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黑鬼與狗不得入內 |
| 送交者: 高勝寒 2015年11月27日17:53:4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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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十七章) 林登·約翰遜總統所說的馬歇爾是出身在貧窮之家,那只是一句戲言。其實馬歇爾出身於一個普通的中産家庭,雖然不富有,但並無溫飽之憂。馬歇爾於1908年7月2日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 MD)出生。他出生紙上的名字叫做瑟路格谷德(Thoroughgood),是他的父母為了紀念他的祖父母而命名的。 馬歇爾的父親是威廉(William Marshall)不但是個平庸之輩,而且酗酒,這個毛病一輩子都沒有戒掉,為本來經濟就不寬裕的家庭帶來不少的煩惱。威廉的大半生都在餐館行業中度過,是一個典型的普通非洲裔美國人。他在小的時候,為了與自己的父親賭氣,連小學都沒畢業就突然地離開學校,終生不再踏入學校一步。 馬歇爾的母親諾瑪·亞里加(Norma Arica)是一位了不起的時代女性。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一名小學老師,在她的生命里,只有丈夫和兩個兒子,為了他們,她可以犧牲一切。諾瑪是馬歇爾全家的靈魂、當家、廚師與法官,因為有了她,馬歇爾的全家才能凝聚在一起。 瑟路格谷德是馬歇爾祖父母兩人名字的結合,又長又難念,極度的不順口和不方便,馬歇爾自小就對這個長名字有所看法,私下要他的小朋友們叫他瑟谷德(Thurgood)。馬歇爾在六歲上小學時,終於忍無可忍,告訴他的雙親說,這個名字實在替自己帶來了太多的嘲笑與不便,請將之改為比較簡單而且順口的瑟谷德,他的雙親找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得照辦。 馬歇爾在兩歲時,由於他父親要到紐約市投靠他的姊姊丹梅迪亞·美迪(Denmedia Medi),於是全家搬到了紐約市哈萊姆區居住,大家擠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四年後因為馬歇爾的外祖母在一次意外中摔壞了腿,需要諾瑪回去加以照顧,雖然馬歇爾全家都喜歡紐約市,尤其是熱鬧的哈萊姆區更使他們全家對之依依不捨,但無奈於親情的呼喚,馬歇爾又跟着父母搬回了馬里蘭州巴爾的摩老家。 返回巴爾的摩後,馬歇爾全家搬進了他舅父費雅拉斯(Fearless Williams)的家中。這期間,外祖母經常用一張大毯子把小小的馬歇爾包起來,摟在懷裡,有空時就叫馬歇爾到自己的廚房裡,一邊教導他如何燒飯菜,一邊叮嚀他說:“你父母一直想你將來能當一個醫生或者是律師,能成的話,當然是好的了,如果不成,也沒有什麼關係,就做一個廚師好了,你聽說過一個好手藝的黑人廚師會擔心沒有工作嗎?” 費雅拉斯是一個文質彬彬、臉上經常掛着笑容的好人。他是B&O鐵路公司董事長的秘書,負責董事長的午飯與會議安排,常年的忠心服務,使董事長對他依賴良深,視之為不可或缺的左右手。1951年9月份的《B&O鐵路局雜誌》有一篇報道說,費雅拉斯是鐵路局裡最為重要的黑人員工之一。 馬歇爾搬到他家時,三十四歲的費雅拉斯自己並沒有孩子,因而他視六歲的馬歇爾為己出,悉心照顧,這種無私而真誠的愛,影響了馬歇爾一生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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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在六歲時,進入與他家只隔三條大街的103小學,開始接受正規的基礎教育。這棟紅磚黑頂、樓高二層、只有十二間教室的小學是巴爾的摩最拔尖的黑人學校,也一直是馬里蘭州的模範黑人學校。 馬歇爾的個性,自小就是溫和有加。根據馬歇爾兒時最好的朋友吉米·卡爾(Jimmy Carr)回憶說,在小學讀書時,馬歇爾和他哥哥正好相反,從不在街頭打架鬧事。 小時候的馬歇爾,雖然從不惹是生非,但卻是個調情高手,他小學時代的同學朱莉亞·哈頓(Julia Harden)回憶說,她小的時候,就經常被小馬歇爾調戲得快要瘋了。 馬歇爾自小就有經濟頭腦,他在七歲那一年,就已經知道如何賺零用錢。在他舅父家的鄰居、一個叫羅伊·赫爾(Roy Hale)的猶太人開的小雜貨店裡幫忙,薪水是一毛錢一天,另外還可以隨便吃個夠,工作很簡單,只是將客人買的雜貨,用小紅車子推着送到客人的家中。 小馬歇爾工作的第二天,由於有了下班後可以隨便吃個夠的優厚條件,小馬歇爾就不客氣了,放懷大吃起來,結果一下子吃病了,赫爾只得親自送他回家,然後笑着說:“這下子可把你貪嘴的毛病治好了!” 赫爾的兒子薩米(Sammy Hale)是馬歇爾最好的玩伴和朋友,兩人同時在雜貨店做小工,並沒有什麼黑白種族問題,朝夕相處,稱兄道弟,形影不離。每隔幾天,馬歇爾就會在赫爾家裡吃頓晚飯,而赫爾對於這個聰明伶俐的小鄰居,特別的刮目相看,在那個封建的年代,黑白同桌吃飯,是一種不太可能什至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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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的家庭背景其實蠻簡單的,他的祖父索尼(Thorny Marshall),本來悠哉游哉地在非洲剛果生活,幼年時在郊外玩耍,被一個正在該處打獵的美國白人碰上了,於是對方一根繩子就將之綁在船艙底層,運送回美國作為自家的奴隸。 誰知道這個小奴隸,並非那個奴隸主想象中的那麼溫順。這個絕不是盞省油的燈的小傢伙,老是替他的主人兼老闆惹是生非,並且經常的滿嘴怨言,使主人頭痛萬分,三番五次的想將他賣掉,但都被口齒伶俐、聰明能幹的索尼說服而改變主意,可是事後索尼還是依然故我,照樣惹是生非。 白人老闆實在是忍受不了了,於是把索尼叫到面前說,我可以給你自由,條件是你必須離開這裡,永遠不要再回到維吉尼亞州東邊來。索尼用他那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住老闆一會兒,緊接着二話不說,掉頭就走。 索尼自由後,由於能說會道、精明能幹,不出幾年,居然成為小康之富。索尼為了能衣錦還鄉,帶着積儲起來的金錢,將他舊主人家旁邊的一小片土地買了下來,從此以後就在那裡安家落戶的生活起來。那個心腸惡毒而且充滿了種族歧視的老主人,就因為家門旁邊有了一戶黑人而且是自己昔日的奴隸,而傷心苦惱不已,視之為奇恥大辱,可是毫無辦法,他一直到死,都被這種心態折磨着。 索尼後來參加了美國陸軍,因為身手敏捷反應敏捷,被派到專門對付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強盜的特種部隊,並且屢建奇功。 1874年因為索尼有長期拉肚子的毛病,被迫提早退伍,他用一條毛毯將自己捲起來,坐着火車返回巴爾的摩時,這個只有二十四歲的勇敢戰士只剩下了半條小命。 1879年,大病初癒,索尼與鄰居安妮·羅賓遜(Annie Robinson)結婚,成家立業後,索尼在巴納姆酒店(Barnum Hotel)里當餐廳服務員,這時他們的長子威廉出生了,這個調皮搗蛋的小男孩,就是馬歇爾的父親。 索尼強硬的鐵漢作風,使馬歇爾全家在巴爾的摩的地位特別的突出,無論白人黑人,都不敢輕易招惹之。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15年1月10日,時年六十六歲的索尼因心臟病去世為止。索尼之死,象徵着一個彪悍型強人家族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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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的外祖父以塞亞(Isaiah Williams)亦是一條響噹噹的好漢。他前後兩次的海軍服務,使他有機會環球週遊。以塞亞是一位見多識廣的人,他在南美洲等國看過莎士比亞的舞台劇,聽過歐洲的合唱團,見過世界各國人民的風土人情,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曾在槍林彈雨里出生入死,為國立功,經歷過無數次的大場面。 1869年12月30日,以塞亞胸前掛滿了勳章,在費城從海軍光榮退伍,在一貫處於奴隸環境的黑人當中,他可謂鶴立雞群,人中龍鳳,特別的出類拔萃。 1872年11月以塞亞與時任私立學校老師的瑪麗·福塞特(Mary Fossett)結婚,夫妻相敬如賓,恩愛異常,一口氣生了六個孩子,其中在1885年出生的諾瑪,就是馬歇爾的母親。 婚後美滿的生活,加上前衛的思想,使以塞亞很快成了巴爾的摩黑人社區的天然領袖。每一次白人警察在無理毆打黑人時,以塞亞必會出面與之相抗,討個公道。 以塞亞的正氣,使當地的白人也另眼相看,不敢冒然犯之,連以白人為主的共和黨亦邀他加入,以壯門面。以塞亞返回家鄉後,意氣風發,奮發圖強,四鄰敬之。 以塞亞上白人的教堂,進白人的餐館,與白人打交道時不恭不鄙,平等論交,當地的白人,因畏其奪人的風采,尊敬與懼怕各占其半,多不敢犯之。 以塞亞意欲用一生之力,來為美國的黑人爭取平等民權,可是在封建反動勢力的封殺下,以飲恨告終,但是他連做夢都沒想到,畢生未竟之業,竟由他的外孫馬歇爾來完成了,這豈非歷史的偶然性嗎? 以塞亞從海軍退役後從商,利用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在巴爾的摩西區買了一棟房子,在那裡安家落戶,養兒育女。無巧不成書,那從德國移民來的鄰居,又是一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歐洲封建白人,兩棟房子之間,有幾條破爛不堪的木欄杆,將兩棟房子分隔開來。 這個自高自大而且極度小氣的美國白人,一來為了省錢,二來為了與這伙黑人鄰居劃清界限,於是向以塞亞提議,可否兩家各出一半錢,在兩家之間修一排高木欄?以塞亞一聽,就一肚子的火,這不是自己出錢買侮辱嗎?於是他大聲地向着這小氣的白人鄰居吼道:“滾你媽的蛋吧!” 馬歇爾的父親威廉繼承了家族裡強硬的好漢個性,脾氣倔強且不服輸,自小調皮搗蛋,天下第一,無人不知,在學校里是老師們最爲頭疼的學生之一。 有一次,老師們實在是忍無可忍,只得去找威廉的父親投訴,狠狠地告了他一狀,並請他父親配合着管教一下。索尼的暴戾個性又一次的顯露出來。 索尼聽後怒不可遏,二話沒說,就衝着學校而去,一路直奔威廉的教室,推門而入,一手將威廉按倒在課桌上,一手解下皮腰帶,當着他老師和小朋友們的面,一點兒不留情面,死命地抽打一頓,嚇得全班師生鴉雀無聲,沒有一個敢動。 威廉在師友面前挨了毒打,顔面全無,羞於與腥嗽偌吲攏⑹鬧丈輝傯と胙R徊劍率顧⊙Ф濟揮斜弦擔統鐾夤ぷ髂鄙Ⅻ/span> 馬歇爾的祖父逐漸地有了經濟基礎,家庭環境也跟着有所改善,老祖父從軍隊退休後,在一家高級酒店當服務員,同時也在自己家的地庫里開起了小型的方便雜貨店,威廉就在自己家的雜貨店裡,學起生意經。 沒想到這家小型的家庭雜貨店,居然生意日漸興隆,於是父子二人又在外面大街上租了一片店面,正式經營起雜貨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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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秉承着家族的傳統,莊敬自強,威武不屈,當仁不讓,對於不平等,絕不妥協,絕不逆來順受,老祖父經常教育家人,也經常教育威廉和馬歇爾人必自敬,然後人人敬之的道理和原則,祖孫三代,絕不接受種族歧視,尤其是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必嚴抗之。 這裡有一個關於馬歇爾對於種族歧視必嚴抗之的小故事。馬歇爾十五歲那年,上課之餘,在一家猶太人摩西·舍恩(Moses Schoen)的帽子店找到了一份半工,他的工作是把做好的帽子,乘着公交車送到客人的家裡。 這一天,馬歇爾拿着一大疊新帽子在公交車站排隊。也許是拿的帽子太高擋住了視線,無意中頂着了前面也正在排隊的一個囂張的白人,那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狂妄白人轉過頭來,用惡毒的聲音罵道:“小黑鬼,你要小心點!”馬歇爾聽後,怒不可遏,立即反唇相譏,毫不退讓。 這個認為天是老大而他應該是老二的無禮白人,看見這個其貌不揚的黑小子,居然敢用言語來衝撞自己,這還得了?不由地勃然大怒:“你怎敢如此的跟我說話?”說罷,一巴掌將馬歇爾拿着的一大疊帽子打得散了一地,滾得七零八落,有的什至掉進了污水溝。 馬歇爾見此,二話不說,衝上去扭着這個傢伙就打了起來。白人警察來了,定眼一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小黑鬼”居然敢與一個金髮藍眼的白人動手打架!他當然知道應該拘捕誰了。 馬歇爾的猶太人老闆舍恩,到警察局將他保了出來。在回家的路上,馬歇爾用溫和的語氣,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舍恩靜靜地聽完了,不但沒叫他賠償丟掉的帽子的錢,還拍着馬歇爾的肩膀安慰他道:“瑟谷德,你做的一點兒都沒有錯,做人就該如此的有原則!”這是馬歇爾一生中第一次的種族衝突,對他的一生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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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中學期間,馬歇爾算不上是個好學生,充其量只是一個普通的B級學生而已。他雖然學習成績馬馬虎虎,毫無過人之處,但是在學生辯論團里,馬歇爾卻是個明星級的人物。他的冷靜聰敏、口若懸河、才華橫溢、雄辯滔滔,使他成為了學校學生辯論團的主將人物。馬歇爾以前三名的好成績從中學畢業時,在將來的職業欄上,只填了兩個字:律師。 周邊環境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重要和有影響力。馬歇爾就讀的那所有色人種培訓中學(Colored High and Training School),是一所早期由德國人開辦的小學,經過了七十多年的歲月後,巴爾的摩政府才將之改成為一所而且是唯一的一所黑人中學。 馬歇爾在1921年到這就讀九年級時,這所有色人種培訓中學既沒有圖書館,也沒有食堂,更沒有操場,除了破爛,還是破爛。這所已有三十八年歷史、樓高兩層、只有十六間教室的黑人學校,其周邊環境是值得人們擔憂的。緊鄰着學校的是一座監獄,監禁的囚犯全是清一色的黑人,而所有的獄警則是清一色的白人。 馬歇爾從窗戶往下望,可觀監獄全貌,白人獄警用充滿了種族歧視的語言痛罵黑人囚犯的聲音,在課堂里清晰可聞。長年累月下來,馬歇爾不停地思考着一個使他心煩意亂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嗎?這就是美國所標榜的司法公正嗎? 在中學期間,馬歇爾就將《美國憲法》背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他不但能朗朗上口,而且還將之深入研究,他發現了當時的美國社會和司法制度,嚴重地扭曲了這部人類第一部偉大的成文憲法。現實社會的種種不公不義,與《美國憲法》標榜的文明精神完全風馬牛不相干。馬歇爾經常思考一個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這種現象要維持到何年何月? 在中學畢業前,馬歇爾的父親威廉因為生病,只得賦閒在家,收入全無,他的母親諾瑪勉強維持着一份半工,靠着那一點點微薄的收入養活着全家。馬歇爾家庭本來就不寬裕的經濟,經此肇變,經濟立即亮起了紅燈。 馬歇爾的哥哥奧布里(Aubrey Marshall)書讀得很好,父母期望他將來成為一名醫生,至少也要當上一名牙醫。同時期望馬歇爾成為一名律師,馬歇爾計劃着在中學畢業後,就到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傑斯特郡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 Chester County, PA)去讀法律系。而林肯大學也已經接受了他的入學申請,但在當時冷酷無情的現實環境下,這個期望恐怕要落空了。 林肯大學是由基督教傳教士創辦的學校,原名為黑普林斯頓大學(Black Princeton University),在阿伯拉罕·林肯總統被刺殺遇害後,為了紀念林肯總統而改名為林肯大學。 在馬歇爾中學畢業前,奧布里已經是林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了,可是因為父親失業,收入全無,欠下的三百三十元的學費毫無着落,面臨着被學校停課的威脅。 馬歇爾的母親諾瑪只得去找教堂的約翰·麥卡洛牧師(John McCullough)求助。巧合的是,麥卡洛牧師也是林肯大學的畢業生,於是就以牧師和老學友的雙重身份,給林肯大學的校長寫了一封信,說明馬歇爾全家的真實情況,指出奧布里的父親臥病在家已經一年有餘,母親則是收入什低的半工老師,所以沒有錢交學費。 林肯大學的校長回信說,由於他的解釋和推薦,他們會破例考慮。基於這個原因,奧布里得以幸運地繼續就學。可是馬歇爾就沒有他哥哥那麼幸運了,家中是不可能有供兩個兒子同時上大學的經濟能力,無奈之下,為了上大學的學費,自1925年開始,馬歇爾自動停學,干起了他父親的老本行,到火車上當餐廳服務員。 這第一份正式工作,給年輕的馬歇爾上了人生至為寶貴的一課。他冷眼觀之,到處都是因為種族歧視引起的不平等,在整個鐵路局,白人的八十五元工資不但比黑人高,而且還有工會的保障,黑人只有五十五元一個月,而且沒有像白人那樣另有加班費。 有一次,馬歇爾和一批火車上的黑人同事們,半開玩笑地討論了他們是否也應該成立一個黑人工會,來保障大家的利益和權利。其實這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並沒有任何的實際行動,但是當火車返回到巴爾的摩終點站後,一名白人檢查員走向那個戲言要組織黑人工會的同事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說:“把你的制服脫下來,你被炒魷魚了!” 這突然而來的狀況,令所有的同事都目瞪口呆,互相懷疑起來,因為當時並沒有任何的白人在場,除了有黑人自己的內奸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解釋呢? 馬歇爾閉着眼睛埋頭苦幹了六個月,直到賺夠了自己一年的學費,於是辭了工,帶着背包,直奔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傑斯特郡、離家五十五英里之外的林肯大學。 馬歇爾的個性和他的哥哥奧布里不一樣。奧布里知道家中的環境,知道金錢來之不易,於是勤奮好學,努力向上。可是馬歇爾的第一年,是在吊兒郎當的心態下度過的,兩兄弟經常為此發生口角,吵嘴吵到什至於連話都不說。 大學生涯的第一年,唯一使馬歇爾興奮的,就是他參加了林肯大學的辯論團,這是馬歇爾的優勢,也是他最大的興趣。很快地,就像當年在巴爾的摩中學時一樣,馬歇爾成了林肯大學辯論團里的明星級主將人物。 那一年,馬歇爾是林肯大學辯論團四位名嘴之一,在巴爾的摩一家教堂的一千多名聽忻媲埃硇故玖慫郾緄牟嘔笫だ醋雜⒐=虼笱У謀緶弁擰Ⅻ/span> 戰果不只如此,接着他又到波士頓擺平了哈佛大學辯論團,更將英國劍橋大學辯論團說得啞口無言,舉手認輸。這些磨練和經驗,為馬歇爾未來的律師事業奠定了雄厚的本錢和紮實的基礎。 馬歇爾的祖父和父親兩代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別人尤其是白人輕藐地叫他們為黑鬼(nigger),有着異常的反感,這是一句充滿了歧視和鄙視的惡毒語言,就像稱呼中國人為清(ching)、稱呼日本人為架頭(jap)一樣,這些都是一 些沒有教養的下等白人對非洲裔美國人與東方人的一句帶有侮辱性的慣稱。 馬歇爾本人對黑鬼一詞,雖然也是討厭,但他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黑鬼稱呼的問題,他認為非洲裔美國人,本來就是天生的黑皮膚,因而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太大的冒犯。馬歇爾什至於一度提議,將nigger改成為Nigger,將之變為專有名詞,如此一來,可將壞事變好事,就像美國白人在夏威夷接受當地土人呼之為夏樂(Haole)一樣的皆大歡喜,但是這個理論卻遭到幾乎所有的非洲裔美國人的反對,馬歇爾不願逆水行舟,只得作罷。 馬歇爾從小就是一位能夠忍辱負重之人,他從不逞匹夫之勇,但絕不是懦夫,這從一個小故事裡,就可以看出他的堅忍性格。 馬歇爾的父親威廉在家養病一年有餘,身體逐漸康複起來,由於他是一名有多年經驗的餐廳服務員,他很幸運地在馬里蘭州的旅遊勝地吉布森島(Gibson Island)的一家專為富有白人開辦的吉布森島俱樂部里,找到了一份餐廳部經理的工作,負責安排客人的飯局,並負責俱樂部里的黑人雇員的一切人事問題。 這家檔次什高的白人俱樂部牛氣沖天,出入的客人非富則貴,在俱樂部的大門口,掛着一面閃閃發亮的銅牌,上面刻着“黑鬼與狗 不得入內(NO NIGGER & DOG)”的字樣,可謂極盡侮辱人格之能事。 暑假期間,馬歇爾為了能夠有機會賺到第二年的學費,就在這家俱樂部的餐廳里當服務員,他每次經過大門口看見那塊『黑鬼與狗 不得入內』的銅牌時,就覺得有一種迎面而來的羞辱感。可是這份收入相當豐厚的工作,對剛二十歲出頭的馬歇爾來說,是有着難以言喻的重要意義。馬歇爾極度的重視這份暑假工,只得逆來順受,強行忍之。 有一天,餐廳來了一大幫客人,其中有一個是勢高氣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現任聯邦參議員,他一進門見了馬歇爾,噼頭一句就說:“小黑鬼,給我弄點兒喝的!”馬歇爾沒想到,堂堂一個現任的聯邦參議員,竟然如此沒有教養和人品。 馬歇爾咽了幾口唾沫,做了幾個深呼吸,才將心頭之火壓住,為了學費,馬歇爾只得強忍住一肚子的怒火。整個晚上,他就在那個聯邦參議員左一句小黑鬼,右一句小黑鬼的大呼小喝下度過。 可是臨走時,那個囂張跋扈卻大方的聯邦參議員,卻給馬歇爾在桌子上留下了二十元的小費!在馬歇爾一年需要交三百元學費的比例下,這的確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一連好幾天,那個聯邦參議員每天都帶着朋友們來應酬和用餐,每天對着馬歇爾都是大呼小喝,小黑鬼、小黑鬼的叫個不停,但每天都給馬歇爾二十元的小費。馬歇爾為了這筆相當可觀的小費,強忍怒氣,在該聯邦參議員臨走之時,還是禮貌地說:“非常謝謝你,先生!” 幾天以後,站在旁邊看在眼裡氣在心裡的威廉實在是憋不住了,把兒子拉到了一邊,指着他的鼻子向他咆哮說:“你給我滾蛋!你被炒魷魚了!對於這種混蛋,你居然還尊敬地叫他什麼先生,你把我們黑人的尊嚴都丟光了!” 馬歇爾對着連眼睛都已經氣紅了的父親解釋說:“你兒子是那種窩窩囊囊沒有出息的人嗎?還不都是為了那點學費?不然的話,我早就把他的鼻子打歪了!”由此可見馬歇爾處理事情不但冷靜,而且有着非凡的忍耐力。 在吉布森島的暑假工作期間,馬歇爾還收穫了另外一個經驗,對他的人生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也有助於馬歇爾思想上的成熟,那就是在不失去本身立場的情況之下,如何處理一些棘手的種族問題。 在馬歇爾的客人中,有一對彬彬有禮的白人史密斯夫婦,不但給馬歇爾豐厚的小費,還對他禮貌尊重有加。有一次史密斯太太單獨開着她丈夫的勞斯萊斯來吃飯時,半路上車子發生了一點小意外,馬歇爾聞之,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前去協助,並用電話通知她丈夫前來接她回家,這對白人夫婦對馬歇爾的為人,深為感動,遂與之相交為友。 過了沒多久,史密斯夫婦在他們位於巴爾的摩的豪宅里舉行宴會,特請馬歇爾前來協助,招待客人。宴會開始前,史密斯太太帶着馬歇爾參觀他們的豪宅,在樓上的一間房子裡,擺滿了許多小孩子的玩具,他們告訴馬歇爾說,因為他們沒有孩子,故作此布置,聊以自慰。 馬歇爾聽後,不經意地說,他知道有一家孤兒院,就是缺少這些玩具。史密斯夫婦聞之,對馬歇爾說,願意將玩具全部捐給他們,就請他做個安排。但是當史密斯夫婦聽到馬歇爾無意中說這是捐給一家黑人孤兒院時,立即變了臉,改口說已經改變了主意,他們是不會捐任何東西給黑人孤兒院的。 馬歇爾聽後悵然若失,這給他自己一個新的人生議題:孰令致之?這全是白人之錯嗎?自己也是黑人,而這對白人夫婦對自己是優禮有加,但對其他的黑人,則完全不一樣,看來美國的種族問題,並非光是歧視兩字就完全解釋得了的。 在吉布森島的暑期工作期間,馬歇爾從實際情況的觀察里,還得出了一個結論:並非所有的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比如說這家俱樂部的總經理羅伯特·霍克斯(Robert Fox),自己以前打工的帽子店猶太人老闆摩西·舍恩,和經常到自己家找父親聊天的那個白人警佐威廉·庫克(William Cook)等等,都是一些溫和有禮、思想乾淨的白人。 尤其那位羅伯特先生,不但毫無種族歧視的觀念,也是自己父親的酒友,兩人還成了莫逆之交。這種親身體驗,深深地影響着馬歇爾,使他將來在處理種族問題時,特別的謹慎,不走偏激和極端的路線。 庫克每次到馬歇爾家做客時,都會在敲門後站在門外等着威廉出來,因爲他知道威廉有條人生處事原則:任何白人如果沒經他同意而擅自進入他家的話,他會毫不猶豫地用槍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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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之所以如此是有前因後果的,那是一件發生在當地的暴力案件引起的必然情緒反應。1875年7月31日,星期六的晚上。巴爾的摩的警察局接到了有人報警,說有鄰家屋子裡開派對的聲音太吵鬧了,使他們沒法睡覺,請他們前去約束和干涉一下。 奉命前去處理的是個頭矮小但孔武有力的白人帕特里克·麥克唐納警佐(Patrick McDonald),他敲開了正在開派對的黑人屋主丹尼爾·布朗(Daniel Brown)的大門,提醒他們說現在已是凌晨兩點了,他們的鬧聲已經嚴重地打攪了鄰居的安寧,請立即將派對結束。 屋子裡的人正在興頭上,見前來敲門的竟然是個警察,而且是個白人警察,於是乎更加地大吵大鬧起來,並不時夾帶着一些不文明的種族歧視語言。麥克唐納見狀,不由勃然大怒,用手指着黑白混血兒布朗兇巴巴地說道:“你最好是立即停止派對,以免挨揍!” 已經半醉的布朗趨前兩步,怒氣沖沖地反唇相譏說:“什麼?挨揍?憑你?敢嗎?”麥克唐納立即用實際行動來回答了布朗的挑釁,朝着他當頭就是一警棍,將他擊倒在地,霎時間血流滿臉。 布朗的妻子見狀,立即吼叫着跑出來搶救她躺在地上的丈夫,還沒等靠近,就被滿眼紅絲的麥克唐納警佐使勁地一把推開,同時拔出了手槍,朝着踉踉蹌蹌掙扎着要從地上站起來的布朗的腦袋開了一槍,他立即被射死在現場。 這件悲劇惹火了整個巴爾的摩的非洲裔美國人,也惹火了馬歇爾的外祖父以塞亞,他認為這是一次嚴重的白人警察對手無寸鐵的黑人無理濫用武力的暴力事件,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和會議,用實際行動來進行反抗。 1875年8月5日,以塞亞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學院(Frederick Douglass Institute)廣場上發表激昂演講,指責巴爾的摩白人政府當局違反人權,藐視法律,沒有對黑人盡到保護之責,尤其是隨意的非法警察暴力事件,時有所聞,而在對黑人辦案進行拘捕時,亦不按正常程序處理。 這次的布朗的暴力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非洲裔美國人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有個說法,有個交代,有個司法的正義,更要有着同白人一樣的生命保障,自由地在夜晚追求快樂的權利。 第二天,法庭還沒有排出開庭審理的日子,全是白人掌控的《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替巴爾的摩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充當魔鬼辯護人,說他們並沒有見到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的政策存在,而以塞亞的指控,是沒有使人信服的道理和任何實際證據的。 在龐大的黑人群體和社會壓力之下,麥克唐納被馬里蘭州檢察官以一級謀殺的罪名正式起訴。1875年11月15日開庭審案,整個法庭充滿了白人和黑人,擠得水泄不通,從第一輪交叉盤問(cross exam)的十多人的供詞中,事實真相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以塞亞的指控是對的,而《巴爾的摩太陽報》也不再發表他們的種族歧視預言了。 1875年12月22日終審辯論開始,以塞亞坐在法庭的最前排,雙眼憤怒地盯住了對方的律師,以肢體語言在告訴他:別再花言巧語地狡辯了,那是沒有用的。 第二天,也就是在感恩節的前一天,陪審團作出了結論:麥克唐納的一級謀殺罪名不成立,但過失殺人罪名成立。這個法庭的判決,雖然沒有得到巴爾的摩黑人社區的滿意,但是可以勉強接受。 以塞亞在這件事件之後,變成了巴爾的摩地區非洲裔美國人的精神領袖,他意氣風發地告訴他的朋友們說,如果有白人膽敢在沒有得到他的允許而私自進入他家門的話,他將毫不猶豫地開槍擊之,影響所及,馬歇爾的父親威廉亦在日後作出同樣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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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學院是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來命名的。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道格拉斯是一朵奇葩,是美國民族的精英,他集作家、文學家、演講家、哲學家、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廢奴先鋒與美國副總統候選人於一身,更使人驚訝的是:道格拉斯是一位黑人奴隸。 沒有人知道道格拉斯的真正出生的年日。根據他的自傳《美國奴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活自述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中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曾就身世的問題諮詢過他母親,答案是:我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父親,大約是在1818年左右,地點是馬里蘭州塔爾博特郡(Talbot County, MD)。由於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確實的生日日子,於是道格拉斯自己選了個生日:2月14日。 道格拉斯在出生時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貝利(Frederick Bailey)。剛出生沒有多久,他的母親在他入睡後,毅然被逼離去,一別數載,道格拉斯跟着他外祖母貝蒂(Betty Bailey)成長,道格拉斯在七歲時隨着老主人亞倫·安東尼(Aaron Anthony)到農場工作,十歲喪母,孤苦伶仃,無依無靠。 安東尼死後,道格拉斯被送予露克麗西亞·歐爾德(Lucretius Auld)為奴。露克麗西亞派十一歲的道格拉斯到巴爾的摩去伺候小舅子休(Hugh Auld),在休家,道格拉斯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仁慈女主人索菲婭(Sophia Auld),她以平等態度對待道格拉斯,並在他十二歲時開始教他學習閱讀和寫作。 在19世紀初期的美國,教導奴隸識字和閱讀是犯法的。有一天,休突然發現妻子在教導道格拉斯學習寫字後,勃然大怒,當着道格拉斯的面,指着她的鼻子咆哮道:”你怎麼可以教育黑鬼奴隸識字?他們一旦有了教育,就會不滿於現實,就會要求自由!” 從惡毒的咒罵聲中,道格拉斯如夢初醒,意識到了知識是使奴隸走向自由之路的要素,自此堅定地要掌握住知識,他靜靜地從鄰居、過客或任何可以學習的渠道,努力學習。 兩年後,道格拉斯可以閱讀報紙,這為他的知識打開了理解世界的大門,他開始閱讀任何能夠找到的書籍,尤其是關於反對奴隸制度和法制人權方面的著作,最能引起他的共鳴。 道格拉斯不但自己奮發學習,也鼓勵其他的奴隸要學習,他在每個星期天下午,秘密地為其他的奴隸講解《聖經》,猶如周日教堂查經班。 這種定時的集體學習維持了六個月後被白人奴隸主發現了,一大批憤怒的奴隸主突然拿着木棍和武器,襲擊正在集體學習的四十餘名黑人奴隸,奴隸學習班被強行解散。 1833年,修決定要懲罰禍首道格拉斯,把他借給了一個素以窮兇惡極和以善於收拾黑鬼奴隸(slave-breaker)聞名鄉里的愛德華·科維(Edward Covey)。 科維的絕招是用皮鞭來約束奴隸,經常的鞭打煎熬使道格拉斯難以忍受。在一次被無理鞭打時,道格拉斯憤怒地暴力反抗,與科維互相扭打起來。在當時的美國法律規定,一個奴隸如果用暴力來攻擊白人奴隸主的話,將會被法庭判處死刑。但也許是個性卑鄙的原因,科維在挨揍後變乖了,不但沒有報警處理,而其自此再也不敢鞭打道格拉斯。 在19世紀初期的美國,道格拉斯與其他的黑人奴隸一樣,就像貨物一樣的被轉賣和租售。1836年,有着豐富知識的道格拉斯決定要逃出生天,但失敗了兩次。 1838年9月3日,在比他大五歲的自由黑人安娜·默里(Anna Murray)的精神和經濟支持下,道格拉斯化裝成一個水手,利用偽造的證件,終於逃亡成功。 二十四小時後,他現身在紐約市反奴隸制度大將戴維·拉格爾斯(David Ruggles)的安全避難所里,自此開始了他公開反對奴隸制度事業的路程。 拉格爾斯是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的著名非洲裔美國人。他於1810年3月15日在康乃狄格州萊姆郡(Lyme, CT)出生,拉格爾斯不是奴隸,他的雙親也不是奴隸,但黑人作家的良知不允許他置身事外,他利用自己成功事業賺到的錢,全部用於協助黑奴逃亡之用。 拉格爾斯是紐約警戒委員會(New York Committee of Vigilance)的創辦人,他以個人的力量,成功地運用地下鐵路方式協助多達六百名黑奴逃亡。 1838年9月15日,道格拉斯與把整個家從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搬到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New Bedford, MA),與前來相會的默里結婚。為了安全的理由,他改名為內森·約翰遜(Nathan Johnson),默里也改名為瑪麗·約翰遜(Mary Johnson),過了沒有多久,他覺得約翰遜的姓依然充滿了奴隸主的味道,於是又自我改名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自由後全力投進反奴隸和女權運動的洪流里,他加入反對奴隸制度協會(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寫文章、著書籍、辦報紙、出雜誌,四處演講。他思想細膩,學識豐富,條理清楚,見解過人,週遊英美兩國,鼓吹廢除奴隸運動。 1843年道格拉斯在印第安納州彭德爾頓(Pendleton, IN)演講時,遭到當地三K黨暗算,手臂被打斷,幾乎喪命,由於治療失當,殘疾終身。 1846年道格拉斯在文章和演講中說,《美國憲法》是一份反對奴隸制度的文件,引起了民權分子如威廉·格里遜(William Garrison)等人的極度不滿。 顯然這是道格拉斯一廂情願的偏見。格里遜認為事實恰好相反,《美國憲法》不是一份反對奴隸制度的文件,而是一份肯定並落實奴隸制度的文件,因為《美國憲法》第2條的主體是保護私人財産,而美國法律承認奴隸是屬於私人財産的一部分。 格里遜是美國19世紀中期堅定主張立即無條件解放黑奴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多次抨擊《美國憲法》是“一份與死神的契約與地獄的協議”並於1854年7月4日國慶日那天,公開焚燒《美國憲法》抗議。 1852年7月5日道格拉斯在紐約羅徹斯特縫紉反奴隸制度協會(Rochester Anti-Slavery Sewing Society)發表演講時說:“對一個奴隸來說,獨立紀念日是毫無意義的,是偽善的。”這句話成為流傳極廣的反奴隸制度名言。 道格拉斯出版過三本自傳:1845年的《美國奴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活自述》、1855年的《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與1881年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與時代(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 其中最為轟動的是《美國奴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活自述》,三年間賣出了一萬一千本,並被翻譯成法、德兩種文字,在歐洲廣泛發行,使道格拉斯的名字和故事深入民間,街知巷聞,婦孺皆知。 道格拉斯是約翰·布朗的朋友,他認可布朗的廢除奴隸制度運動,但反對布朗採取暴力武裝攻打維吉尼亞州哈佩斯費里軍械庫(Harpers Ferry Armory)的手段,他認為布朗的暴烈行動會激怒美國人民,所以刻意與布朗保持距離。 布朗在起義前曾與道格拉斯見面,兩人就廢除奴隸制度運動的前景,做過一段坦誠的交流。布朗在1859年10月16日率領着二十一名烏合之芯縷鷚迨О芎螅晃嵫侵莘ㄍヒ耘壓鐦λ饋 道格拉斯深恐會被連累,連夜逃遁到加拿大避難數月。布朗事件平息後,道格拉斯在哈佩斯費里發表演講,有趣的是,與他同台演講者就是在法庭上置布朗於死地的維吉尼亞州檢察官安德魯·亨特(Andrew Hunter)。 南北戰爭後,道格拉斯被美國政府委任為專替解放後的黑人提供資金服務的弗里德曼銀行(Freedman’s Saving Bank)總裁,後又出任多米尼加共和國大使,1877年道格拉斯被委任為美國執法官,是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最高執法官。 南北戰爭後,美國三K黨橫行南部十餘州,暴力攻擊黑人的教堂和房屋。在道格拉斯的不停呼籲和壓力下,國會通過了三條劃時代的《三K黨法案(Klan Act)》。 《三K黨法案》或曰《強製法案(Enforcement Acts)》,尤利西斯·格蘭特總統(Ulysses Grant)根據新法案授予的特權,宣布臨時取消南方數州的權利保障,揮軍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等州,以武力拘捕三K黨五千餘人,有力地保護了黑人的安全和權利。 1877年道格拉斯和他的前奴隸主人奧爾德見面,並與奧爾德的家人相談什歡,道格拉斯邀請他們前來參加自己的演講會,自此兩家保持着一種良好的聯繫,與此可見道格拉斯溫馨人性的一面。 1888年6月19日至6月25日,共和黨全國大會在芝加哥禮堂大樓(Auditorium Building)召開,道格拉斯被邀請在大會上發表演講。 在832名共和黨代表中,有544票投印第安納州聯邦參議員本傑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使他成為第23任總統候選人,有287票投給紐約州聯邦幸樵繃形?/span>·莫頓(Levi Morton),使他成為第22任副總統候選人,但來自肯塔基州的一票,卻投給了道格拉斯,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得到主要大黨推薦為總統候選人票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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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參加競選總統職位的女性是維多利亞·伍德赫爾(Victoria Woodhull),她是一位著名的政客、女權主義者、女性投票權運動者、女性主義者、民權運動領軍者、反奴隸主義者、作家、自由愛情者和華爾街第一位女性股票經紀人。 伍德赫爾於1838年9月23日在俄亥俄州里罄郡(Licking County, OH)出生,離婚兩次,結婚三次,她的自由愛情觀驚世駭俗:女性擁有自己的身體,應該有權決定包括與誰、不與誰上床,或者從一而終。 1872年6月6日,平等權利黨(Equal Rights Party)推薦伍德赫爾為總統候選人,她即提名道格拉斯為副總統候選人,這不但使她自己成為美國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也是道格拉斯成為第一位黑人副總統候選人。 伍德赫爾於1927年6月9日,病逝英國布雷登(Bredon),享年八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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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與默里育有五個孩子:三個兒子是小道格拉斯、劉易斯(Lewis Henry)和查爾斯(Charles Remond);兩個女兒是露塞塔(Rosetta)和在十歲時病逝的安妮(Annie)。 道格拉斯對他的妻子默里眷戀有加,1882年,在結婚四十四年後,默里病逝於美國首都華盛頓,享年六十九歲。 道格拉斯有兩個地下情人,一個是朱麗亞·格里菲思(Julia Griffiths),一個是奧蒂莉·艾辛(Ottilie Assing)。 格里菲思是英國人,她是著名的反奴隸制度健將,1849年道格拉斯亡命英國時,兩人因志同道合而相識相戀,1849年她跟着道格拉斯返回美國,成為羅徹斯特縫紉反奴隸制度協會六位發起人之一。 格里菲思於1855年返回英國,但繼續定期在道格拉斯的雜誌上寫文章,後來她嫁給一名加拿大傳教士,並管理一家女子學校為生。 艾辛是一場三角戀愛的悲劇主角。她是猶太裔德國人,於1819年2月11日在德國漢堡出生,阿辛有着顯赫的家庭背景,她的母親是德國文壇的才女詩人羅莎·瓦恩哈根(Rosa Assing),她的父親是德國當代著名的猶太裔醫生戴維·艾蘇爾(David Assur),受洗為基督徒後改姓為艾辛。 艾辛於1852年移民美國,定居新澤西州霍博肯(Hoboken, NJ),用男子的筆名為報紙雜誌撰寫文章維生。偶然間閱讀道格拉斯的自傳《美國奴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活自述》而生仰慕之心。1856年前往羅徹斯特採訪道格拉斯,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或許是前世的姻緣,這一採訪,把自己變成了道格拉斯二十六年的地下情人。 1882年,默里謝世。艾辛以為在自己苦苦煎熬了二十六年後,順理成章地應該成為道格拉斯太太,她一直在內心期待着這一天的到來。 1884年,艾辛帶着晚期惡性乳腺癌的身體,在巴黎處理家族的財務糾紛,忽然在報紙上看到道格拉斯與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女秘書海倫·皮特茨(Helen Pitts)結婚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靂,頓覺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1884年8月21日在巴黎市區的公家花園裡,艾辛用手槍結束了自己六十五歲的恩怨情仇。 艾辛在死前立下遺囑,把僅有的財産遺留給了道格拉斯,但把她所有與道格拉斯的來往書信全部燒掉。 1886年道格拉斯帶着妻子皮茨到法國、德國、意大利、希臘和埃及旅遊,補償蜜月。他春風得意地說,第一個老婆是他母親的膚色,第二個老婆是他父親的膚色,相當公平。 1895年2月20日,道格拉斯應邀參加在華盛頓全國女性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Woman)的應酬,在節目半途時,道格拉斯被邀請上台,接受全場起立的掌聲致敬,使他更覺人生春風得意。 不過這次的春風得意的現狀很短,短得只維持了兩個小時:他一回家就急性心臟病暴發,驟然謝世,享年七十七歲。
2013年12月24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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