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農民思想家的理論震怒了毛澤東

——紀念楊偉名(1922--1967.5.6)《當前形勢懷感》50周年、罹難44周年

楊國選

1962年，陝西戶縣農民楊偉名執筆起草，以三個農民黨員(另二人為大隊書記賈生財、大隊長趙振離)聯合署名的文章《當前形勢懷感》（又名“一葉知秋”，文章收錄在《陝西農業合作簡史》)問世，毛澤東十分震怒，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一葉知秋”，給他做了階級定性。今天，我們在《“大躍進”五十周年祭》之際，來緬懷和紀念這位驚動了中央、震怒了毛澤東的一介平民，重溫楊偉名的《當前形勢懷感》，縱觀20世紀50、60、70年代黨內和民間萬言書，以思想水平衡量，《當前形勢懷感》無疑是最具時代代表性和治國前瞻性的作品，它是治理“大躍進”給農村帶來的、已經是急重難緩災難的宏論與良策。

《當前形勢懷感》這篇文章，近萬宇，共分13節。一、前言；二、憶“撤退延安”，三、處方；四、腰帶；五、“改造”與“節制”；六、“恢復單幹”；七、“過”與“退”，八、“走後門”；九、市場管理，十、繁瑣的哲學；十一、雙程軌道；十二、提“建議”有感；十三、後記。

楊偉名在“前言”部分開宗明義地說：“參加農村基層工作，已八年有餘，俯首回顧，百感交集，尤其在當前困難形勢下，其所見所聞，勢如洶湧波濤，衝擊胸膛。每於激動之餘，口述筆道，常至情不自禁。這篇懷感，不是向上級領導‘報喜’，而是‘報憂’。但就目前形勢而言，‘報憂’重於‘報喜’。因之‘懷感’所及，似頗多‘苦口良藥’與‘逆耳之言’。這篇‘懷感’屬個人見解，或為‘一葉知秋，異地皆然’。或為‘坐井觀天’而流於管窺之謬。而其所道所說系實踐事實和親身體驗，真實程度，頗堪自信！”

“一葉知秋”，報的什麼“憂”呢？文中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用不着連篇累牘地再進行分析了。”

“一葉知秋”說：“五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共產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盛行，農村經濟瀕於破產，“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實！”矛頭直指好大喜功的極左路線和政策。

“一葉知秋”提出了怎麼辦？他說：“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卻是很容易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儘速地應用於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利伯維爾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以‘節制’代替‘改造’，農業方面採取‘集體’與‘單幹’聽憑群眾自願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幾年來，我們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並已收到效果，不過，遠未到位，應進一步就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方針作‘全面徹底’地‘調整’！直到克服困難為止。”

應該說，“一葉知秋”這一論述，是直接針對當時國家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整頓、鞏固、提高”八字方針。他用扎腰帶來比喻中國當時經濟的狀況。腰帶鬆了不行，過於緊了也不行，“過於緊了，倒會令人氣喘”。“目前我們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形勢，是否有氣喘的象徵？是否存在着渾身捆着腰帶，動彈不得的意味？如有之，只有解帶松腰才能氣和神安，只有腰間僅纏一帶其餘皆盡解，才能手動腳靈。”他直言不諱地說，無須擔憂國營經濟出問題．“國營經濟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業自由生產，農村包幹外的自由貿易則為人身的手足，無人身，手足無依附；無手足，人身失所能，兩者相依相成，關聯互賴。”

“一葉知秋”——楊偉名，這位基層幹部此時提出的宏論，完全符合20年後鄧小平提出的“放開搞活”。

楊偉名的論述，不是信口開河之後的結論，而是他對中國大勢有異常清醒的判斷。他在文中說：“我自己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這個既窮又白的薄弱基礎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為止，僅只六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任務，就真的完成了嗎？答覆是否定的。並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時間內，把一個具有六億人的落後的農業國家，建設成新民主主義的強大工業國家，無論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經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要當兩步走(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那麼如果說，我們第一步沒有走好，第二步怎麼可能走好呢？”“如果說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十年、三十年，由此看來，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顯然是拔苗助長，違反了客觀規律。”

楊偉名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期理論”，何等近似80年代中期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應該說，楊偉名這些所有觀察、判斷和政策選擇，都基於這一理論。

1958年的“大躍進”到1962年，顯然，中國的領導人對國情的認識頭腦發熱，政策出現了偏差，帶來了災難。社會發展形態顯然是“過”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過五里，退三里，猶過二里，退十里復又不及五里，終退五里實抵村境而止。想來我們目前嚴重困難產生的淵源是走‘過’五里路的問題，因之克服困難的根本辦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問題了。”

當然，退應有度，時政府“退五里”的“度”在哪裡呢？作者提出：“農業方面，按照集體、單幹，聽憑群眾自原的原則。這是養雞取蛋，有別於殺雞取蛋；這是釜底抽薪，有別於揚湯止沸；這是根本之道，有別於治標之法。這是我們要退的終點。”要像“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退到終點。他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已經患了‘併發症’，而‘糧食困難’、‘市場供應緊張’，並由此產生的‘走後門’、‘投機倒把’、‘盜竊事故’、‘逃荒遣返’，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聲一片’、‘不安心工作’，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誼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現象統屬於‘‘病之標’。”因此，他提出了開放一類物資(糧、棉、油)的利伯維爾場，用“價值法則”調整供需矛盾和刺激農民農副產品生產積極性和對中小型工商企業“用溫和的‘節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真正施行民主集中制。應該說這是楊偉名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國農民的政策主張。

楊偉名用“雙程軌道”開車來形象地說明上下之間的“民主集中制”關係，既形象又尤為精彩。“雙程軌道，車可對開，東來西往，互無妨礙。如雙軌交迭，則相與衝突而互為路障，甚或撞擊而兩車俱傷。再者，車之交替往來，如環之周而復始，循環無息，設無東來之車，西來之車可盡，無西往之車，東來之車可竭”。“廣大群眾的意志是通過‘集中’那條‘軌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經過加工整理，做出決議，又通過‘統一領導’的那條‘軌道’‘貫徹下去’。這個一‘上’一‘下’，有如兩套列車沿着各自軌道相對開而互無妨礙。當‘群眾意志’與‘現行政策’，哪怕是當時正在特別強調執行的政策發生矛盾時，必須保證‘群眾意志’儘快地向上‘集中’!從而讓‘現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時得到糾正。同時，‘現行政策’未經上級指示，不能任意改變，違犯‘統一領導’的原則，不然，‘現行政策’壓住‘群眾意志’，不能舒暢地向上‘集中’，‘群眾意志’頂住‘現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確及時地向下‘貫徹’，這就成為．‘雙軌重疊，兩車對開，中途相遇不避，兩撞俱傷了。’只有‘群眾意志’能夠廣泛、及時而正確地‘集中上去’，進而才能有及時的切合實際的政策‘貫徹下來’。只有這樣，才更能不斷地‘集中上去’，又不斷地‘貫徹下來’，那就形似‘對開之車，交替往來，如環之周而復始，迴轉不息。’進言之，‘群眾’的‘意志’如果‘停於下’，則作為制定國家政策的‘源泉’，就會‘竭於上’。故曰．‘無西車之來，東來之車可盡。無東來之車，西去之車可竭。’此為因果交應，互為淵源。”作者還進一步論述道，“我們是‘人民民主’的國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們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通過高度‘民意集中’體現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與‘集中’，兩者是互相關聯表里為一的，不能當成兩個對立的東西去看。”

沒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談“民主集中制”？這實際上是政治體制問題了。實際上，楊偉名的上論述，從實踐到理論，都非常客觀而沉着地批評了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置農民意志而不顧，置中國國情而不顧，制定方針政策嚴重脫離實際以至禍國殃民的現狀，並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

遺憾的是，這劑“苦口良藥”不僅沒有人喝，反而給楊偉名帶來了殺身之禍。

楊偉名將《當前形勢懷感》送到縣和地區，縣以上各級黨委收到三個中共黨員署名的《當前形勢懷感》後，開始曾給予積極的評價。1962年6月21日，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以《三個共產黨員來信》的形式刊登了楊偉名等人的文章摘要；6月28日，中央宣傳部的中宣部《宣教動態》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個共產黨員對當前一些經濟政策的一些意見》。7月，中宣部《宣教動態》第73期，又刊登“對三個共產黨員對當前形勢和經濟政策的一些意見作者的調查。”稱讚楊偉名愛學習，有一定文化水平。中共中央西北局辦公廳、中共西安市委和咸陽地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先後去信或接見楊偉名，認為“來信提到許多重要問題，均有研究價值”，中央西北局還打算調楊到西北局研究室工作。

中宣部的兩期《宣教動態》，自然會送到中共中央高層，送到毛澤東的案上，毛澤東看後卻震怒了。

1962年8月6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了“一葉知秋”，他說“《當前形勢懷感》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希望„„。”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趙伯平一直認為“包產到戶很可能是中國農民的創造”，因而對毛澤東的批評始終沒有表態。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的一次講話中問：“對戶縣三個黨員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當然，毛澤東的這些講話，便為《當前形勢懷感》做了階級定性。

8月16日，陝西省委辦公廳《人民來信來訪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當前形勢懷感》，送省委常委閱。省委副秘書長蔣錫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方傑、咸陽行署副專員杭尚增、戶縣縣委書記安生高，受命先後四次找楊偉名等三個署名黨員談話，批評文章中有“錯誤觀點”。

10月11日，19日，陝西省委先後兩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報告，說《當前形勢懷感》“是一個明目張胆的、比較系統的要求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綱領”，三個黨員的主張，“實質上是恢復資本主義道路。是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並決定把三個黨員的信作為反面教材，向全省農村黨員深入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傳部給省委的報告則說的更嚴厲，認為三個黨員的建議和主張，“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要求在黨內比較完整、系統的反映”，“集中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的觀點和主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恢復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

10月，結合貫徹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中共陝西省委辦公廳、省委宣傳部，咸陽行署和中共戶縣縣委的負責同志，四次找三個黨員談話，指出來信的“錯誤觀點”；接着，中共陝西省委將《三個共產黨員來信》，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在全省展開批判。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十分憤慨地給楊偉名等做了階級定性，10月29日，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在省委三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戶縣三個黨員甚至要求我們以‘主動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單幹。這些觀點是十分荒謬的、十分反動的。”

楊偉名從此便遭受批判，在被迫作檢查，但他仍然堅持：“說我提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這種唯實不唯上的錚錚鐵骨，難能可貴。

1962年12月1日，中共戶縣縣委監察委員會鑑於楊偉名等三名黨員“是向黨的上級組織反映意見，沒有實際行動”，經縣委同意“黨內不給紀律處分”。1963年1月，中共咸陽地委監察委員會和中共陝西省委監察委員會，先後同意戶縣縣委監察委員會“不給紀律處分”的決定，但又定性為“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此後，楊、賈、趙三人均不再擔任大隊領導職務，楊回家參加生產勞動。

從此，一人之口，封萬人之心，終釀悲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反派誣篾楊偉名“反黨反社會主義”，對楊無休止地輪番批鬥，他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時刻關注天下大事的楊偉名明顯少言寡語了，“他常很長時間一個人出神。”楊家生活還是不好過，可家庭氣氛越來越好了。劉淑貞是個識大體的女人，小事上有時糊塗，大事上卻從不糊塗；她反對楊偉名再寫文章，“農民麼，種好地就行了，招事惹是非幹啥？”等到楊偉名成了批鬥對象，她便是站在楊偉名這一邊。

楊偉名正在迷茫、苦悶的時候，一個比他小20歲的年輕人闖入了他痛苦的精神世界。

這個年輕人叫劉景華，時為西安冶金建築工程學院學生，在所謂的“西安地區大專院校文革統一指揮部”下屬的“劉瀾濤專案調查團”，他看到了《當前形勢懷感》，認識了楊偉名。 1967年10月末的一個黃昏，劉景華走進楊家慕名拜訪楊偉名。

當時楊偉名一臉驚訝，他想不到西安會有這樣的學生。那天晚上，劉景華沒走，便和楊偉名一直談到了天亮。很快楊偉名和劉景華確實都視對方為知己，成了忘年交。在隨後的幾個月，他們通過書信坦誠地交流了思想和對時局的看法。“中共中央文件，開頭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閱’，是毛主席大，還是中共中央大？”“一個黨沒有章法，這個黨怎麼樣領導它的成員？還怎麼能夠成為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毛澤東也是人，他也是農民出身。”交流愈深，劉景華愈為楊偉名的思想所折服。終於，他挺身而出了。

一夜之間，劉景華在西安貼出了幾十張大字報，表示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一夜之間，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在抄劉景華家的時候，有人發現了楊偉名的反動“信件”，認定“大魚露頭了”。

1968年5月，戶縣城內開始貼滿揭批“楊、劉反革命集團”的大字報，《當前形勢懷感》作為“黑材料”再次廣為人知，楊偉名連續幾天被批，受到非人凌辱和毒打；今天又是西安來戶縣的學生造反派和戶縣的造反派聯合，在縣城西街城關公社大院聯合召開批鬥大會，要楊偉名交代“楊、劉反革命集團”的綱領，根本不讓楊偉名解釋，稍有回答不如意就是拳腳交加，遭受毒打，造反派公開說劉景華被判死刑，你不交代也只會死路一條。楊偉名深感自己將會大禍臨頭。

5月5日，楊偉名拖着疲憊的身體，冒雨從批鬥會場回到家裡。以前開批鬥會回來，即使再累，他也總是說一說批鬥會上的情況。那天他沒有，晚飯也只吃了恨少一點。晚上，雨還是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已經是下夜了，妻子劉淑貞燒好了熱水，楊偉名、劉淑貞雙雙洗淨了身體，雙雙換上了乾淨衣服，雙雙服毒自殺了„„

楊偉名的兒子楊新民和兩個女兒迷迷糊糊聽見父親、母親屋裡傳出了呻吟聲，兩個姐姐破門而入，屋裡此時瀰漫着濃烈的劇毒農藥氣味„„

在那個風雨之夜，楊偉名和劉淑貞夫妻倆說了什麼，已經不得而知，但有一點事可以肯定的，“楊、劉反革命集團”，確實駭人聽聞，毒打迫害，他確實承受不起那不堪忍的受百般侮辱和折磨，只得出此了結人生之策，一了百了；他們夫妻倆雙雙潔身更衣之後，才離別本來應該屬於他們享受的人世，無疑是讓人們證明他們是清白的、高尚的。

楊偉名夫婦走了，沒有遺言，更沒有顯眼的財產，只有留給兒子的一份賬單：欠西街某某錢款多少，欠羌寨某某親友糧食多少，曲抱村某某欠他包穀多少。叮嚀弟弟，望念手足之情，照顧民民（兒子），如能讓他學個木匠手藝，也好將來謀生。

5月7日，天下着大雨。楊偉名的弟弟在西安還不知情，兒子楊新民只得欠款180元，在賈生財和趙振離和鄉親們的幫助下，從藍田商人手裡購買了兩副枯木白板棺材，草草收葬了父母的遺體，裝上牛拉的大車，天哭人哭，在一片哭聲中，將父母的遺體掩埋在了遠離縣城的澇河西側的高台地上。然而，一些人竟然打出“楊偉名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該萬死！”的大標語，更使人悲憤不已。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開始清理冤假錯案，楊偉名案引起了各級關注。1979年6月19日，中共戶縣縣委組織部發出《關於給楊偉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為楊偉名洗清了罪名，恢復了名譽。新編《戶縣誌》和《陝西省農業合作簡史》，都輯入了楊偉名等三個共產黨員署名的《當前形勢懷感》(又名《一葉知秋》)。

1998年7月31日。《中國經濟時報》重新刊登了《當前形勢懷感》，並配發了歷史學家雷頤先生的文章《令人震撼的〈一葉知秋〉》，言：“文章理論水平之高，對當前形勢分析判斷之透徹，所開‘處方’之準確，讀後令人震驚。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是真正稱得上‘光輝’的文獻之一„„在當代思想史上，這份文獻應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對市場經濟理解、闡述深刻生動，對社會主義‘階段性’論述的精闢和‘先見’，都令人嘆止„„楊偉名作為‘思想家’是當之無愧的。”

為了弘揚楊偉名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精神，2002年，戶縣成立楊偉名思想研究會，編印了《楊偉名文存》，省內外專家、學者紛紛發表論文，盛讚楊對我國城鄉經濟改革和社會主義階段性論述的遠見卓識。

2002年7月，戶縣圖書館更名為楊偉名圖書館。

楊偉名生於1922年，陝西戶縣人。幼時讀過三年私塾，後因家貧輟學。曾參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2月入黨，1949年5月任職副鄉長，當年冬天自行脫黨回鄉，1957年重新入黨，任生產大隊會計。他生在戶縣澇河畔，死後也埋在澇河畔，1979年，這位敢於為戶縣乃至中國農民吶喊的楊偉名得到平反昭雪。然而，楊偉名在天之靈，也許不甚瞑目，他生前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後求一抔黃土而不可得。他的墳墓也經被一家化學添加劑廠所覆蓋，着實令人悵惘！

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簡單集合，他似如一桶水與糧食發酵後釀出的一杯酒，似如眾多礦石冶煉出的一塊鋼坯。顧准如是，楊偉名如是。我們在楊偉名含冤逝去40周年之際紀念他，戶縣也大膽破除以往以錢勢、權勢、名勢命名圖書館者有之的慣例，而用一介平民楊偉名的名字命名縣圖書館，以向世人備案，也許是楊偉名的價值正在為人們所認識，讓楊偉名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吧！