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文革萬幸：50軍入川支左

文革開始，外公作為四川樂山地區主管文教衛生體育的副專員受到衝擊。那個時代中國的行政劃分，分為省地縣三級。地就是專區，介於省和縣之間的一級政權機關。專區黨的機關叫地委，而專署則是政府機關。專署與省政府和縣政府的區別在於，專員與副專員都是直接任命，沒有一個人民代表選舉的過程。

文革初期，所有台上的幹部都受到衝擊，外公與一大幫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付專員被革命群眾造反派揪出來批鬥。小舅清楚記得，文革開始時革命群眾造反派在專署里，貼出針對外公的大字報里有這樣的話：”X X，長征圍追堵截紅軍，解放戰爭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 大字報上用紅墨水灑了不少，就掛在專署進大門正對的位置。

批鬥外公時，喊的口號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外公對革命群眾說，“我連共產黨員都不是，怎麼就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有人提醒革命群眾，他是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革命群眾馬上改喊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外公又說，”我也不是國民黨黨員，我從來沒有加入過國民黨。” 這是真的。國軍，特別是地方軍閥部隊，根本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嚴密的黨對軍隊的控制。雲南主政的頭面人物龍雲盧漢倒是加入國民黨，但並沒有要求滇軍所屬部下都加入國民黨，所以外公雖是國軍出身，但從來沒有加入過國民黨。這時又有了解外公底細的人提醒了，他是軍閥，革命群眾馬上又改口高喊;”打倒反動軍閥！”

就在文革發展越來越亂，外公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危險之際，50軍從東北開拔西南，入川支左了。50軍是外公的老部隊。50軍的前身是國軍60軍，1948年長春起義後改編為共軍50軍，外公是50軍149師第一任師長，而50軍入川後，派到外公所在樂山地區支左的恰好也是50軍149師，真是巧得不可思議。

50軍軍部就在成都的新玉沙街33號，原西南局辦公廳所在地，33號對面的新玉沙街1號院也住滿了50軍的人員。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號院，駐紮有50軍警衛連。有一次聽院子裡人和連里戰士聊天，戰士說，我們軍長（曾澤生）是中將，那老頭住北京，從來不管部隊的事，偶爾會到部隊來看看，與我們打打乒乓球。50軍的實權都在共軍出身的政委副軍長手裡，國軍出身的不太聽話的，政治上不可靠的，早都被踢出了部隊，剩下的都是老實聽話所謂政治上可靠的，而且都是副職。當時50軍里，除曾澤生外，60軍舊部中職位最高的是副軍長李佐。

李佐，雲南大理白族人，1913年出生，小外公5歲。台兒莊之戰時，是滇軍中有名的福將，他當時為張沖部一連長，守衛禹王山時，所帶連隊兩次全部被打光，就他一人毫髮無損。長春起義時，他為國軍60軍182師副師長。小舅聽外公講過，外公的部隊東北戰場上從海龍向吉林方向靠攏時，正好碰上來解除被共軍圍困在梅河口陳開文部的李佐部隊，兩個部隊匯合後一起趕去梅河口。到了梅河口，李佐乘坐裝甲車，往裡沖，但被共軍擋住進不去，要是進去了，不是當戰俘就是被打死。梅河口陳開文部被殲後，外公和李佐一起突破共軍的重重包圍和攔截回到吉林。當時60軍軍部發報員楊重是地下黨，發給外公的每一封電報他同時也給林彪發一份，外公與李佐部隊的行軍路線，共軍完全掌握，所以一路都被圍被堵，費了很大勁經過很多艱險才回到吉林。

開入樂山支左的50軍149師，師長為共軍出身的林長修，而跟隨外公起義的舊部還有一大批人在149師里，職務最高的是楊樹榮，當到副師長。楊抗戰期是滇軍一營長，宜昌戰役時腿受傷後，外公去看望他，他還掙扎着從床上爬起來給外公敬禮。文革中有個非常可笑的迎接老毛送芒果的事。毛把不知那個外國友人送他的芒果轉送給進駐北大清華的工宣隊，而工宣隊不敢獨享，就複製了很多芒果轉送到全國各地，各地都像古代迎接聖物那樣，隆重迎接毛送的芒果。楊樹榮作為樂山當地駐軍的代表，去迎接芒果到樂山，外公就是站在迎接芒果隊伍中，看到了久違的老部下楊樹榮，他當時手捧芒果，向迎接的群眾展示毛送的珍貴禮物。

按理說軍隊最講究輩份資歷了，來到老師長所在的樂山，應該來看望一下，見見面，這是最基本的軍人倫理，也是基本的人情，但是沒有一個人敢來看望外公。為什麼？因為怕沾上國軍反動歷史關係的邊。外公雖然當年帶領他們起義，轉業離開部隊以後也是在共產黨的地方政府里工作，但在當年文革中，外公與其他共產黨幹部都被打倒，他們哪敢來見外公。外公部下有一團長叫趙國章，50軍入川時為軍炮兵主任。文革後，小舅見到了趙的太太（趙已經過世），她對小舅說：“我們當年從成都去樂山療養，散步時經過你家附近，我們都知道那棟房子是你家，都會看看那棟房子。” 由此想起了彭德懷警衛員回憶錄中談過這樣一件事，彭德懷被貶到四川後，聽說當年的志願軍副司令他的副手鄧華也來四川工作了，就在某日夜晚，由警衛員陪着，來到鄧華家門口站了站，看看鄧華住的房子就走了。連彭德懷鄧華這樣的老革命共軍高級幹部，尚且都如此懼怕見面會相互牽連，外公的舊部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沒有舊部來看望外公，但149師的高層幹部都知道外公在樂山。外公家的保姆吳姨文革中到成都來，我聽她講過這樣一件事：文革中專署以及樂山市區大街貼有不少關於外公的大字報，有一天夜裡，149師的軍人上街把有關外公的大字報都撕掉了，還對造反派們解釋說，他的情況我們都了解，就不要再貼他的大字報了。149師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想想吧，關於外公的大字報批判揭露得最多的應該是外公的國軍歷史，而批判揭露這段歷史，必定牽涉當地執行支左任務149師的前身國軍60軍21師。比如批判外公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人們自然會問，你149師里那些國軍出身的領導幹部們，有沒有雙手沾滿解放軍鮮血啊？如果把外公抓來批鬥，要外公交代國軍時期反動歷史，外公一句話就可以把造反派回應過去：問問入川支左的50軍的李佐副軍長去吧！問問樂山支左的149師的楊樹榮副師長去吧。這樣的批鬥場面和結局149師的領導都會難堪，很不利於支左解放軍的威信。

造反派從此也知道了外公與149師的關係，對外公就比較客氣了。

小舅還回憶他曾聽外公講過這樣一件事。大約是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從外地來了幾個搞外調（外地調查）的造反派，找外公調查他的一個轉業到地方工作的老部下龍鵬騰。龍鵬騰長春起義前為外公的警衛連長，該連在從海龍向吉林轉移的過程中俘虜了一個共軍副團長。這個副團長當時化裝為國軍想來摸哨，被警衛連抓住，外公與李佐一起審問了副團長，最後發現破綻，他根本不是國軍而是共軍，就把他交由警衛連關押。但以後這個副團長在隨後的一次緊急轉移的混戰中被殺了。副團長是怎麼被殺的？誰殺的？當時就沒有搞清楚。來搞外調的造反派，明顯想把此事陷害到龍鵬騰身上，在外調面談時，硬逼着外公證明說是龍鵬騰殺的解放軍副團長。外公堅持說不是龍鵬騰殺的，因為當時很混亂不知道是誰殺的，外調造反派暴怒無比，幾乎要對外公動手了。好在當時陪同外公參加外調會的149師支左軍代表出面，才保護了外公，把那幾個外調的造反派勸說走了。如果當時樂山支左的部隊不是149師，在當時的情形，軍代表是否能夠比較認真地保護外公就很難說了。

文革中的批鬥非常殘酷。50軍第一任政委叫徐文烈，雲南宣威人，1909年出生，小外公1歲，紅軍長征路過雲南時加入紅軍。1948年國軍60軍長春起義後改編為共軍50軍後，派來改造國軍的一批共軍幹部就是以徐為首。徐當時以軍政委身份，絕對領導一切，整肅了不少外公的老部下，外公也受過他不少氣，對他印象很不好。文革開始時徐為總政副秘書長，以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因歷史脫黨問題被關押起來，受盡各種刑訊，1971年，被當時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定為“叛徒”，開除黨籍、軍籍，被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鄉後，被安置在距宣威縣城20公里的歌樂村。當地政府將購銷店房子讓出一間給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濕。風濕病已經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樓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張用木板鋪的單人床，一張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簡單的幾樣生活用品。黑暗潮濕的樓下只有一個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幾個供人坐的草墩。當時每月只發給他60元生活費，除治病外，所剩無幾。那時物資匱乏，每月僅供應2兩豬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飯糊口。林彪913事件後，一直要求平反冤案而不得，於1976年過世。

樂山文革中的批鬥與四川其它地方相比，非常殘酷，當時的代理地委書記寧道貴就是跳樓自殺的。網上資料這樣描述他的自殺：“5月29日，樂山召開萬人批判大會，對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原地委代理書記寧道貴進行連續的殘酷鬥爭後，寧無法再忍受殘酷的身心摧殘，於當晚在監禁處含冤自殺身亡。他在遺書中說：“我為什麼要死呢？我的腰、手都殘廢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完了，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勞動。因此，我才決定死的。”

外公在文革中，沒有被抄家，沒有被扣工資，沒有遭受太多的批鬥折磨之苦，這與後來運動主要整共產黨內有實權的當權派有關，與外公在普通幹部以及普通老百姓中有比較好的人緣有關，當然肯定也與149師作為支左部隊進駐樂山後，對他有所保護有關。外公的文革境遇，與50軍第一任政委老紅軍老共黨徐文烈的相比，與共產黨樂山地區的第一把手寧道貴的相比，真是萬幸萬幸！

（下篇：外公請李佐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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