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中卞仲耘的死

2014-01-13 來源：網絡作者：木蘭代父從軍

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難者。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當時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卞仲耘死後她要求醫院做屍體解剖，要醫生證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終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鄧榕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這本書裡，鄧榕寫到當年鄧小平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把日期提前了一個月。卞仲耘的家人發現，書中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皇家女子”學校最高負責人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無為縣人，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卞仲耘當時實際上是學校最高負責人。1966年6月，她被稱為所謂“黑幫頭子”並在會上被“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暴力毆打幾個小時後死於校中。被打死時，50歲的卞仲耘，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堯，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幹的女兒都就讀這所中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

被暴力活活打死經過

林莽，作為當日的目擊並身歷其境者，在《紀念卞仲耘殉難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簡直不敢相信的場面為，卞仲耘和其他校領導被游斗時，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們被迫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斗!我該死!”......

這些“走資派”的兩旁都有女紅衛兵押着，大多戴着“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還執著頭端釘着鐵釘的長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她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發出乾裂的聲響。反覆地打，被打者發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

女紅衛兵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軍靴的腳，照准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許多紅衛兵就涌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兇狠地用穿着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當年卞仲耘的學生。幾十年來她一直堅持從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個報導卞仲耘事件的人，發表過《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一文，記錄了卞仲耘遇難經過：

1966年8月5日下午2時左右卞仲耘開始被暴力批鬥，戴高帽，掛黑牌，游斗;在強迫勞動中，被亂棒橫掃，遍體鱗傷。她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里，當頭淋了屎尿。宿舍樓的白色牆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5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髒東西。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紅衛兵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暴曬於烈日下幾個小時直到晚上七點多，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後，卞仲耘終於被送進學校附近的郵電醫院。但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當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帶着孩子們趕到郵電醫院，看到的是卞仲耘遍布傷痕的屍體：頭上有個窟窿，血還在往外滲......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鄧榕被指是兇手之一

王友琴的回憶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

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最終，王晶堯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農工民主黨前主席章伯鈞死於文革，他的女兒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隱晦地暗示當日裡當場用腳狠踢其母校校長卞仲耘頭部的女學生，涉及到鄧家“三公主”，其還接受一家電視台的專欄採訪，為自己父親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對待鳴冤。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陸被禁的原因之一。

據王晶堯接受澳大利亞SBS電視台記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榕有份參與行兇。

鄧榕的書迴避重要歷史史實 篡改鄧去師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開會、貼大字報、學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6月6日，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成立，主席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澤東對劉、鄧等人派出工作組做法不滿，劉鄧失勢，工作組於7月30日撤離師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憶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鄧小平召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聽取匯報，並對他們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網文革資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論匯編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記載(鏈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鄧小平與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談話。

1966年6月28日，鄧小平對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指示。

1966年6月2日，鄧小平就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文化革命運動對三女兒鄧榕指示。

而中國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維基百科對鄧榕詞條介紹，只有鄧榕大學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的內容。廣西作者李夏首發在《北京之春》文章“‘公主黨’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當然不會記錄鄧榕的紅衛兵經歷，甚至不提她畢業於著名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大陸作者張鳳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內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案件，當時該校的紅衛兵頭頭一個叫宋彬彬，一個叫鄧榕，及劉少奇的一個女兒。

文革時的“聯動”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們都是“聯動”的骨幹。北京的大興縣，有325個“黑五類”和家屬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間被打死，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戶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聯動”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數字是1772人。

34年後，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1966年6月4日鄧小平接見駐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鏈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lLab/protect.jsp?bookID=3230&previousInfo=BookChapter&pageID=1053550)，而且書中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王友琴的回憶文章中也指出，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了當年鄧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的講話，但把日期提前了一個月，寫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馮敬蘭、劉進、葉維麗、宋彬彬、於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其中提到，北京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最早起來批鬥“黑幫”，但當父母被打倒後，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來改變命運，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鄧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鄧榕寫了一篇標題為“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猛烈批判和揭發鄧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縱“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內容和後來她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完全不一樣。

鄧榕在大字報里說，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制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因為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藉口要了解情況，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斗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斗同學的決心，也控制了群眾。在斗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斗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辯沒有參與打死校長

原北師大女附中66屆學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窮，時任中共東北局書記。

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飯店向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文章中稱，她被認為是“66.8.5”對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其自辯沒有參與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諒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應遲緩”。

宋彬彬還稱，卞仲耘被打死後，她和幾個人與學校的李松文老師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郵電醫院。李老師帶頭簽名，寫下了宋彬彬等6個學生的名字，醫院才敢開始“搶救”。

李夏指，宋彬彬沒有說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憶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開指控鄧榕，可以理解，誰不知鄧家權傾一時。

宋彬彬稱，80年代母校已經做過組織結論，她在學校文革中沒有打人和暴力行為。2007年，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要舉辦90周年校慶，並評選90名“榮譽校友”(知名校友)宋彬彬當選“榮譽校友”。此事在海內外迅速被熱炒為政治事件，引起眾多爭議。宋彬彬1980年代赴美國留學。後來一直在美國生活。

卞仲耘案至今未徹底昭雪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該事件由於其發生的時間、地點，施暴者的性別、年齡，特別是施暴者與被害人的(師生)關係，在當年就震驚京城。十年文革期間，關於卞仲耘的死，沒有任何報導和記載。在文革時代留下的關於革命的種種報告和“大事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當年參與打死卞仲耘的女紅衛兵們，沒有一個人受到刑事與民事責任的追訴，她們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示過懺悔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