了！”

金博士只是站在台前的偶像。真正的張良，真正的孔明，是站在金博士幕後的貝阿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具有劍膽琴心性格的拉斯廷，雖然稱不上是位學識豐富的思想家，但卻是一位眼光遠大的政治策略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群性碩�紦u

拉斯廷於1912年3月17日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西切斯特(Westchester, PA)，他是第一位提出非洲裔美國人不但要在交通工具上和白人平等，還要在工作、教育、職位、性別和住宅等方面也要平等概念的非洲裔美國人。

拉斯廷是第一位在美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的非洲裔美國人民權領袖，也是第一位鼓吹同性戀民權的非洲裔美國人。他往往發出驚人之論，使人深省，比如說，他幾次公開地聲稱他是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制度(democratic socialism)的立場。

拉斯廷的後半生，一直到1987年8月24日以七十五歲的高齡去世為止，都是奉獻在美國男女同性戀的民權運動上，可謂勞苦功高。他的理論很簡單，他認為男女同性戀並不是病，是自然人性的流露，而真正的病是美國這個不能容納和接受男女同性戀事實的社會。

拉斯廷的前衛思想和觀念，在20世紀60年代時，被世人視之為奇談怪論，視之為妖言惑校�甚至又o又�为洪水猛兽。染|窆壑�，只能惊谈倛F宸�他的竾}霸噸鹺統�越g貝�掉[腔邸

從1955年到1960年的五年時間裡，拉斯廷是金博士主要的政治顧問，在許多金博士的策略和行動中，都可看到他的影子，而整個1963年的華盛頓和平大遊行，就是出自拉斯廷的策劃與安排，可以說這是他精心策劃的代表傑作。

拉斯廷和金博士一樣，是研究印度聖雄甘地的學者，也是美國政治策略大師梭羅理論的信服者。由於拉斯廷與美國共産黨之間的密切關係，最後導致金博士因信念不同，除工作之外與他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在拉斯廷的精心策劃下，1963年的華盛頓和平大遊行，共有五大訴求：第一，全國的公立學校，立即全面地徹底地停止種族歧視的種族隔離政策；第二，國會要有實際性和有意義的民權立法，包括在全國各州不得在職業上有任何的種族歧視；第三，保證民權工作者免受警察的殘酷對待；第四，全美國的工人，底薪不得少於每小時兩元；第五，華盛頓首都特區在國會特別委員會的監督下徹底的自治。

2013年12月20日 寫於 美國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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